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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郑杭生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回顾与趋势瞻望  
  作者:杨敏 郑杭生    发布时间:2010-12-2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回顾与趋势瞻望[1]

杨敏  郑杭生*

本文原载于《思想战线》2010年第6期

摘  要  “十一五”期间,理论社会学的理念导向更趋成熟,理论社会学研究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以及理论社会学的应用研究的兴起,是为中国理论社会学的重大进展的标志。此外,理论社会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主流题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显著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精神的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持续发展、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介吸取与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创新性运用、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发展等,将成为下一个五年可以预见到重要趋势。

关键词  中国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本文依据第一手文献资料,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中国大陆理论社会学的进展和主要成果给予了概括性的综述,并对理论社会学“十二五”期间可能出现的研究趋势作了一定的展望。

一、“十一五”期间理论社会学的重大进展

概览“十一五”期间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其重大进展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理论社会学理念导向的更趋成熟。如对费孝通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的研究,以及对其“文化自觉”思想的深入阐发;当代中国社会学两大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的形成;“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思想的提出,给理论社会学研究添加了新的动力,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自觉性、主体性、独立性。

第二,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不同传统和范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全球化,风险社会与社会安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及其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等方面,其中不乏独特性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第三,理论社会学的应用研究的兴起。在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也蔚然成风,将理论社会学的成果推向了诸多实际应用领域,如社区建设、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城市化、贫困问题、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等领域。这一方面的进展大大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整体水平。

二、“十一五”期间理论社会学的主要成果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明显提速,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主要如下:

1.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持续扩展

费孝通先生于2003年发出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先声,其所阐述的社会学的“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一种人文思想,深受中国理论社会学家的重视,称之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郑杭生:20052006)。学者们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关系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李迎生:2006)。鉴于美国社会学的片面经验化及技术化的教训,将经验研究上升到概念思维或理论逻辑非常重要(刘少杰:2006)。[2]

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郑杭生:2007)。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所谓“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一是要有世界眼光,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新的成果和趋势;二是要有草根精神,深入到我国基层社会的建设实际,把握制度创新的脉络。[3] 这两种精神指向再一次拓宽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研究者的思考境界。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以更为成熟的心态、更为深入的思考来面对社会学与现实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如学术与实践、知识与政治、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等关系(杨敏、郑杭生,刘少杰,李汉林,等)。[4]

2.从“文化自觉”迈向“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199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引起了学人的关注。我国社会学研究者进而对之给予了更为深入的阐发,认为费老提出了天人之际、精神世界、意会、“我”、“心”以及文化与不朽等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指出了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其对于美好、优质、人文价值的现代社会的憧憬,深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认同(郑杭生:20052006)。费老这一思想表明了社会学研究转向实用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客观发展趋势,以及文化自觉在社会学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苏国勋:2006)。“文化自觉”是一种学习能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文化自觉”真意的直白注脚(赵旭东:2007)。此外,亦有研究者通过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路径,认为社会学研究作为一项特殊的职业活动,应发现社会结构内在的规律性及其独特性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针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严重失衡的局面,认为要不断增强理论的自觉性和反思性(文军:20032007)。[5]

2008年初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具有全面性影响的经济危机。这是自西方现代性进程数百年以来罕有的重大事件,它彻底暴露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层积弊。中国社会学理论从中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动力,费老的“文化自觉”因之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郑杭生:2009)这一重要思想。郑杭生指出,“文化自觉”是费老多次论述、不断强调,“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费老对“文化自觉”的论述为把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6] 郑氏从一个独特的视野阐发了中国文化的优秀内涵及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内涵的“自觉化”的意义,从而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确定了的宽阔而深厚的思想基础。郑氏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不能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具体途径在于: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7]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学术倡导引起了强烈的回应。研究者认为,讨论理论自觉也是全球化时代和快速社会转型的双重迫切需要,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趋势相符合,与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学术中心之一的前景相一致。理论自觉对于中国社会学基础理论及分支领域的未来发展更是具有直接意义(洪大用、奂平清、陆益龙、杨敏)。[8]  2010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呼伦贝尔学院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趋势。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研究者指出,面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变迁,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难以做出恰当的说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具有发展的眼光、广阔的胸怀、与时俱进的形态,能够不断地获得创新的社会动力与思想源泉,从而永葆崭新姿态和旺盛活力(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在中国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与历史地位,充分发挥其在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是中国社会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刘少杰)。当今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的考量。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的成长总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度的思考,进一步认识这个创造历史的时代,构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意涵(杨敏、郑杭生)。[9] 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的四个主要阶段(陈国庆李巾),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体系(谢俊贵、严小龙),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主张、意义与价值(曲波、胡海波)等进行了研究。[10]

4.社会学理论主流题材上的推进

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的不同研究传统和范式的分离及张力,既是其学术苦恼的来源,也是其学科发展的动力。“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学在以下主要的理论题材上继续深入。

一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受到高度关注。研究者分析了美国社会学长期陷入了一种“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制约了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中国社会学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郑杭生)。但凡成为社会生活中心任务或重大问题的现象,都不是仅凭实地考察和经验描述就能说清楚的。社会学必须将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刘少杰)。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理论取向或研究构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以往给人们留下的那种“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学术面貌,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水平(谢立中)。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虽然表面繁荣,其背后实际上潜伏着越来越深刻的危机(文军)。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两张皮的情况,经验研究常常碎片化,不同的研究之间自说自话而理论研究常常泛于空谈,难以形成积累(童潇)[11]

二是社会学不同研究传统和范式的融汇。本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化。研究者分析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争论,批判理论和诠释理论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独树一帜及隐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二元结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脉络及走向范明林骆玲周兆安)等。对于社会学的不同传统和范式如何得以融汇,个体安全研究作了更为具体的探索(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倡导“多棱透镜原则”,对实证范式、解释范式、批判范式给予综合性运用,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等相互结合。研究过程通过基本假设的确立,延伸出具体维度的工作假设,进一步形成相应的操作假设,借助问卷调查展开实证研究。经过一种适当的思想和方法路径,所谓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全球与本土、现在与未来等等“二元范式”,可在研究过程中融为一炉。[12]

三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全球化研究。学者们归结了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同主张,从现代性与全球化建构地方性的不同方式入手,展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成伯清)。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社会学必须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文军)。现代性研究促进了理论创新,形成了“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的重要范式,并对新型现代性的理念、内涵,以及现代性的困境及转折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创新等,给予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郑杭生、杨敏)。其他研究涉及了现代性或全球化与代际关系(周晓虹)、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范式之间两极对立的超越(庞立生王艳华)、社会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杨晓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张小山),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研究(刘少杰),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的关系(胡全柱),现代性与文化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的探索(张宝明潘泽泉王芳),现代法律的普适价值体系与地方性知识的内在矛盾(郭星华黄家亮),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对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刘崇俊王超郭治谦),以及全球化的社会学研究(孙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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