〔摘要〕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现象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平等机制的对比研究中, 逐渐形成分层研究的制度主义范式。本文着重评述了制度主义范式中的中国分层研究, 提出与制度主义范式有关的路径依赖、改革的动力机制等问题。

〔关键词〕　社会不平等; 社会分层; 制度主义范式; 中国

  　  社会分层研究就是研究者根据其理论视角, 用一套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其目的是为了考察社会不平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现象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平等机制的对比研究中, 逐渐形成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本文介绍了制度主义范式及其主要特征,着重评述了在制度主义范式内, 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成果。

一、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层

        社会不平等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从原始的石器时代到复杂的“后工业社会”, 不平等总是一直存在着, 尽管其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变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即“社会分层”研究。在社会分层研究史上, 就社会分层的原因, 一直存在着功能论和冲突论之争。功能论者认为,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要维持它的存在和发展, 必须满足其基本的功能需求。社会分层是由社会需求产生出来的, 凭借它, 社会可以确保最重要的职位由最合格的人来承担。因此, 功能论者往往以个人能力的差异和劳动分工对于效率的必要性来考察社会不平等, 认为社会不平等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合理的。与此相反, 冲突论者则认为, 社会是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的斗争舞台, 社会不平等是人们斗争的结果, 他们往往关注统治和剥削, 关注权力的强制基础, 关注不平等的分配制度。

        在社会不平等的本质问题上, 分层研究也存在着两种理论取向, 一种是关系论, 另一种是等级论。关系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实质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 它承认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不等量分配, 但认为这种不等量分配的实质是人在关系结构中位置的强弱, 它注重关系的性质而不看重资源分配数量上的差别。与关系论者不同, 等级论者认为, 社会不平等的本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均等分配, 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 只是拥有资源数量的多少不同而已。在等级论者眼里, 社会分层是垂直式的, 可以按拥有资源量的多少来进行从上到下的排列。因此, 等级论者往往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外在特征。

        其实, 社会分层研究就是研究者根据其理论视角, 用一套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其目的是为了考察社会不平等。无论视社会阶层为客观的社会存在还是一种主观的区分, 其背后反映的均是研究者不同的视角取向。不管是功能论或冲突论, 还是关系论和等级论, 本身无所谓对与错, 只是研究者对不平等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视角选择的结果, 映射的是研究者不同的兴趣取向。所谓社会不平等, 就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均等分配。社会资源指的是满足社会成员欲求的客体, 它对社会成员是有价值的, 且是稀缺的。根据社会资源所具有的不同性质, 可将其分为物质性资源, 如财产、收入; 关系性资源, 如权力、声望以及个人或组织所处其中的关系网络等; 文化性资源, 如文凭以及各种技能证书等; 按此理解, 社会分层研究, 就是考察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问题, 即伦斯基提出的“谁得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得到”的问题。在影响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因素上, 一些研究者强调个人条件的差异, 另一些研究者则着重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此, 可以将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取向粗略地划分为两种范式: 个人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

        (一) 个人主义范式

        个人主义范式往往从个人条件来考察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条件的差异。这些个人条件包括个体的心理素质(如有无成就动机) 、智商高低、受教育水平及家庭出身等。在分层研究中, 这一范式以布劳- 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为代表, 在美国较为流行。

        (二) 结构主义范式

        如前所述, 结构主义范式是在对地位获得模型的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当然,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史中, 我们不难找到其理论源头。这一范式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结构性因素对社会资源获得的影响。它并不否认个人特质的差异对资源获取的影响, 仍然以职业或收入作为分层的标准, 但认为, 在经济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性要素, 这些结构性要素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制度主义范式及其主要特征

        无论是个人主义范式还是结构主义范式, 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不平等现象时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时, 一些研究者认识到, 无论是个人主义范式还是结构主义范式, 在探讨不平等现象和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时都忽略了其具体的制度环境。尽管个人条件的差异和结构性因素都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源获得产生了影响, 但必须把它放入具体的制度环境中, 才能深入地考察不平等现象。事实上, 在学术界对不平等的研究中, 存在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传统。但二者都认为, 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与经济的整合原则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市场中的竞争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 而消除不平等的途径则是用再分配的经济整合原则取代市场的经济整合原则”〔1〕。而“自由主义的观点则恰好相反, 不平等的根源或是在于市场的不完备, 或是在于经济中的再分配整合原则, 消除不平等的出路是充分的市场竞争”〔2〕。但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现象逐步深化的研究中, 尤其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中, 一些社会学家突破了这两种传统的局限, 慢慢认识到不平等现象与经济的整合原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而经济整合原则背后的制度环境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所在。不能抽象地谈论市场与平等或再分配与不平等的关系, 而应该在经验的层面上具体考虑经济体制在其中运作的制度环境。用一句话来概括: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 不同的经济整合原则对不平等机制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正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不平等机制的对比研究中, 逐渐形成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这一范式沿袭了分层研究中的冲突论立场, 具有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倾向。其基本的假设是, 经济机制嵌入于制度背景之中。主要特征如下:

        (一) 制度主义范式认为, 个人的社会行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 但面对制度性的约束因素, 社会成员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会在制度范围内或某些制度边缘, 采用某些非正式的运作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这不同于结构主义范式, 将个人视作外部结构性因素的玩物。

        (二) 制度主义范式往往在具体的、经验的层次上考察不平等问题。它不是抽象地谈论个人条件的差异或结构性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而是把不平等现象放入到具体的制度环境中, 考察不平等的形成机制, 因此, 它对“过程”较为敏感。

        (三) 制度主义范式持的是一种综合论的视角。它往往关注制度安排和演进背后的政治逻辑、权力的作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各种组织变量、社会文化力量、地方利益、路径依赖等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三、制度主义范式下的中国分层研究

        在本节中, 我们着重评述在制度主义范式下, 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成果。考虑到维克托·尼的“市场转型论”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影响, 我们粗略地分三个时期来介绍。这三个时期为早期的社会分层研究, 围绕市场转型论的争论以及近几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 早期的社会分层研究

       早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位制”和分层的制度结构等方面, 较少考虑市场改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早在1986 年, 安德鲁·沃德就从权威结构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单位现象, 提出了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包括三个命题: 1. 工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在单位占有和使用经济资源的条件下, 由于商品市场的不发达, 许多生活消费品以及重要的物资福利都是通过单位组织分配给员工及其家庭, 这造成了工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2. 国家依靠单位组织进行再分配。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其资源是通过国家的计划, 集中统一地进行分配。3. 政党依靠单位组织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在国家社会主义中, 统治的手段是通过各级组织, 特别是工作单位, 对人进行政治控制。后来, 沃德又在此理论的基础上, 考察了单位地位的分化问题。沃德认为, 由于公有制下产权的模糊性, 而单位又没有明确地被赋予产权, 单位的分化并不是由盈利能力来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其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 上级主管部门地位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所属单位地位的高低。

        林南和边燕杰在《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一文中指出,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 作为社会分层地位的指标不应该用资本主义国家中常用的职业, 而应该用社会成员所属的“单位”, 单位地位的高低反映了单位成员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同。因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中, 资源是通过单位组织, 按企、事业的各系统进行分配的。享有和使用资源的主体是科层组织, 而不是个人。单位地位的分化则表明了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工资待遇、福利、向上流动的机会等) 的分化。因此,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分层研究, 应注重研究单位地位。

        李强在考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层时, 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中意识形态对分层机制产生的影响, 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双重分层说。在他看来, “政治分层就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 政治身份, 政治立场, 政治观点, 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3〕。“一方面,它与客观的政治权力有关, 但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它是与主观的意识形态有关”〔4〕。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以政治分层为主, 那时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 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 甚至存在严重的政治歧视。而改革以来,则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

        周雪光等利用北京和上海居民的生活资料, 撰写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分层动力机制: 中国城市案例, 1949 —1993》一文, 强调国家和政治机制对国家社会主义分层研究的重要性。周雪光等认为,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 政治过程, 尤其是国家政策的改变, 对个人生活机会的影响极为显著。而且国家政策变化能直接改变机会结构, 结构位置的地位, 以及改变政治和人力资本的本性和价值”。〔5〕

        李路路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结构》一文中, 对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分层机制的制度结构做了充分的探讨。李路路指出, “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是按照特定的制度规则有差异地进行的, 因而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 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体系。这里特定的制度体系, 主要是‘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不同社会地位”。〔6〕

        (二) 围绕“市场转型论”的争论

        自1989 年维克托·尼的《市场转型论: 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过渡》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以来,针对“市场转型论”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争论。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市场转型论”的内容。维克托·尼在撒列尼的研究基础上认为, 市场化改革意味着经济的整合原则是由再分配向市场的改变, 随之是权力结构的转变。由此, 他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 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 与之相联系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他提出了三个论题十个假设。

        论题1 , 市场权力论题。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 即权力从再分配官僚转移到从事市场交换的直接生产者一方。

        论题2 , 市场刺激论题。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 报酬与个人的功绩将直接挂钩, 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上升, 权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下降。

        论题3 , 市场机会论题。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预示着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构的转变, 市场提供了社会经济地位改变的另一条通道, 企业家将成为新的社会精英。

        从维克托·尼的理论假设和三大论题中可以看出, 他的市场转型论是一种理想型, 从理论假设到具体论题之间逻辑上存在着同义反复的问题。他认为转型的这个“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 与此相对应, 社会分层的机制也必然会趋同于市场经济下的分层机制。其实, 这是一种脱离中国改革实际的主观判断, 他的结论已包含在假设之中了。严格地说, 市场转型论遵循的是现代化- 功能主义的内在逻辑, 认为技术- 理性的功能要求必然产生一种与资本主义趋同的分层机制。其重大意义是引导后来的研究者关注市场转型这一制度变迁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而后来的一系列争论则忽视了它潜在的理论假设,集中于市场转型是否会降低对权力资本的经济回报的问题上, 即精英是替代的还是再生产的争论。

        最先对市场转型论公开置疑的是罗纳·塔斯。他基于匈牙利的经验, 指出匈牙利在共产党解体后, 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经济。如果市场转型论是正确的, 为什么解体后的共产党干部在私有化过程中仍保持优势呢? 罗纳·塔斯认为, 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 再分配权力发生了两次变形, 一次是将权力转化成了社会网络资源, 然后将社会网络资源转化为私有财产, 由此形成了他的权力变形论。

        匈牙利的市场转型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突变, 整个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一下子倒转了过来, 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一夜间土崩瓦解。那么在推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边燕杰和约翰·罗根利用收集的1978 -1993 年间的居民收入变化的资料, 提出了权力维续说。他们认为, 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制度没发生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 一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未受到动摇, 二是城市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 政治权力之所以得到维续, 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崛起成长的, 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优先获得市场体制的实惠。实际上, 边燕杰和罗斯的权力维续说已触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转型, 转向哪种“型”? 也就是说, 中国的制度演进是如维克托·尼所说的单一纳什均衡, 还是存在多重均衡的问题。边燕杰和罗斯注意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外部制度环境问题, 这种市场并不是自发建立的, 而是在国家和政府主导下建构的, 建构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 但也存在着如何分配蛋糕的问题。在他们看来, 由于统治精英的统治地位未变, 在如何分配蛋糕的博弈中, 自然是有权者优先。

        罗纳·塔斯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 将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改革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侵蚀”阶段, 另一个是“转型”阶段。侵蚀阶段是由关注自我利益的人从下层发起的; 而转型阶段是由上层发起的, 以明确的建立市场经济为目的, 通过强有力的立法行动来实现的。他认为, 精英替代适用于侵蚀阶段, 而精英再生产适用于转型阶段。这种理论基本解决了东欧国家有关精英研究理论上的争论, 但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呢? 中国学者宋时歌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方法研究中心在1996 年进行的全国调查问卷, 提出了“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 认为也应该分阶段地来研究市场转型中精英地位变迁问题。在市场改革的早期, 干部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优势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来, 是“因为受自身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影响而迟迟不肯迈出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从而导致在改革早期的市场中一段短暂的干部权力空白, 这段空白的出现使得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得以脱颖而出”〔7〕。而一旦他们可以在市场改革中获利, 他们就会转而支持改革, 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转换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因此, 与市场转型论得出的结论相反, 宋时歌认为, “中国的市场改革不但没有减少再分配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反而通过一种复杂的转换机制, 将原本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内部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严格约束的, 有限的不平等, 转换成为自由市场条件下的, 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不平等”〔8〕。

        白威廉和麦谊生则更大胆地提出,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出现了政治市场。并且认为, 注重经济、政治二元市场的结构和互动规则, 是解开市场转型论争论的关键。政治市场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工人与干部的关系,二是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 三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由于这些政治市场关系影响着资源的分配, 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作过程, 所以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将不会贬值, 政治权力在经济回报上将会持续保持优势。实际上, 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理论提出了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 权力位置上的优势如何转换为经济地位上的优势这一转换机制问题, 而不论他们使用的是“政治市场”还是其他的概念。他们注意到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以及转型经济的具体运作过程。由于受各种制度性的约束和资源获取方面的依赖, 这种转型经济中的自然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存在着对干部, 对组织单位等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 国家的各级政府不仅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者和合同执行的监督者, 而且有自己的利益需求, 它不仅是裁判, 而且是球员, 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沃德的“政府即厂商”理论有较详细的论述（注1）) 。这样的一种经济运作过程自然为有权者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在《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一文中, 林南以天津市大邱庄为例, 考察了传统的社会文化力量——家庭网络对市场转型的影响。指出政治权力结构并不一定会随着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反而能依赖亲属网络很好地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相融共存。家族网络的维续性特征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维续。在大邱庄内部的资源分配上, 机会结构和报酬结构的不均等分布正是通过亲属网络进行的。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 此文的重要意义是指出了在研究市场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时, 不仅要关注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 而且要关注地域性因素、社会文化力量对不平等形成的影响。

        (三) 近年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的类型和性质、市场改革的机制和阶段性, 以及市场改革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等方面, 即更加关注宏观的制度环境和阶级关系的演变。

        维克托·尼总结了市场转型论争论的理论成果, 克服了他的前期理论的理想化倾向, 提出了“局部改革论”。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局部改革, 是一个相互冲突的制度体系变更的过程, 它会扭曲向市场经济过渡带来的平等化效应。与这个过程相联系的经济类型是“混合型经济”,而不是他早先理想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时,他又认为, 这种混合经济的整合原则仍然是再分配。实际上, 他的这种局部改革论已经推翻了其市场转型论。

        1996 年, 沃德发表了《经济转轨中的市场与不平等:走向可检验的理论》一文。沃德认为, “市场”是一个界定不清的概念,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类型, 不能主观推断说必有某一分层机制和分层体系与某种市场经济相适应。市场与不平等未必有必然的联系, “向市场分配转移本身与权力和收入分配并无内在的联系”。〔9〕因此, 他提倡要进行切实的经验研究, 尤其是产权制度的安排和路径依赖两个问题。

        瓦尔德认为, 中国的市场改革实际上是一种产权改革, 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各级代理机构和公有化企业之间转让和确定产权, 而不是产权向私人转让。政府实际上保留了对企业的各种主导控制权, 从而扭曲了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效果, 这种产权的改变过程给了官员将权力优势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机会。同时, 他还注意到, 在这种变革的过程中, 干部精英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的一部分拥有政治资本而缺乏文化资本者, 其优势在逐步瓦解, 而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则日益主导着市场改革的实际过程,并从中受益。

        周雪光则延续他以前的理论思路, 在200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 考察中国的市场改革必须注意政治利益, 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运作过程与政治利益密不可分。尽管市场力量削弱了再分配机制, 看似削弱了干部的优势地位, 但政治利益和政治体系则可以通过建立、实施和改变制度安排而影响市场的扩张。〔10〕

        孙立平等则从中国制度变迁的实际出发, 提出了“变通论”。认为中国市场改革的独特机制是“变通”。“变通,实际上是一种正式机构按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运作。进行变通的主体都是在制度中拥有合法地位的正式机构, 或者是地方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中的有关部门, 或者是延伸着政权的社会控制和管理功能的企业以及其他单位”。〔11〕具体的变通方式有: 重新定义政策概念边界; 调整制度安排的组合结构; 利用制度约束的空白点; 打政策的擦边球等。这种变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对原制度的似是而非全是。实际上, 这种变通机制的背后是变通主体的利益诉求。至此, 孙立平等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市场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 这种机制的提出, 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来看, 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出了在再分配体制内处于再分配位置的部门和个人如何转化并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通过这种变通的机制, 原来的赢家仍是赢家。在此基础上, 孙立平又考察了市场改革中新一代精英的形成过程。〔12〕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即第一阶段的“双轨制”和“官倒”, 第二阶段的“第三梯队”再回权力中心和第三阶段的“下海”与“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再结合。通过这三个阶段,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的改革中, 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这个集团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孙立平甚至担心他们会影响并主导下一步的制度变迁的方向, 对中国的社会不平等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边燕杰和张展新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市场化与收入分配》中, 认为在市场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上, 要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论点, 必须准确地透视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他们认为, “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两条主线。第一, 市场化是多维的, 即不同的市场形态以不同的速率发育; 第二, 伴随着市场化, 政府经济职能发生转变, 从直接的行政协调为主转向间接干预为主”。〔13〕在这种市场化的过程中, 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 干部的权力和收入优势与国家再分配的相关性显著下降, 尽管干部的权力基础仍然来自于对国有组织的控制权。“但他们的收入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控制的组织的性质、地位以及派生的盈利能力,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取决于他们的行政级别, 他们在国家再分配等级体系中的地位”。〔14〕

        在市场化逐步深入的同时, 阶级关系的演变如何呢?李路路在1998 年发表了《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一文。在该文中, 他试图通过分析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 来探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规律。“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指的是不同阶级成员在阶层结构中流动的相对机会分布。李路路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过程, 但是, 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的制度性因素, 决定了阶级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 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15〕

四、与制度主义范式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制度主义范式并不是与个人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相对立的, 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对这两种范式的深化和发展。它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个人主义范式下还是在结构主义范式下进一步研究社会分层问题, 考察不平等现象, 探讨影响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因素, 都必须放在更具体的制度环境中去展开。同时,这种范式也提醒我们, 它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现象时也有着用武之地。

        (二) 路径依赖。这也是沃德近年来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原意指的是“制度演进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 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16〕而要想摆脱这种状态则十分困难, 往往要依靠外部力量或外生变量的影响。“路径依赖的深层因素实际上是利益因素: 一种制度形成以后总会产生一批该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 这一集团会反对彻底偏离该制度的变迁, 他们对现有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这样, 制度变迁很容易演变为对现有制度的修修补补。”〔17〕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未受到动摇的前提下, 在国家主导下建构的, 路径依赖问题就更为突出。在瓦尔德对产权制度变革的研究以及孙立平的“变通”机制研究中, 都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同时, 由于中国的地域性差异较大, 各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往往也不尽相同,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产权安排的多样性。正如沃德指出的那样, 产权的不同安排, 不一定会影响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 但会影响到哪些人可以谋取经济剩余, 用什么方式谋取等, 因此, 很难提出一种适合全国范围的分层机制。要进一步研究市场与不平等的关系, 必须结合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因素, 考虑路径依赖问题。

        (三) 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无论中国经济的类型或性质如何, 市场改革有无阶段性或具体机制是什么, 要准确透析劳动报酬和经济剩余的分配问题, 必须弄清楚市场改革背后的动力机制, 是哪些利益主体的哪些利益需求在推动着改革的进程, 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国家或政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模糊且易使研究误入歧途的概念。有的学者提议在分层研究中应引入利益集团的概念, 但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单一社会力量主导的, 还是各种社会力量分阶段地都参与了进来, 共同博弈。若是后者, 哪一股社会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弄清了这个问题, 谁输谁赢以及为何输, 怎样赢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注释：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承担的课题“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与边缘群体研究”的子课题“中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 李路路教授提出了宝贵的参考意见, 在此表示感谢。

注1：安德鲁·沃德: 《作为工业厂商的地方政府》。《美国社会学评论》1995 年第2 期。在该文中, 沃德认为, 在中国, 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力较高, 而中央的财政改革又澄清了地方政府对它们管理的财产的产权, 其预算盈余与地方企业、厂家的财务绩效直接挂钩。这种激励机制激励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 甚至与厂商组成了合作等级体系。政府通过参与市场和权力运作, 为政府机构和官员直接获得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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