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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敏 价值观多元开放时代的社会共同性追求  
  作者:杨敏    发布时间:2008-12-0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价值观多元开放时代的社会共同性追求[[1]] 

——体制改革30年来公众价值观变化的社会学思考 

   

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   ]  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仍在经历更为深刻的变化,多种复杂的趋向形成了彼此牵动和相互推助之势。社会日益开放多元的时代,也是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方面的歧异日益显化的时期,因之更需要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来增进社会共同性,而观念和价值观的共同性有着深远的意义,关系到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赖以存在和维系的根基。也因如此,文化价值观所产生的无形资源及其对于社会共同性的特殊意义,有待我们给予更多的探查和研究。 

[  ]  体制改革;文化价值观;社会共同性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体制改革3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一些的沉重代价。在可以预见到的一个时期中,我们仍会继续面对更为多元开放的社会格局,这种现实情势迫使我们对社会和谐的深层根基作进一步的探究,这就使得“我们时代的社会共同性”成为了一个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然而直到目前,我们对于文化价值观所可能产生的无形资源及其巨大力量,仍然所知有限。这意味着,如何创造和运用这种柔性力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的问题。 

一、体制改革以来公众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公众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越来越令人关注。譬如,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与价值观的去传统化和去地方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的持续加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主体的差异化民生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权威的扩散“下行”和价值判断的非均衡性,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对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复杂影响,等等。这些变化汇成了我国公众价值观领域的一些重要的趋势。 

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与价值观的去传统化和去地方化趋势。3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不断从计划经济向经济市场转变,目前仍保持快速的经济市场化趋势。根据《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分析,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增强,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等主要指标都显示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对外贸易自由度和经济开放度的显著提升和增强。报告认为,中国从总体上看已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2]与此相应的是,我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以往的计划指令为主转变为了以市场调节为主,市场调节机制对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形成了影响。 

在社会行为方式、秩序及规范体系以及文化价值观方面,也出现了带有普遍性的“去传统化”现象。一方面,竞争原则取代了互惠原则,造成了义利关系的倾斜。传统上,我国有较深厚的习俗经济基础,在人们的内心,功利性的目标必须符合基本的互惠原则,利益与道义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寓利于义、以义取利、义利相合,利己也应当利人,在满足自己的同时也要惠顾他人。这也形成了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调节机制,以及以教化和礼治来维系的社会秩序基础。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变,传统的互惠原则和义利理念已难以为继,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和秩序基础也因之发生了动摇,人们的个性特征和价值取向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普遍流行,对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的追求,以交换方式表达自我的感情、理性和智性,通过计算和谋划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等等,造成了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之间关系的颠倒,使社会生活中的人性内容和崇高价值不断受到挤压和排斥。“现代性使手段变成了目的,造就了现代人注重效率、理性、自我利益的人格特征以及都市生活中四种相互关联的文化形式:理智性强、精于计算、厌倦享乐、人情淡漠”[3]。在我们的生活中,西方学者对现代人的这类批判性描述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相互推涌下,出现了明显的“去地方化”过程。吉登斯力图展示全球化带来的一种景观——空间和时间对行动实践过程的制约机制的变化,在他看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4]。一方面,微弱的“蝴蝶效应”有可能与相隔遥远的过程形成牵连;另一方面,近在咫尺的事件却未必对我们的生活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去地方化现象导致了各种复杂反应,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加大了对本土文化的排斥,各种文化传统也日益退守边缘,这一过程不断侵蚀了传统所依赖的地方土壤,也削弱了传统在地域性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力量。当个人和群体摆脱了以往无处不在的相互“注视”,从传统的监控下得到了“解放”,“反传统”行为也成为了常态的和正当的,从而加速了传统的衰败。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也激起了另外一种反应——本土文化不断激发了多样性的诉求,通过复兴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培育不同的初级社群纽带(血缘、亲缘、家庭、宗族等)来引导局部的社会认同。这种情势更加推动了传统的离散,使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竞争和冲突进一步明晰甚至激化,再度剥离了主流传统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与价值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在30年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社会流动是一个贯穿性趋势。从目前看,我国仍处于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地域空间流动时期。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在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5]。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是流动人口的巨大蓄水池。近期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在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为2亿人[6]。研究表明,农民外出近年来出现了向“迁徙式”转变的新迹象。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增大,农民打工的兼业性减弱,外出务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比例不断上升。[7] 

社会分化的持续带推了职业分化的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近期资料显示,2003-2006年中国各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化继续表现出一种长期走势,即传统行业从业人员的下降与新兴行业(如科技、教育、服务管理等)从业人员的增长。如果将近年来的《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行业分类的增设或细化。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比,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数据》出现的第三产业新增行业分类有:软件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环境和公共设施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社会保障和服务业、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这种统计变动表现的行业分类变动,是对社会分化和职业分化的实际状况的一种反映和描述 

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分化。在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特别是经济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利益群体(如私人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失地农民群体、失业职工群体、失房居民群体,城市中的业主群体,垄断行业中的利益群体等)。在这些新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不同占有,又形成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差距。一些统计数据和资料表明,我国的不同群体在收入分配、财产分布、教育机会、公共卫生、社会保障、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也意味着,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化和多元化趋势也会继续凸显。 

政治支持力量的结构性变化与公众价值判断的分歧当代政治生活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调整,特别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面临着根本的转变。传统上,战争和领土威胁是国家政治面对的主要危险,这也决定了对强制性硬实力的运用能力,成为了国家主权和政治尊严的一个重要象征。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象,促使许多国家和政府重新寻求权力和权威的合法性来源。通过“软实力”来塑造权力和权威的合法性,逐渐成为了政治生活领域的普遍选择。而以强制性手段为基础的治辖和管制行为,也进一步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力量的挤压,公共权力越来越倾向于以责任形象和道义形象,使自己更加“柔化”而具有亲和力。这种情势对新兴国家的一体化政治格局造成的影响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重要变化为传统政治的重塑添加了更多的复杂因素。如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以及资本集中化和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和制造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持续下跌,第三产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的增加等等,在社会生产的核心部门或主流行业中,形成了教育程度高、薪酬丰厚的新阶层,而在边缘化和次要的社会生产和服务部门中,也聚集了从事简单技能、工作变动不居的“不稳定职业群体”。同时,由于流动人口、女性劳动力以及年轻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入,形成了社会劳动部门的白领化、女性化以及年轻化,与这种变化随之而来的社会权利、资源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歧视、排斥现象,也更加普遍因而倍受关注。这种状况使得人们的利益要求更为多元和分散,原本以阶级阶层分化所主导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让位给了由行业和职业分化为转移的利益诉求。所有这些都使来自下方的政治支持力量出现了结构性转变。 

政治支持力量的这种变化的“上行”,正在改变既有的政治权力表达方式,促使权力的运用更加柔化和无形化,并向权力本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道义和人性因素。与此同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形成了扩散和“下行”之势,政治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平民化和大众化时代。对社会疾苦的深切关怀,对民众要求的敏锐反应,对民众满意度的真实把握,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性,提升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度,使民情民意进入到政治议程之中,形成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等等,构成了当今政治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民生政治与民生政治也具有了时代的特征。 

应当看到,民生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导致了价值判断的非均衡性。事实上,在关于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制度安排及其平等性、公正性、合理性、适当性问题上,不同个体、群体、组织、阶级阶层观点和态度的不一致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现象。总体上看,在当代中国,传统上神圣宏远的政治目标具有的直接吸引力被弱化了,而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象却显示出非常的政治意义,对民间的草根的社会生活的关注,促成了“微观政治学”的兴起。这样,当政治权威融入了丰富的人性、情感和道义内涵之时,当政治理念重新返回到生活实践的源头汲取动力之时,也面对着公众价值判断分歧的严峻考量。 

信息化、网络化对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复杂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产值、利润等一直在持续增长。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最新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应用正在以惊人的速率和规模,不断发展和扩张。2007年全年电信业务总量18545亿元,增长27.1%。全年新增局用交换机836万门,总容量达到5.1亿门。固定电话用户年末达到36545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24859万户,农村电话用户11686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8623万户,年末达到54729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91273万户,比上年末增加8389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69/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2.1亿人,宽带上网人数1.63亿人。[8] 

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突破性进展伴随而来的是,信息化和网络化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度渗透,涉及了媒体、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服务业,如健康、医疗、金融、交通、娱乐、广告等部门,以及家政、法律、就业、心理、情感、婚姻、个人信用、理财和投资等等。[9]规模化的信息技术消费不仅成为了市场和需求升级的新动力,也加剧了精神领域和价值系统的变动和不稳定。神圣事物所具有的崇高魅力不断被破解,市井俗物反而具有了超凡的意义,这导致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世俗事物不断填充了神圣事物出让的空缺。近年来,这种价值替代和新神圣化趋势对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与信息化、网络化趋势密切相关的另一结果是,公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人们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态度带有实用性、随机性和流变性特征,价值判断往往表现出严重的分歧另一方面,人们更为关注当前的、局部的、直接的利益需要,高尚情操、理想信念、未来愿景的吸引力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因而在一般的价值取向上呈现出较明显的趋同。公众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这种矛盾性及其效应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公众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与社会治理的转折 

在公众价值观念变化的同时,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成为了生活中的常态现象。在这些问题和矛盾之中,价值观的分歧以不同的方式若隐若现地贯穿其中。从现实来看,越是实质性的问题和矛盾越有可能上升到更为一般和抽象的层面,通过价值观和理念的分歧来表达。正因如此,把握价值观的现状和趋势对于社会治理和善治有着根本的意义。 

社会思潮和话语生产的涌荡相激:文化软实力的凸显。在全球现代性和本土社会转型的双向引力作用下,我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仍在持续,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各种社会元素彼此遭遇和碰撞,形成了多元异质、万千气象的生动景观。在此情形下,科学知识和社会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更加显示出,每一种知识和理论都难以对这种复杂的社会世界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也促成了当今时代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社会思潮和话语的相互推涌和激荡,这一过程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但也在促进交流和理解。 

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了不同社会思潮和话语检测其影响力的特殊场域。在社会思潮方面,外部思潮的影响促成了一些较明显的思想势力,如新启蒙主义、激进主义、利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宗教思潮等。此外,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也推动了所谓新传统主义思想阵营的形成,如新儒学、新理学、新心学等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在话语方面,从生活维度来说,有日常话语、市民话语、平民话语、农村和农民话语;从消费品位维度来说,有高雅话语、通俗话语、大众话语;从社会转型变迁维度来说,则有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本土话语与外来话语、陈旧话语与流行话语或时尚话语等。在一定意义上,话语是使思想和理论与实践形成勾连的中介,在各种话语之后作为支撑的是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则是其社会影响的实现方式。 

因此,开放时代的社会思潮及话语生产有着深层蕴意。社会思潮和话语之间的竞争实质上体现了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竞争。这种竞争反映出一种世界性趋势——无形权力资源的力量在不断提升,有形权力的力量则相对下降。其中同时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动力——聚合与离散,当同质性的文化思潮的同气连声、互相呼应对整体社会生活造成震荡之时,异质性的本土文化资源也往往被作为地方性族群整合和凝聚的重要方式。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巨型社会和流态社会:权利意识的分歧。中国历史上就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样的巨型社会,目前又处在深刻的转型变迁过程。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兴起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新景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成员对于民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意识和要求。我们应当对巨型社会和流态社会中的权利意识的特殊性有较为充分的认识。 

巨型社会中的民主权利是一个有些棘手的问题。按照西方学者的观念,巨型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有很大的矛盾。在卢梭看来,组成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有:国家小、公民之间彼此相识,地位与财产平等,人们的权利的平等;民风淳朴,实行小私有制,公民富足而和平,人民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等等[10]。卢梭的民主制模式是基于简单的“袖珍社会”,表现了对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某种理想化。这种设想并不仅限于卢梭,而是反映了西方政治学中的一种思想传统。如韦伯强调,民主的理念起源于小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那些能被称作“公民”的人仅仅占人口的极小部分,这部分人可以亲自参与各种机会以行使行政权力。而当代社会作为一种巨型社会,公民身份权力已经扩展到了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民主模式因此不再适用。大规模的选举必须依托法理型的政治系统和官僚化的执行程序,使每个人都能充分主宰其命运的“参与式民主”一去不复回了[11]。显然,当代中国巨型社会条件下民主权利意识的兴起,有着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流态社会中的公民权利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卢梭的民主制不仅是以小国寡民的“袖珍社会”为基础的,而且包含着社会自身的传统性、静态性、封闭性等前提。这就决定了在逻辑上,卢梭的直接参与式民主权利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和行为方式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测性、透明性等条件。此外,托马斯·马歇尔曾概括了公民权利从基本民权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的演变过程,较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利及其三种基本形式——公民身份权利、公民政治权利和公民社会权利。按照马歇尔的思想,这三种权利是递进的和连续的,稳定的公民身份权利对于现实的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每一种公民身份都是其他公民身份发展的平台”[12]。而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际对上述每一个前提都提出了自己的新情况。 

仅从数量上看,体制改革30年中,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市流动人口普遍处于持续高位的水平上,特别是东部某些城市和地区,甚至形成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严重“倒挂”现象[13]。从维度上看,我国社会流动表现出多维性,如城乡流动、地域流动、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阶层流动、职业流动、代际流动等。而且,每一个维度的流动人口都规模庞大。如果从质的方面看,我国社会流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人们无论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选择、从业经历上,都更为开放、自主和灵活。其重要结果之一,是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类似有的学者所说的“身份就像换戏装一样被任意采用和丢弃”[14]。这意味着,与社会成员身份相应的各种权利与义务的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可想而知,在流动人员数量庞大和身份变化呈规模化的情势下,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实践势必要应对很大的挑战。[15] 

与巨型社会和流态社会相应的另一种状况是,社会成员在权利意识方面表现出的明显分歧。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如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差别、阶级阶层差别、职业差别、收入差别,以及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都会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事实表明,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是有显著距离的。近年来,“不公正”、“剥夺”、“侵权”、“边缘化”、“社会排斥”、“社会歧视”等术语在政界、学界、媒体和公众中的流行,从不同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这也说明,使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达成基本的一致性,前面也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 

陌生人世界中的信任:社会公信力的削弱。当代中国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滕尼斯在19世纪对“共同体时代”走向“社会时代”发展过程的刻画——以血缘、亲情、邻里和朋友等亲密关系为基础,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Gemeinschaft的残破衰败走向瓦解,而以人们的劳动分工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反映了利益权衡、理性选择的Gesellschaft的不断兴起和扩展。在当代中国的几乎各个地区,“熟人社会”日渐缩小,“陌生人世界”则迅速扩大。人们越来越面对不熟悉的生活、行为、制度和文化现象,“熟人社会”陌生化了,“陌生人世界”却常规化了。社会信任也因此成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由于社会信任在较大范围和不同社会层面的明显嬗变,我们称之为社会公信力的削弱。社会公信力削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体制和制度的变迁、群体和组织的解体和重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也大大降低,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信任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其次,由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事件的可重复性或经验中的已知模式发生作用的范围日渐收缩,社会生活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意外后果日益频繁。此外,陌生人世界扩大,使得传统上熟人之间的相互注视的场景难以持续,社会行为也“匿名化”、“自由化”和“去责任化”了,人们更容易隐蔽自己的行为失范,道德感和内在良心的制约力也大大减弱,最终瓦解了公众的自我监督意识和能力。 

社会公信力的削弱带来了严重后果,首当其冲的是政府公信力要面对公众的反复质疑。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行政环境充满矛盾、冲突和不稳定性因素,更容易引发决策、管理和行动的不适应或失误,同时也因为社会信任本身的变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取决于政府提供的服务对于他们的需求的满足度和满意度,常常表现出一种富于变动的“将信将疑”心态,因而在状态上不稳定化了,在时效上短期化了,在价值取向上实用化了。[16]但更重要的是,公信力受到削弱的不仅是政府,“人们并非仅仅是对政治家的信任比从前减少了,他们对于其他权威人物(例如警察、律师或者医生)的态度同样也是如此”[17]。还应看到,媒体、网络甚至公共舆论的公信力也常常会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即使是公众行为本身,也是社会公信力削弱的重要因素。然而,出于目前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对于质疑政府、媒体、公共舆论的公信力,探讨公众的公信力更需要勇气。 

公众的公信力低落的表现形式、社会层面和影响范围都值得关注。如普通公民公德行为的缺失,行人不走人行道、机动车不让行人、冲红灯、插队、公众场合高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摆卖、污言秽语、家庭暴力、违法建筑、浪费公共资源等。较高的社会层面也发生一些不当行为,如考试舞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欠费欠税、商业贿赂、公务中的人情关系,等等。可以看出,公众的公信力低落往往会引发各种后果,最为严重的在于它会造成社会精神土壤的腐蚀和溃败,最终使得对各个领域(政府、媒体、公共舆论等)社会公信力的要求和监督失去基本的底线。目前,先进国家的社会管理普遍表现出趋严和注重细节的特点,我国一些城市(如深圳市)也在探索公民不当行为的“入罪化”模式,对触犯条例的公民进行处罚,制定出台公民道德、公民素质、公民准则、轻罪罪责、轻罪处罚主体的条例、办法与方式等,尝试在公民责任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法庭裁决、社区服务及矫正,来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我们认为,这些尝试的启示在于,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微观化、基层化以及生活化、日常化和细节化,使高质量的公民行动逐渐变为非制度性的“自然”过程,成为社会的习俗、惯例、风尚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正与秩序的权衡: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考量。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的普遍繁荣和富裕使得经济成就的吸引力日渐衰减,各种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以往的政治权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简单联盟受到了动摇,导致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的重构。今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普遍抱有更高的期待——自我价值的体现、有意义的工作、丰富的生活、有所作为的人生。要使人们继续对这类期待保持希望和耐心,一些基本的条件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利益结构的优化,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社会关系的协调,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良性机制,等等。显然,政治权威的新合法性基础离不开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社会公正,二是社会秩序。从现实性来说,公正与秩序是政治权力的正常运行必须同时具备的基础性条件,两者对于政治权威的合法化有着直接的意义。 

社会公正是当今国际议程中的一个焦点内容,近年来的联合国年度研究报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以及世贸会议和其他重大国际会议,都反复涉及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协商。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一些全球性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女权运动、人权运动、和平运动、反贫困运动等,几乎都可以找到相似的诱因——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界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度的提高,并以此作为推进社会和谐的基础,从大量的研究成果及其对政府的议程、政策和对策、体制和制度改革的影响,以及十七大报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亦即六大公平——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分配公平、保障公平、医疗公平和参与公平),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今天,国家和政府已经自觉意识到社会公正度与政治权威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而个人、群体、社会组织、阶级阶层也以社会公正度作为衡量和评价政府和公共权力的重要标准。社会公正度低意味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社会成员不能公平地享有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不能展示自己的能力、实现一定的生活期待,则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势必会受到质疑。 

同时,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对社会建设的理解表达了,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是互为条件的:社会建设可以从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从正向说,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通过这样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18]。西方有学者这样断言:“秩序是实现正义的手段,但正义也是为秩序服务的手段。”[19]我们对公平和秩序互为手段的这种简单解释虽然存有疑义,但认为它所强调的公正与秩序两种价值的均衡,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离不开社会公正这一基础,同时,社会公正的实现也不能以社会秩序为代价。如何使公正与秩序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促的机制,是当今中国政治权威合法性必须应对的一个新考量。 

三、在开放多元的时代构建社会共同性 

在当今社会生活的每一种重要变化趋中,人们的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意义深远。当社会基本层面的利益分歧提升为观念和价值观层面的分歧,由于后者的一般的、抽象的表达方式往往使原有分歧再次发生延伸、扩展和转移,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造成牵动,从而可能动摇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原则。也因如此,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开放和多元的时代,积极构建社会共同性特别是观念和价值观的社会共同性,关系到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的根基。 

在论及社会共同性之时,我们面对着两种共同性——利益的共同性和观念和价值观的共同性,这两种共同性都是社会实在或社会事实的体现。首先,利益的共同性直接源于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的公正性。所谓“公正”即“公平的正义”,这里的正义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的”,“一般地说,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别。”[20]这也意味着,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利益多元分化的时期,合理的差别就是公正。其次,观念和价值观共同性的根本基础当然离不开利益的共同性,亦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公正性,也就是合理的差别。但这并不是观念和价值观共同性的全部基础,因为,观念和价值观共同性具有内在的、主观的特性,它有赖于社会成员对社会利益结构的公正性的主观体验和感受。如果特定的社会差别能够得到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并认可,这种差别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如果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对特定的社会差别作出积极的评价,这种集体的公正感就构成了社会的共同性。 

在我们看来,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因为,利益共同性仅仅是社会共同性的一部分事实,并不是其全部事实,有时甚至不构成其根本事实。也就是说,即使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实际上有着较高程度的利益共同性,但如果他们不善于将这种外在的、客观的共同性转化为内在的、主观的共同性,那么可以认为,断言这个社会具有共同性还缺乏充足的理由。罗尔斯曾引述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当我们合理地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反过来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合理的”,他主张“我们应当积极地接受和认可我们的社会世界”。[21]显然,“合理地看这个世界”、“积极地接受和认可我们的社会世界”,离不开我们所说的社会成员将利益共同性转化为观念和价值观共同性的实际能力。 

在我们的思考中,观念和价值观的共同性是一个“很社会学的问题”,这一问题混融了社会与个人、历史与现状、理论与现实等复杂的关系,也汇集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职业社会学家和普通常人的思考和行动。职业社会学家和普通常人以理论想象或实际行动(或两者兼有)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通过舆论、思想、话语和文本进行不断的交流和反思,尽管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充满分歧、矛盾、冲突,但终会以集体性的合力,在社会实在或社会事实中留下了印痕甚至确定其基本特征。这样,无论是对于职业社会学家还是对于普通人,无论我们怎样参与到社会过程中进而型塑或改变社会实在或社会事实,都绕不开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以何种方式走向未来——一致还是分异,整合还是分离,和谐还是断裂?”[22]如果我们确信,社会对于几乎每一个人来说“只能生而入其中、死而出其外”,那么,社会共同性就不再是一种选择或策略,而是作为人的终生命运。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在观念和价值观共同性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这意味着我们将以此作为共有责任,通过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来增进社会共同性。 

对于构建社会共同性来说,文化价值观的传统成分有着特殊的意义,如吉登斯所认为的:“传统是认同的一种载体。无论这种认同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认同就意味着意义”[23]。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所有的群体都是制造意义的工厂”[24],那么传统则是意义的集结点和重要源泉,也是民族智慧的库存、集体记忆的档案。借助这部巨大的“索引”,传统在我们与过去和未来之间形成连接,也成为了一种预见未来的工具,因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呵护和安全。显然,这正是社会认同、共识与整合的基础。同时,传统往往带有一定的地方性含义,它是特定的人类族群或群体与其生存环境进行无数“对话”和交锋的记录,经过了反复的精炼提纯,这一过程最终凝结成了个体的行动方式,定格为了形式各异的社会程式。将这些不同传统置于社会学理论的宏阔视野中,可以探查到它们折射出的生动色泽和丰厚质地。其中,越是被注入了更多的智慧和创造性的那类传统,越是对生活实践产生出深远的影响。当这类传统化生出更为久远的社会趋势之时,它们也使自己一次次从中获得新生。这类传统是真正的“伟大传统”,它们特有的深沉蕴力和恢弘气势是一般的传统所不能具有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伟大传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激发出社会共同性的重大理由。 

在推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塑造和确立社会的共同性,是共同理想、共同行动、共建和共享的前提。社会共同性需要细心的呵护,使之成为集体的感受,并成为文化价值观的自觉性和潜意识而世代相承。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的时代,文化价值观能够产生一种特殊的无形资源——观念和意义,其功能是物质的、有形的资源无可替代的。关于这一点尚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杨敏(1955.4—),女,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1] 本文是杨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07ASH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 李晓西主编:《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 

[3] SavageM.& AWarde, (1993), Urban Sociology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acmillan. p110.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页。 

[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316 

[6] 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 

[7] 韩俊崔传义范皑皑:《农村剩余劳动力微观调查》,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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