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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  
  作者:冯仕政    发布时间:2007-04-0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其它网络媒体转载敬请注明转自“社会学视野网”)

摘要:1981~2000年,南街村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本文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南街村的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本文认为,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有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而互动演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结果则同时受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以及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共同的历史条件制约着国家和市场各自在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在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交互作用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会形成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景象甚至“悖论”。

关键词:国家 市场 制度变迁 互动演化

Abstract  This is a case study on Nanjie Village’s institutional changeduring 1981-2000, whose featuring high collect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ization is obviously a paradox given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ization nationwide since 1978.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is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 from three regards: economic increase,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ideological lin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ath of Nanjie’s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outcome of the coevolution, say, competition, constraints, enforc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market; the coevolution have three dimensions: benefit, legitimacy and ideology; the path and outcom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coevolution are shaped by both the dual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cultural lag in China’s incremental reform strategy: on the one hand, as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proceeding and logic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aint the state and market’s institutional choice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cultural la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market can produce various complex combinations, therefore various institutional landscape, even “institutional paradox”.

Keyword  state, market, institutional change, coevolution

 

河南省临颍县有一个南街村,人称“共产主义小社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数十万个行政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但迄今为止,恐怕没有几个村能像南街村的社会变革那样,引起学界、政界以及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如此浓厚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当前学术界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已经很多(比如高哲、高松主编 1998;刘倩 2004;邓英淘、崔之元、苗壮 1996a),但尚未有人对南街村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制度变迁过程,进行过专门的、整体的研究。其实,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悖论”:从1981~2000年,全中国都在经历市场化改革,而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彻底分田单干且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的村落,迅速演变为一个“政治挂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集体,其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甚至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轨迹?又何以可能?这样本文旨在剖析这样一个“悖论”,并以此为标本来透视中国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首先,作为研究的基础,第一部分将简单地勾勒南街村体制的特征,以及理解该体制的形成所需要把握的三个核心问题;接下来,第二部分将讨论本文的理论框架;然后第三、四、五部分将分别对南街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进行分析;最后,第六部分是总结和讨论。

一、“南街村悖论”:三个核心问题

南街村1981~2000年的制度变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二是政治化。所谓集体化,是指从最初彻底的分田单干,到全村几乎一切活动,包括婚丧嫁娶、思想念头等私事或琐事,都由集体控制,权力最后高度集中到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一人手中;所谓政治化,是指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经济或其他导向的,更不是没有导向的,而是政治导向的——目标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在南街村看来,“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公”,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就必须利用政治手段“破私立公”。因此,集体化与政治化这两个过程在南街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治化就是集体化,要集体化就必须政治化。

南街村面积1.78平方公里,村民3180余人,因地处县城南厢,故名“南街”。1981年,与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南街村也解散了集体,下放了土地,两个兴办不久的集体企业也分别承包给村里的两个“能人”。但不幸的是,据说,两个企业承包后,生产事故不断,经常拖欠工人(主要是南街村村民)工资,应该上缴的承包费也不缴。对此,村民怨气很大,并怀疑村干部收受两个承包人的贿赂,于是四处上访,到处贴大字报,搞得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王宏斌和南街村也因此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反面典型”。于是1984年,王宏斌把两个企业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南街村从此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集体化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84年,即重新集体化初年,全村总产值只有130万元,但1991年即已突破1亿元——南街村因此而成为河南省首个“亿元村”,最高峰时的1998年曾达到18亿元,基本上每一年翻一番。1998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滑坡,但1999年的总产值仍有14亿元之巨。在人均收入方面,1984年只有450元,到1999年则已达到7482元,增长近17倍。

依靠不断增长的集体经济实力,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班子不断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基本路线,如果用南街村自己的语言,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破私立公”、“政治挂帅”。经过改造,南街村形成了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南街村体制”。

首先是高度集体化。南街村的政治中枢叫“三大班子”。所谓“三大班子”,是指由来自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等三个系统的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三大班子”成员一般在20人左右,每逢双日开会,讨论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宜,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大至村庄的发展战略。在“三大班子”内部,权力又进一步集中到党委书记王宏斌手中。村里的任何事务,只要王宏斌想管,就一定拥有绝对权力。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手中。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南街村名义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但实际支配权完全掌握在干部手中,级别越高,支配权越大。在生产和经营上,企业每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都由“三大班子”会议讨论决定,企业没有独立核算权,也不直接面向市场,每个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在分配上,南街村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工资+供给”制度。村民一律在集体企业里上班,月工资从100多到300多元不等,视工作岗位而定;而工作岗位是由集体分配的,个人没有任何自主权。由于工资很低,村民的生活主要依靠集体供给的福利——此之谓“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福利实行“按需分配”,保证生活需要,但不得转卖。福利供给与政治表现挂钩。政治表现每两个月评估一次,实行“连坐法”,即个人表现不佳会殃及全家甚至邻居的福利供应,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在南街村看来,工资代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福利代表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所以今后还要进一步提高福利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直到完全取消工资。

其次是高度政治化。在1984年重新集体化之初,南街村就开展了以“大学雷锋、大学毛著、大唱革命歌曲”为内容的“三大”活动。1990年,王宏斌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提出对那些不愿参加集体,不愿“为村里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展开“阶级斗争”。[] 1991年,王宏斌又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方针。[]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更系统、更宏伟的“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南街村要把自己建设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南街村对政治表现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蓄“汉奸头”(即对称中分的发型)。南街村的一些规定甚至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比如,不到二十三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二十五岁不准结婚;不许订婚后退婚、结婚后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 对那些政治表现不合格的村民,轻则扣福利,中则“办学习班”(即集中到指定地点从事重体力劳动),重则开除“村籍”,取消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资格。南街村深信“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因此政治活动非常频繁,经济问题也往往被转换为政治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所谓“阶级斗争”来解决。

南街村奉“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思想。南街村认为自己关于集体化和政治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来自“毛泽东思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奉,《南街村报》报头每期都刊载一条“毛主席语录”;1992年,南街村在村里的“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主席像,由民兵24小时守卫。2001年,南街村又在毛泽东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或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全国著名的就有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但是,第一,没有哪个村像南街村这样政治化,像南街村这样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并把“破私立公”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第二,没有哪个村达到南街村这么高的集中程度。南街村不但“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而且个人私生活都受到严格管束,集中程度比人民公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种南街村体制,长期以来对外界一直是个谜。很多人都非常困惑:在全国都经历市场经改革的大环境下,南街村为什么,又何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体制?本文认为,这个所谓“南街村悖论”,其实可以分解为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实力从哪里来?正如第四部分将要揭示的,只有依靠强大的集体经济,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改造才有可能成功。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高度集权和政治化的体制在经济效率上是非常低下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但其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从1984~1998年集体经济总产值基本上是每年翻一番。而且,在南街村历史上,经济越是发展,它就越是突出政治,就越要破私立公;反过来,越是突出政治,越是破私立公,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至少是不受影响。

第二,政治合法性从哪里来?这分内、外两个方面来说。从内部来看,与很多实行集体制的村不同,南街村是先解散再集中,那村民们为什么愿意加入集体?随着集体控制越来越紧,村民们为什么不反抗或退出集体?才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的村民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体制?这是南街村体制的内部合法性问题。从外部来看,南街村虽然宣称自己奉行的是“毛泽东思想”,但它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角度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不但与国家认可的“毛泽东思想”有很大距离,而且与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国家政策完全背离,且不说它还有一些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土政策”。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仍然能够得到国家认可,并成为国家级典型?这是南街村体制的外部合法性问题。显然,只有内部得到村民的支持,外部得到国家的认可,南街村体制才有可能形成和存在。

第三,为什么选择“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南街村制度改造的基本路线,据说来自“毛泽东思想”。那么,南街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路线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国家意识形态,但王宏斌却认为:“毛是发展公有制,邓尽管没有说,事实是发展了私有经济、削弱了公有制,目前还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所以南街村实际上“不提小平思想”。[]还有,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曾经长期受到国家压抑的亚文化重获生机,也有可能成为村庄治理的意识形态选项,南街村却没有选。那么,在种种可能的选择中,南街村为什么独钟“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毛泽东思想”?

在我看来,只要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就能破解所谓的“南街村之谜”。但在以往关于南街村的研究中,第三个问题即思路路线问题,完全无人涉及;第二个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只有个别学者做了一点解释;研究最多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经济增长问题。对于这些理论观点,本文将在后文相应部分予以述评,这里首先要交待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本文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资料来自笔者20004~8月在南街村做的实地调查。这些资料包括:

1、南街村档案或文件。南街村拥有全国第一个村级档案馆,馆藏各类档案近300卷。笔者在该馆调阅了经济档案以外的全部档案,150余卷。南街村以保密为由不允许调阅经济档案,本文只好使用来自其他渠道的经济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档案都注明了卷号,有文件名称的还注明文件名称。南街村还编印了题为《理想之光》的宣传材料,笔者使用了其中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等资料性内容。

2、抽样调查。20008月,笔者在南街村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调查分为A卷和B卷。A卷调查对象为外来工人,B卷调查对象为南街村村民。对外来工人的调查,利用宿舍床号建立抽样框,然后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受访者;一共从8073名外工中抽取500人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自填方式。最后收回问卷499份,有效问卷434份。对村民的调查由于回收率太低、填答质量太差而被迫放弃。这一调查在后文中简称为“2000年调查”。[]

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

关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主流的理论解释,包括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即,国家和市场是塑造制度变迁的两股基本力量(比如杨瑞龙 1994; 杨瑞龙 1998;黄少安 1999),形形色色的制度变迁轨迹和后果都是国家与市场之间权力游戏的结果。对于这场权力游戏的内在逻辑和机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新兴市场的扩张在不断削弱国家的资源分配权力的同时,还在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外向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刺激、机会和社会流动渠道(Nee 1989, 1996Nee and Matthews 1996Nee and Su 1990),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兴替的主要力量;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仍然保持甚至提高了自己相对于新兴市场的权力(比如Logan and Bian 1993Oi 19951999Walder 19951996),因而仍然主导着整个制度变迁——因其强调社会成员在体制内的地位所具有的凌驾于市场之上权力(positional power),不妨笼统地将这些观点称为“地位权力论”——。在综合上述两种理论路线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国家和市场是互动演化(coevolve)的:“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竞争和制约;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加强;在另一些领域,它们则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Zhou 2000: 1140)。相对于前两种观点,互动演化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改进在于:第一,它并不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完全是一场此消彼长、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相反,国家与市场之间除了相互竞争、削弱和制约以外,还可以相互加强,甚至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第二,相应地,在经验研究中,除了静态地研究国家和市场谁赢谁输、谁赢多少谁输多少之外,还要动态地研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机制。

互动演化论为理解南街村1981~2000年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本文看来,南街村体制就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的结果。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尽管行政村在名义上还是一级国家政权并确实履行着一些政权职能,但无论是国家对村集体的控制,还是村集体对村民的控制,比以前都大为弱化——村集体更多地是按照社区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行事,而不是按照国家的行政命令行事;村民都是一家一户自主经营,所谓“集体与家庭双层经营”通常是有名无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村集体与国家、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蜕变为一种市场关系。因此,南街村体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市场(包括村集体和村民)的互动演化过程中逐渐被组织关系所取代的过程;相应地,国家与市场之间怎样相互竞争、制约、强化或改变就成为理解南街村制度变迁的法门。

但另一方面,南街村的故事也向互动演化论提出了挑战:第一,在以往的理论解释中,国家和市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它们理性地根据对方的情况精心选择最合适的目标、手段和策略。但南街村的故事表明,有很多历史条件,比如“见习劳动力市场”(详见后文)的存在、小农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困境,都是国家和市场都无法选择的,但却深刻地影响着它们互动的目标、手段、策略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后果。如果以下棋做比喻,以往的理论解释倾向于把制度变迁的棋局理解为一个只有两个棋手的对弈,每一方出招时都只算计着对方;而事实上,很多时候虽然见诸台面的只有两个棋手,但周边环境,包括观众甚至室内的灯光、气温等因素也会影响棋局。棋手在选择战略、战术时不但会考虑对手,而且会考虑周边环境。甚至,一些因素即使棋手未予考虑,却仍然影响到棋局。对这一理论缺陷,互动演化论已经注意到,但没有充分阐述。

第二,南街村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可以说与国家全面背离,但它却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不但政治上被认可为国家级典型,而且在经济上长期获得国家巨额贷款的支持。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互动演化论已经注意到国家与市场之间可能的组合形式远比“市场”与“再分配”的二分法来得复杂,但未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

第三,在以往的理论解释看来,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都是围绕实际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而展开的,但在南街村我们看到,国家与市场的权力游戏还涉及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因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刻画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互动演化论概括了市场竞争、利益政治和国家管制等三种机制,但欠完整和简洁。

基于南街村制度变迁的经验,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互动演化论予以补充:

(一)社会转型:市场化与现代化

在互动演化论以前的理论解释中,国家和市场都被简化为超脱于历史之外的社会行动者,它们在不断地创造历史,本身却不受历史的限制。事实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及其制度后果,不仅取决于双方各自的理性选择,而且取决于双方共同所处的历史条件。理性选择既有可能符合,也有可能不符合历史条件,二者之间不能完全通约。互动演化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这个问题。周雪光(Zhou 20001168)指出:“实质意义上的制度分析应该找到一条道路,在不丧失对经济转型背后的因果过程的洞察力的同时,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且对特殊的制度环境反应灵敏”。那么,对分析中国当前制度变迁而言,需要充分考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那就是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李培林 19921995郑杭生 19941996)。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往往被理解一个单纯的市场化过程,而未注意到其中还包含着一个现代化过程。市场化视角一般只关注1978年以来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以及双方围绕这个过程而采取的“理性行动”,即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市场的反应。而现代化视角则强调,不管是国家、市场还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过程;国家和市场的行动及其后果不仅取决于它们各自的理性,而且受制于中国在1978年以前甚至1949年以前的历史发展所积累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国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这样一些历史条件可能会被国家和市场意识到,并纳入自己的理性算计过程,也有可能没有被意识到。但是,不管意识到与否,国家和市场的理性算计都会受到这些历史条件的影响并产生相应的历史后果;即使已经被意识到,历史进程也会产生一些国家和市场没有预料到非目的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s)。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体制,是国家为了尽快实现社会现代化,参考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而理性选择的结果(林毅夫、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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