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开创了地位获得模式的研究①，「Blau，Peter，and O.D.Duncan，The A merican Occupational S t ructure.New York ：Wiley ，1967.」其基本思路有三点。第一，在分层体系中，社会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不平等的，而个人获得、保持、改进社会经济地位，是其生命历程中的基本事件。所以弄清"地位获得模式"是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视角。第二，个人从家庭或血缘关系中继承某种社会经济地位，"不劳而获"，这是继承机制；个人通过自身努力谋取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有劳而获"，这是自致机制。布劳和邓肯以及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继承机制导致地位的不流动，是农业社会分层体系的根本特征；而自致机制引发了地位流动，是工业社会分层体系的本质特征。为此，判定继承和自致两种机制的此消彼长，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基本研究任务。第三，继承和自致两种机制的消长变化，受工业化逻辑的制约：工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分化越大，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越需要走出家庭和血缘关系、越社会化，所以地位的流动越成为必然。西方学者进而认为，工业化逻辑是普遍的规律，跨越国界，也跨越社会经济制度。所以，只要是工业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及其具体假设，即适用于市场经济也适用于再分配经济下的社会流动研究。
自1960年代开始，上述工业化逻辑是西方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的主流理论，占据教学、研究的中心阵地，遂成为"经典".从19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这个经典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状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分层体系，垄断经济和非垄断经济是分割的两个结构，即所谓二元经济的结构壁垒。为此，同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如白领或蓝领工人，在不同的结构中不但资源含量相异，地位获得模式也由于制度约束不同而发生变化。垄断经济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作契约受制度保护，年资效应强，工团力量大，报酬及福利稳定且较高。非垄断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外部"的，没有上述优势和结果①。「P.B.Doeringer ，and M.J .Piore ，Internal L abor Markets and Man power A nal ysis .Lexington ，Mass.HeathLexington Books ，1971.Aage B.Sorensen ，and Arne L.Kalleberg，AnOutline for a Theory of the Matching of Persons to Jobs.In Ivar Berg（ed.），Sociological Pers pectives on L abor Markets.New York ：AcademicPress ，1981，pp.49-74.Arne L.Kalleberg，Michael Wallace and RobertP.Althauser，Economic Segmentation ，Worker Power ，and Income Inequality.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87，no.3（Nov.1981），pp.651-683.」为此，地位获得模型对开放分层体系的假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资本主义二元经济所提出的挑战改进了地位获得的研究。如果垄断和非垄断是分割的结构，那么，继承机制和自致机制的社会经济回报在两个结构之间是有差异的。实证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②。「Robert P.Althauser ，Internal LaborMarkets.A nnual Review of S ociology ，vol.15（1989），pp.143-161.」同时，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职业地位的获得，而是同时包括了收入和福利。在分析策略上，大量的研究开始将收入作为因变量，而将职业地位以及其他个人变量作为自变量，检验这些变量的收入回报在垄断和非垄断部门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后来的学者认为，垄断和非垄断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化，进而提出了三维和多维分割的分析策略，但经济结构分割及其对地位获得模式的根本意义，这一基本理论判断没有变化。
再分配所形成的单位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结构分割，对地位获得的意义重大，但一直到1980年代才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英文文献中，林南和边燕杰率先提出了再分配逻辑下的地位获得模式①：「Nan Lin ，and Yanjie Bian，GettingAhead in Urban China.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97，no.3（Nov.1991），pp .657-688.」在计划再分配体制中，单位之间的资源不平等意味着，职业不是一个充分必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单位本身就是一个反映体制特征的地位指标。他们依据天津市1985年调查资料所设计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作为地位指标，作为职业地位获得的前提和一部分。
以后的研究丰富和修正了这一模型②。「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s and St 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 ributive Economies.A mericanS ociological Review，vol.57，no.4（Aug.1992），pp.524-539.YanjieBian，Work and I nequal i t y in Urban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 ，1994.Xueguang Zhou，Nancy Brandon Tuma ，and PhyllisMoen，St 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S ocial Forces ，vol.74，no.3（Mar.1996），pp.759-796.Xueguang Zhou，Nancy B.Tuma，and Phyllis Mo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2shif t Patternsin Urban China，1949to 1994.A merican S ociological Review ，vol.62，no.3（J un.1997），pp.339-365.」受到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没有分析地区壁垒及对地位获得的意义。
在一个存在结构壁垒的分层体系中，上述工业化逻辑的解释是有条件的。单位壁垒和地区壁垒将再分配资源控制在壁垒之内，也将劳动力捆绑起来，不允许跨壁垒的自由流动。为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两个调节机制不发生实质作用。其一，职业与报酬并不是对等分类。虽然国家颁布了分地区、分职业的工资标准，但不可能细到每一项职业，也与再分配福利无关。其二，劳动力供求平衡只存在于分配部门的计划中，与求职者和用工者的双向选择无关。所以，从根本上说，职业和报酬的分配与地位获得模型中的自致机制没有必然联系。其结果，宏观上，相同职业类别在不同的单位、地区，其工薪、福利报酬是不平衡的。或者说，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指标，其资源含量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是相异的。微观上，一个理性的个人，必然倾向留在优势壁垒内部，或跳出劣势壁垒，改换门庭，以求提高其地位的资源含量。在改革之前，上述意愿虽然普遍，但由于壁垒效应，能成功地实现这种意愿的行为结果只是小概率事件。大量研究表明，改革之前，至少有一半的在职者终其一生没有职业流动，因为每年只有1%-2%被允许跨单位流动，而85%属于所有制内部的流动①。[Yanjie Bian，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A nnual Review of S ociolog y ，vol.28（2002），pp.91-116.]跨地区的流动更困难。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和地区壁垒被不断地松动、打破，社会分层体系趋向开放。所以，改换门庭，职业流动，不断成为大概率事件，进入统计分布的正态区间。
2.单位壁垒与地位获得
这里说的单位，是指获取劳动所得的工作组织。虽然"单位"在再分配经济中有特殊的体制涵义②，「Andrew G.Walder，Communist Neo2T radi tionalism ：Work and A uthori t y in Chinese I ndust 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Yanjie Bian，Work andI nequal i t y in Urban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1994.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李路路、王奋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极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权力、资源与交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为叙述方便，本文用单位这一术语泛指所有工作组织，包括转型经济时期国有和非国有的工作组织。
这是因为，在国有部门的科层结构中，行政级别越高，就越靠近最高层的计划分配者，便于进行讨价还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软预算的作用下，政府的资源是按计划偏好分配的，而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越能迎合和影响这种偏好。资源锁定在单位的围墙之内，其分配原则，一是保证小部分权力精英的利益③，「Ivan.Szelenyi，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 ributiveEconomies.I nternational J ournal of Comparati ve S ociology ，vol.19（1978），pp.63-87.」二是按父权主义原则平均分配给无权的大多数④。「Andrew G.Walder，Social Change in Post2Revolution China.A nnual Reviewof S ociolog y，vol.15（1989），pp.405-424.」为此，再分配体制下的不平等，表现在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大多数之间；而在无权的大多数内部的差异，主要是在职者的单位之间的不平等。这就是单位作为结构壁垒的作用。
假设二：教育地位的资源含量，体制内小于体制外。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教育水平的提高，表明在职者更有能力从事复杂劳动，产出潜力大，对单位利润的创造贡献也大。体制外，由于存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教育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教育地位的资源含量高，每提升一个教育地位，资源含量也有明显增加。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本效应解释。在转型经济条件下，这一解释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并不一定是教育水平。李培林等①「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东北的研究说明，体制外的新企业大多数是服务性行业，工作不需要较高的教育水平，而体态、灵巧、能说会道、人际技巧的市场价值高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二是体制内也可以引进绩效挂钩的市场机制，提高对教育水平的回报，以保证专业人员的继续留用，减少流出。周雪光②「Xueguang Zho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China ：Evidence f rom Panel Data.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105，no.4（J an.2000），pp.1135-1174.」曾发现和指出这一现象。上述趋势表明，关于教育地位资源含量的体制差别的假设，现实也可能与我们的假设相悖，即教育地位的资源差异，体制内大于体制外。
假设三：年资回报水平，体制内大于体制外。正式工作组织，无论再分配条件下的单位，还是市场经济下大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年资回报都是稳定劳动积极性的策略，就是戴慧思称之为"先到先得利"的假设③。「Davis －Friedmann ，Deborah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Modern China，vol.11，no.2（Apr.1985），pp.177-201.」外部劳动力市场对年资的回报不是直接的，要凭在职者的技能和贡献潜力。年资可以给人带来经验，增强适应能力，最终提高产出。但是年资也可以让人增加惰性、不求进取、墨守成规，不能适应变化中的环境，效率下降。加之，如果转型经济的体制外新生工作机会大量是在服务业，更适合年轻人，则年资回报在体制外可能是负面的。
假设四：性别地位的资源差异，体制内小于体制外。社会主义平等理念将男女同工同酬意识形态化，盛行于"文革"期间。这是体制内党管经济的产物。在转型经济期间，体制外讲求权责利挂钩，抛弃了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代之而起的市场体制，究竟是推动男女平等还是拉大男女差别呢？研究者持不同的见解，并都有观察和资料作依据①。「Barbara Entwisle，and Gail Henderson（eds.），Red rawing B oundaries ：Gender ，Househol ds，and Work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我们假设，市场体制将拉大男女差别，扩大性别地位的资源差异，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第一，意识形态在体制内外是反向的，体制内，性别平等观念有价值空间，但体制外，男权主义文化已很盛行；第二，体制内外对报酬分配的制度约束不同，体制内较高，差别不能过大；体制外约束低，报酬无上限。
第二，虽然再分配体制保护和强化了地区壁垒，但从政治稳定和计划平衡出发，再分配国家又是"劫富济贫"的，即用先进地区之盈余济落后地区之亏空②。「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 s and St 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Redist ributive Economies.A merican S ociological Review ，vol.57，no.4（Aug.1992），pp.524-539.」这在改革前是常识，而改革后仍在继续③。[Susan L.Shirk ，The Pol i tical L ogic of Economic Ref orm in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所以，再分配体制一方面强化地区壁垒，另一方面缩小地区差异，这与市场体制有根本的不同。市场体制以产权主体的效应最大化为目标，偏好那些资源禀赋优越的地区，或者是享有政策倾斜而首先发展了的地区。效益最大化导致了马太效应，富则越富，穷则愈穷，所以市场的发展很可能扩大已有的地区差别。这样看来，在转型经济时期，城市之间的差距，体制内小于体制外。这是我们的假设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