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是相对于俄罗斯转型的“教训”而言的，主要体现在利益动机的普遍认可；普世性理论的放弃和灵活的制度创新；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和有机结合；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同步进行四个方面，这种经验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但也积累下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在以后的改革中，将不得不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改革越到后面其难度会越大。文章认为，在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对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硬核采取某些激进式的跨越时机已经成熟。
关键词：中国经验；俄罗斯教训；社会转型
中国与俄罗斯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转换已经近30年了，其转型后果也已初现端倪。可以看出，二者的转型路径、转型的过程及起始点有一些共同点，如转型的突破口都放在力图突破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束缚而且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其目标都是建立一种市场经济一直都是在执政党领导之下的自我改良；都是通过改革所有制结构，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都是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力图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都是根本转变政府职能，变直接的行政调控为间接的经济方法控制；转型的过程也都是根据转型的实际状况不断调适转型的领域及转型策略等等。但二者的转型更具有差异性。总的来看，在经济体制转轨中，中国制定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战略，避免了过分的突出冒进与剧烈的社会震荡，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前苏联则没有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起初就是在旧有的体制内转圈，如前苏联通过的多个改革方案不是因为措施不配套而终止就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流产；在政治体制转型中，中国始终如一地保证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而前苏联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其改革迅速超越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范围，改革变成了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政治运动[1]。
在这种背景下总结中国的“经验”和俄罗斯的“教训”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中国进一步发展道路的规划都显得十分重要。
一 中国的渐进性转型模式特点及其“经验”
所谓渐进性转型模式实际上包涵了3个方面的内容[2]：即第一，区域的推进战略。如中国的改革进而导致的社会转型先是农村后发展到城市；空间上从沿海、沿边、沿江、沿线逐渐深入到内陆腹地；改革的对象从人民公社到国有企业进而涉及到全部公有制经济及其经济职能部门，乃至政府的某些非经济职能部门。这种推进战略从全国的整体区域来看，是实现了利益分化，即“让全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从区域条块而言又保持了相对的利益均衡，即实现了利益均沾。第二，体制转轨的有序战略。中国的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先经济后政治；从体制内改革内容看，是先流通体制，后劳动和工资体制、价格体制和外贸体制，最后才是计划和投资体制、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财政和税收体制及金融体制的顺序；前述的国有企业改革在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租赁、承包后才发展到转变机制建立新体制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也是从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入手，再以此为基础建立生产要素市场，而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则是从生产资料市场开始，继而逐步拓展到技术、信息、房地产、劳动力和金融市场。这种体制内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同中国的总体性改革目标相适应，即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发展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出体制转轨有计划、有步骤、由点到面、先易后难的轨迹[3]。第三，坚守基础、拓展外围的实用战略。这是中国渐进性转型模式的核心[3]。中国的改革以“四个基本原则”为基石，即以不动摇、不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展开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也允许甚至鼓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益和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及三资企业等的存在和发展，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却是始终在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的大前提下积极探索、寻找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逐步完成由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公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就是说中国整体的利益关系协调是一种总体控制的有序演进。
具体而言，渐进性转型模式体现出这样几点经验，即，稳中有变、阶段推进、协调互动和立本治标。
所谓稳中有变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的转型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分化是在总体性控制之下有序进行。利益分化就是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沿着两种渠道、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的：即，其一，是在原有体制内部由中央政府向地方、部门、单位分散和转移；其二，是原由国家控制和直接占有的社会资源向传统体制外分散和转移。社会资源与其占有或控制的单位或部门相结合就转化为利益，其占有、分配和处置等方面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相对地位变化及相互关系，并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和行动规则，产生新的社会利益群体。众所周知，在传统体制内中国不同身份、单位和行政级别掌握的社会资源虽极为不同，但收益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改革对于利益格局而言，至少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即一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二是利益规则即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关系发生了变革；三是利益本身的多元化，权力、收入和声望分离并同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所谓阶段推进是指根据现有体制的实际评价而非预期的终点所推动的革新和适应。正如本文所指出的，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1979年到1984年以农村为优先目标的改革阶段；1984年到1990年以城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优先目标的改革阶段；1992年后以宏观经济体系及市场经济建立为优先目标的改革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战略选择就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社会[4]，同时在体制上着力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及成熟市场体制过渡。于利益关系而言，它表现为体制外的分化向体制内分化的推进。改革之初国家主动放弃了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占有权，将其向体制之外分散和转移，使之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资源造就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职业群体及不同的社会地位，也成为体制外利益分化的直接来源；体制之外的分化直接触动了体制内的变革[5]。
所谓协调互动是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和转轨的相互协调。前期改革主要是以经济体制为中心环节，其目的是孕育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展开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配套改革，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使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更加完善。
所谓立本治标即坚持政体连续性的前提下完善各种治理机制。改革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决定了改革必须是一个在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在这个语境下中国采取了把目标放在首位，大胆实验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即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全面推广。这种策略能够使社会成员的利益损害减少到最低，避免因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引发的强烈的社会动荡，从而实现最大利益化的改革目标。
二 俄罗斯“突变性”社会转型模式特点及其“教训”
与中国渐进性改革所立足及导致的“利益均沾”不同，俄罗斯采用的是“突变性”的激进改革模式，其主要措施是彻底实施私有化策略，其结果是“利益分化”。其社会转型模式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和教训，即转型道路间断性与跳跃性的结合、转型理论的混乱性、转型过程的寡头性与曲折性。与中国的渐进性模式形成强烈的反差。
所谓转型道路间断性与跳跃性的结合，主要包涵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体的不连续性、利益分化的不均衡性及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程是在前苏联体制中孕育且在前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遭遇合法性危机之后开始的，市场导向是其根本目标。与中国不一样，其市场导向不是通过改革社会某些体制来证明既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先进性，而是要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恰如当时的叶利钦和盖达尔在改革之初所称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已经启动的社会改革进程不可逆转，即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国有资产无偿私有化来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6]。之后在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至少发生了两次政体变革，即1991-1993年的西方代议制和1993年之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建设成为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的重要外显性特征，但其内核是利益关系协调问题。正如秦晖所评述的“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7]，事实上自1985年以来在前苏联（后俄罗斯）由于改革策略的失误其“集权的弱政府”与强大的地方分离主义一直在进行着博弈，左右着俄罗斯新的利益关系机制的形成。如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非但没有形成有序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反而由于私有化的不规范，改革中的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最典型的是寡头集团的形成[8]。寡头集团在利用非常规手段获取利益之后又利用其充分的资本通过某种机制来影响和决定由国家作出的决策，以获取独有的优势，目的是创造出更加高度集中的利益。以此为论，政体的不连续性、利益分化的不均衡性及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造就了俄罗斯社会转型道路的间断性与跳跃性。
所谓转型理论的混乱性即在宏观层面上俄罗斯的转型理论是明确而坚定的，即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落实阶段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未能充分考虑到其本国固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现实基础；二是未能提供有效而持续的变革路径。“私有化”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最主要体现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私有化并无差错，“大众私有化”的理念本身来源于起点平等、公平竞争价值，但它作为一项现实的转型路径和政策，则是在产权改革不能不进行这一前提下，基于国有资产存量大、难以分割的大型企业、国内缺乏购买资本、外资购买又为民族感情难以接受、内部人瓜分又为道德所不允许的应然对策。但俄罗斯固有的“权威主义”历史文化传统及高度集权下的社会治理体制使其私有化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权威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权力资本及寡头的兴起提供了发育及发展的土壤，也即实际上导致了寡头私有化[9]。
所谓转型过程的曲折性也即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和改革关系的不协调问题。俄罗斯的改革也是起步于农村经济的改造，但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农村基本上没有享受旧体制的保护，可是被这个体制束缚得很厉害。因此，打破旧体制是中国农民内心的呼唤；而俄罗斯在1966年全苏集体农庄推行“国家银行担保的有保障工资制”以后，苏联的农民和中国的城市单位人一样成为有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的体制人，况且农民人数是逐年下降趋势，受体制的束缚与体制的保护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体制转换从农村开始使农民面临另一种“代价”，即农民在摆脱“束缚”就意味着失去了“保护”。这种改革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增加了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10]。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的情况下，又转向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只有18%不同，前苏联国营职工占总职工人数90%以上，而且还是以重工业、军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企业，长期计划控制下，他们的产业结构也发生着严重扭曲。在未能充分试验的前提下，事实上是将原来仅有的稳定推向了动荡的深渊。由于经济体制严重受挫，进而冒然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的动荡及国家的解体。作为苏联实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也事实上在“半生半熟”的苦涩改革后果中谋求转型路径的创新，但转型过程曲曲折折，使其社会成员饱受磨难，国家实力大损。
总之，从上来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模式具有突变性，利益格局的急剧分化及重新组合时期与中国渐进性模式的主要区别。以此而论，体制转轨作为社会转型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在两国表现出来明显差异，无论是从起点、过程还是结果来看都是如此。
三 “中国经验”的实质及意义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就在学界产生了共鸣，但大多是零碎敲打，没有形成研究的合力。从系统上对“中国经验”的真正总结应该起始于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提出的“北京共识”及同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的《北京共识》报告。之后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无庸质疑“北京共识”是针对“华盛顿共识”而提出来的，这两个“共识”实然是代表了中国与俄罗斯两种社会转型模式的对立和区分。关于“北京共识”的争议正如雷默后来所总结的，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一派是基于事实的，即试图评价是否确实存在发展的“北京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另一思想阵营倾向于感情化，即认为即使中国有某种发展模式也应当对已经发生的情况保持沉默，而不要试图用“北京共识”去代替“华盛顿共识”[11]。“北京共识”之所以产生争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表明“华盛顿共识”的局限与失败；第二，与上述相对照的是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第三，中国的社会发展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本；第四，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12]。在他看来，“北京共识”等同于中国模式，即其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中国采用的后人所总结的“北京共识”，而俄罗斯采用的是已经在其他国家施行并证明有一定成效的“华盛顿共识”，从现有的结果看转型绩效有明显的差异，这为总结“中国经验”的学理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也就是说中国采用的无先验指导的理论创新模式促使了“中国经验”总结的必要性。
在此就必须对“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实质差异做一番比较。有关“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是1989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当初主要是“用以衡量经合发展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点”[13]，其主要内容为著名的十点政策建设，即财政纪律、重新安排公共支出优先序列、税收改革、利率自由化、竞争性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引进外资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规制和产权的建立。这些政策建议后来成为指导非西方国家社会转型的重要指导依据。
“北京共识”的实质是对中国崛起的理论概括，与“华盛顿共识”不同，它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是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14]，这是在由“华盛顿共识”推动的20世纪90年代未能达到的原先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五点，即其一，锐意创新和实验；其二，理论与实践的混合，既讲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其三，务实、渐进；其四，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至连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产物；其五，求变、求新和创新。从理论的视角看，雷默总结出三条定理，即第一，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第二，混乱管理与可持续性和平等性发展模式追求并重；第三，自主理论。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这是一个没有理论追求的理论，它不追求过程，只看重中国社会成员生活质量提高的结果，它不追求理论的前瞻与先验，只追求实际效用的发挥。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它更具有灵活性和原则性。
“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对比为分析“中国经验”提供了理论前提。“中国经验”宏观表现形式为，即其一，利益动机的普遍认可。这在中国的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转型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内在机制中可以看出，“实用主义”的利益追求动机、途径及调整手段都是对利益动机的一般认可开始的，然后逐渐进行机制性建设和文化的变革。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俄罗斯一样，也导致了诸如环境污染、社会不稳、腐败及失业问题的产生，但中国没有发生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利益动机的普遍认可应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其二，普世性理论的放弃和灵活的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建设理论来源的多重性、特殊性。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初始条件不同俄罗斯，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要求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指导理论的创新必须在不排斥西方现有先进理论的前提下有条件、有意识地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进行制度创新。如中国社会转型的起始点与俄罗斯不一样，没有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而是发展起了乡镇企业，使国家、农民及社会通过乡镇企业完成了利益缝合的交换点，同时中国放弃了过去实行的“世界主义”的乌托邦思想，集世界为我所用，利益主体地位突出；其三，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和有机结合。无论现实还是历史，均有着内在的合理逻辑，中国的现实来源于历史的归属，中国经验逻辑中，往往含盖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如中国社会转型从宏观上保持了政体的连续性、国家控制的有序性、普遍个体利益保护的调适性等，将自由发展与适当及可变的约束结合起来减轻了转型“痛苦”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正如卡斯滕·赫尔曼-皮拉特所指出的，中国的经验基本上指出俄罗斯危机的深层结构：走俄罗斯的特殊道路的要求再三得到说明的论据是，俄国是直接从封建主义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与制度遗产因而对向市场经济过渡起不了多大作用。而在中国，正是传统结构的复兴引发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若没有中国的农民工，那么转轨几乎不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有成效。谁要把前社会主义的俄国传统推断为给消化“资本主义”增加了阻力，那么他就是完全忽视了，正是斯大林主义破坏了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所有潜能，而这些今天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俄罗斯在1917年以前也曾有农民工。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危机是结构扭曲的现代化危机，而中国的成就是更富生命力的传统之表现。但失掉的传统不能人为地得到再生。俄罗斯转轨危机的根源远远超过经济本身[15]；其四，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同步进行。转型是社会治理制度的又一次“革命”，必然要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利益群体的重组，分化过度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中国的改革路径一贯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准则，及时反映、保护基层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并加以政策化的施行，使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促进利益分化的同时又完成了利益的再整合。等等。
总之，本文分析“中国经验”重点在于强化社会学的想象力，形成对中国社会进一步有一定借鉴参考价值且形式化程度较高的本土化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和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断提升，使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得到国际学术界包括俄罗斯学者的广泛认同。然而，中国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之处恰恰是在不破除旧体制、保留存量、发展增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积累下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在以后的改革中，将不得不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改革越到后面其难度会越大。我们认为，该承担的成本总要承担，在我们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把握时机，不妨对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硬核采取激进的、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就像俄罗斯在激进的改革过后需要渐进式调整，我们在渐进式改革之中应该也需要某些激进式的跨越。
参考文献与注释
[基金项目]
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80-2000年代中国与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比较研究”（05CSH00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