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起,“和谐社会”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语。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5]这里,从分配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径,并且将此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结合这一论述和社会学家的普遍看法,我们可把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途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切实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别,为建设中等收入群体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奠定基础。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是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瓶颈之一。按普雷斯顿条律,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间,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28.2%,我们的城镇人口比例却只上升了18.3%[6]。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种滞后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为1.71∶1,2003年达到3.23∶1,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这种差距更是达到6倍左右。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而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建构就难免遥遥无期。
    2.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创造条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变化,在1978—2002年的25年间,第一产业从70.5%降至50.0%,第二产业从17.3%上升到21.4%,第三产业则从12.2%上升到28.6%。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较慢,第三产业发展中信息化程度不高,使得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和代价过大,同时,也阻碍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白领”职业比重的提高。
    3.职业结构的分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分化又必然会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是产生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结构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系列与中等收入群体相关的职业应运而生,如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计算机软件设计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我们应该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快职业结构的合理分化,并赋予从事不同职业人员与其相应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评价,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适宜的温床。
    4.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杠杆,而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能力也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体现之一。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将不利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与发育。中国社会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间阶层,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2003年北京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3 074美金[7],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6 000美金以上,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达到4 000美金[8],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方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
    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同时加强对中间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的批评与抵制。
    5.尽管中等收入群体直接体现为其成员收入水平的高低,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因素却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当今中国社会,要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教育领域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优化专业结构,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教育和素质保障;其二,优化教育结构、平衡教育资源,在率先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即使不能在短期内将大多数低素质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打造成中间阶层的后备军,起码应努力使他们的第二代能够获得平等教育机会。对教育资源的平等占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对物质资源的平等占有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未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　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J].江苏社会科学,2002,(5).
[3]　麦克法奈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内部的革命[M].费正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N].人民日报,2002-11-08.
[6]　李强.学习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
[7]　李洋.北京人均GDP已超3000美元[N].北京现代商报,2004-09-17.
[8]　人均财力遥遥领先,上海经济领跑长三角[N].东方早报,2005-04-05.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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