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旨在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深层解读。在吉登斯看来,自我心理系统由本体性安全、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所组成。本体性安全是个体日常生活的基础,它以个体的生存环境具有确定性为条件。在这一理论前提下,他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表现,它旨在以一种人为设计的方式在未来建立起确定性的社会。但是,20 世纪晚期反思现代性社会现实表明,这种确定性追求反而导致了其背谬性后果,人类的解放追求不仅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可以自我控制的社会,反而导致高风险社会的出现。在反思现代性的社会条件下,自我经受着一系列张力和磨难。

关键词: 　吉登斯　现代性　自我　本体安全

作者：郭忠华,男,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讲师。(广州　510275)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思想的剖析已不乏论及,对其现代性思想的研究也新论迭出,而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却显得寥寥。吉登斯的思想发展是连贯的,现代性思想是其社会心理学思想的延伸和深化,对前者的研究必须以后者为基础,方能深入。本文在分析其社会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基础上,考察现代性发展的深层动力和结果,以便把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自我”的解析:现代性研究的起点

        吉登斯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建立起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作为主体的表征, “自我”成为这一理论的核心范畴。要深入理解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就必须首先理解他对“自我”看法。“自我”是连通其社会学思想和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纽带,是深入理解其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视角。从总体来说,吉登斯对“自我”概念的解析以他对弗洛伊德、埃里克松和戈夫曼等人“自我”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为基础。

        在弗洛伊德的著名人格理论中,个体的心理组织系统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等三部分组成。“本我”代表人格中的本能部分,目的在于争取最大的快乐和最小的痛苦;“自我”则是本我联通现实世界的部分,既满足本我的需要,又考虑现实状况;而超我则代表了良心或道德,使个体具有羞耻感和进取心。个体正常而有序的生活以三者的平衡为基础。埃里克松则对婴儿人格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婴儿的人格先后经历了三对张力控制系统的发展过程:基本信任与基本怀疑;自主与羞耻;进取心与负罪感。它们都旨在避免焦虑、维护自尊、防止被羞耻感和负罪感浸没。其中,第一组张力控制系统表现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其他张力系统赖以形成的基础,而且还是形成自我本体安全系统的基础。而戈夫曼则通过其著名的“拟剧研究”说明了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反思性监控”性质和“例行化”特征。自我的日常生活被划分为“前台”和“后台”两大区域。前台指共同在场情境下两人以上的行为互动,自我通过施展各种技能以维持其得体的形象,而后台则主要指个体在独处的情况下,可以稍微松懈的区域。日常生活在前台与后台的交替中表现出“例行化”特征。

        在批判和融合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对“自我”概念进行了重释。首先,他以埃里克松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提出自我的心理结构由本体安全系统、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等三部分组成。（注1）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是含混不清的,“自我”实质上是行动者整个心理机制的总和,是行动者对过往认同机制所作的连续性概括。“自我的轨道具有连贯性,它源于对生命周期的种种阶段的认知。”（注2）“自我是行动者概括出来的行动者。”（注3）同时,他又以埃里克松的理论为基础,认为本体安全是自我心理组织系统的基础,所有其他层次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本体安全的功能在于控制或排解焦虑,使个体获得安全和可靠的感觉。他指出:“只有依据基本的安全体系即本体安全感的源泉,个体才会拥有通过基本信任从认识上组织起来的与个人和客体的世界相关的自我经验。”（注4）

        其次,在吉登斯看来,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是维护本体安全的两种途径。从他对这两种意识所作的界定来看,它们体现了对弗洛伊德和戈夫曼思想的继承。实践意识表现为一种自觉意识,一种例行化行为,它无需也无法用言语给出准确的理由。而话语意识则表现为个体能够对其行为的理由给出清晰的语言表达,体现为三思而后行。本体安全植根于实践意识之中。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活动绝大部分都是一种例行化的活动,这是实践意识发挥其功能的表现。但是,当自我处于一种全新或紧要情境中时,由于例行化活动无法应对这种情境,话语意识就必须为其相关行为提供充足的理由,以便维持本体安全的稳定。通过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的维护,自我避免了焦虑的侵蚀,持续获得稳定、安全和可预见的感觉。

        最后,这种稳定和安全感的获得又取决于自我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外在环境越是稳定和能够为自我所控制,就越有利于例行化生活方式的维持,自我所体验到的安全感从而也越高。相反,如果自我处于一种快速变化的环境当中,他就必须对这种环境不断做出解释,并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遵循的例行常规就越少,所能获得的安全感也就越低。在通常情况下,个体总是倾向于营造一种安全和可以自我支配的环境,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本体安全。

        从某种意义上说,吉登斯对“自我”概念的解析以巨人的肩膀为基础。它既继承了弗洛伊德等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的思想,又把它们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使“自我”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的偏见中解放了出来,既赋予“自我”以主体性地位,同时又把它与特定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从“自我”与环境的关联中考察个体的日常生活。自我的解析不仅为吉登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提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且还成为他研究其他社会问题的深邃视角。这点在他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自我的解放:现代性发展的过程

        1990 年,吉登斯出版《现代性的后果》专著,标志其学术研究的重点正式转移到现代性这一哲学主题。此后他又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以及《亲密关系的变革》等一系列著作,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性理论体系。《现代性的后果》提纲挈领式地从现代性的概念、特征和维度等开始,过渡到对信任、自我认同和本体安全等的分析,预示了他此后学术探索的主要方向。而其余著作则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高度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生存状况。自我成为隐含在其庞大现代性理论体系后面的基本线索。但是,在分析这些方面以前,有必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从自我的角度衡量,吉登斯是如何解释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的?

        对于这一基本问题,吉登斯依然遵循其一贯的社会心理学解释范式,从“自我”的角度做出解释。在他看来,焦虑源于自我去超前思考及预测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出于维护本体性安全的目的,自我总是力图谋求最大限度的确定性。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为了遏制未来无限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焦虑,自我总是会努力地营造一种具有确定性的前景。在这种前提下,他认为,肇始于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体现。它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旨在以一种人为设计的方式建立起确定性的生存环境。“风险是能够控制的,因而也是能够保险的,这一思想,即人为设计的安全概念的崛起,完全来源于启蒙运动。”（注5）“解放”是这一尝试的基本特征,因而也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它包括从自然、传统和政治压迫等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便使人类能够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去主宰自然、社会及未来。因此,在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中,现代性起源于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又源自“自我”对确定性的追求,它旨在以人为设计的方式建立起具有确定性的生存环境。

        启蒙运动产生了两大鲜明的成果:科学和民主。科学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形成,自然成为人类达到其目的的手段。科学使人类从与环境的偎依中提升出来,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去审视、支配和掠夺自然。在社会历史向度上,科学的结晶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工业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它是人类与自然关系根本变革的体现。它的逻辑是把人类从与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通过科学发明来创造一个人类能够支配的外部世界。民主则表明社会关系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转变。在民主精神的推动下,一切传统的关系都不再是合法的了,个体成为公民,民主赋予他以主体性地位。从社会历史向度上看,民主的结晶集中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的特质上。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它与以往所有的革命不同,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纯粹由人间理想所主导的革命,这集中表现在对平等、权利等的追求上。尽管革命者所高举的理想旗帜至今仍未完全实现,但它为世界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两次大革命的交汇点成为世界转型的标志,现代性的航船不仅显露出桅顶,而且还以一种世界性的规模四处扩张。

        这种从本体安全深处迸发出来的解放动力使现代性的发展获得了持久的动力源泉。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过程。吉登斯把现代性的发展分为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阶段。前者是现代性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人类执着地追求解放,但自然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依然是自我焦虑的主要来源,而在社会政治领域,传统社会关系也还是调节自我认同的基本准则。但是,当历史的长河流转到20 世纪的中后期,现代性的发展也跃进到了成熟的反思现代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不仅获得了改造和重组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而且还完全按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与此前迥然相异的世界。在自然环境方面,自然已不再“自然”,而成为吉登斯所说的“人造空间”,集中体现在城市化的发展上。在社会关系方面,自由、民主、平等等原则已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社会已进入吉登斯所说的“后传统社会”。然而,在反思现代性阶段,尽管人类已经按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就真正生活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之中。不仅传统的外在不确定性没有消除,而且还出现了一种后果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即“人为不确定性”。前者体现在自然灾害等方面,后者则体现在核危机、生态灾难等方面。它们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自我焦虑的源泉。

        这就是吉登斯从“自我”的角度,对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所做出的深层解读。现代性的产生以启蒙运动作为精神标志,以“两次”大革命作为现实标志;它是自我维护其本体安全、追求确定性生存环境的动力所致;在社会历史中,它集中体现在解放追求的过程中。吉登斯对现代性发展动力的解释是其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使其现代性这一宏大叙事始终渗透着洞幽烛微式的分析,而且细致到个人心理结构的最深处,使现代性这一外在社会过程在个人心理深处始终存在其投照点,使现代性这一哲学话题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心理学色彩。现代性的原因和动力究竟是什么?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涂尔干认为是工业主义,韦伯则认为是理性化;在当代社会思想家那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认为是工具理性的泛滥,阿伦特认为是西方哲学的整体主义传统,而享廷顿则把它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等等。现代性起源于人类自身,但其复杂性却超出了普遍归纳的限度。在现代性与研究者之间,现代性是“大象”,研究者是“瞎子”,每个研究者都只能归纳出自身对现代性的理解。

三、自我的磨难:高度现代性的后果

        在吉登斯看来,如果从自我的角度衡量,现代性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莫过于使本体安全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型,使本来稳定的本体安全基础迅速被侵蚀和瓦解,从而把自我置于焦虑的磨难之中。要理解这种转型,有必要对传统社会条件下自我的本体安全基础首先做出分析。传统社会,传统和自然是自我生存的外在环境。传统作为“可靠的实践模式”,把个体的未来安插在过去的土壤中,为本体安全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吉登斯指出, “传统为‘基本信任’提供了一种确认方法,这种基本信任对连贯性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传统还是其他信任关系的指导性机制。”（注7）同时,在传统社会,自然也为自我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外在环境。自然与传统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千古不变的恒常特征,尽管它有时也会带来各种灾难,给自我带来不安全的感觉。但面对这些灾难,人类经常诉诸于传统或宗教,把自然人格化,自然被赋予诸神、精灵以及妖魔鬼怪等幻象,从而有效化解了自然所带来的焦虑。在传统社会,人类偎依在自然和传统的怀抱中,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体安全的基础。

        但进入反思现代性阶段以后,自我本体安全的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型。一方面,传统的瓦解和后传统社会的出现使传统不再能够成为本体安全的基础了;另一方面,自然的征服和破坏也使本体安全无法再以它为基础。在高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一方面通过其“时空伸延”能力影响全球每一个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通过其“渗透能力”影响到自我生活中哪怕最为细微的方面。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旨在以人为设计的方式建立一个安全和得到控制的世界,但今天的人类却恰恰生活在一个更不确定的环境中,使自我更加经受焦虑的磨难。具体地说,在吉登斯看来,反思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主要经受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磨难。

        第一,由“纯粹关系”所带来的磨难。在反思现代性条件下,传统的血缘关系和亲密关系已经不再能够充当社会关系的纽带了。在亲密关系领域,现代社会关系所倡导的是一种平等、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原则,现代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关系”。所谓纯粹关系,在吉登斯看来,也就是一种随时可以中断的社会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能够为关系各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时,它才能得到维系,而一旦有一方感到不适或需要中止,它就能够随时被打破。纯粹关系已经失去了传统社会那种外在的道德标准和参照框架,成为一种脆弱不堪和变幻莫测的关系。然而,自我所需要的是一种具有外在参照性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纯粹关系显然难以为自我提供足够稳定的关系纽带,它使自我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切断了外在的道德标准之后,在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以及在其他生活转变的时刻,纯粹关系作为安全感的源泉,便有其弱点了。”

        第二,全球化冲击所产生的磨难。在前现代社会,自我生活在一个高度稳定、缺乏流动的环境之中,传统和自然成为本体安全的稳定基础。在反思现代性社会,尽管自我仍然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但与前现代社会相比,这种环境已经被遥远的信息、事件所干扰和鼓噪,个体的生活已真正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与全球背景联结在一起。全球化对自我产生的磨难主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自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向他袭来的复杂、多样和碎化的开放世界,自我被带入一个无限杂多的情境,一个色彩斑斓的舞台中,这个情境或舞台时刻向他传递着无穷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一方面必须在多样化的场景中始终保持其得体的行动方式,“自我的呈现”必须小心谨慎地随时得到调整。另一方面,自我又必须从这种不断变换的环境中刻画出连贯的轨迹,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或过滤环境所传递各种信息。

        第三,高后果风险给自我所带来的“无力感”和“剥夺感”。在反思现代性社会,不仅传统的“外在风险”没有消除,而且还产生了后果更严重的“人为风险”,如核威胁、全球生态灾难、全球金融的风险等。这些风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波及整个人类。从自我的角度衡量,其生存的环境已经弥漫着各种显而易见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又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完全超出了凭一己之力进行抗拒和排解的范围。这种情况的出现使自我形成一种“无力感”和“剥夺感”,使自我被吞噬在各种后果严重的风险之中。更有甚者,现代性发展得越是完善和成熟,自我所形成的无力感和剥夺感也就越严重,他也就越遭受无力感的重压。“全球化关联的出现以及高后果的风险所代表的社会生活参量的出现,对于身处情境中的个体而言,是无法控制的。同样,剥夺的过程是现代制度成熟的一部分和一阶段,它不仅进入到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去,而且还进入到自我的核心中去。”（注8）

        第四,科学本身成为自我不确定感的根源。在反思现代性社会,科学已取代传统而成为确定性的权威,具体表现在各种客观知识上。但是,科学的品质恰恰不在于其知识的确定性上,而在于这种知识的开放性和可怀疑性上。科学的生命力在于通过这种品质来不断超越自身。这种品质使科学根本无法为自我提供一种绝对确定的知识,也使之无法建立一种真正恒常的外在生活环境。科学本身成为不确定性的根源,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的社会,难有确定性可言。同时,科学本身也不是一种统一的权威,而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结构。科学越是发展,其专业化的程度也就越高,各专业之间的知识壁垒也越严重。对自我而言,科学的专业化发展从根本上排除了获得统一权威的可能性,而且还越来越使他陷于一种无知的境地。科学破解了传统的权威,但它在尝试成为确定性权威的过程中,本身成为不确定感的根源。

        第五,商品化对自我所形成的磨难。反思现代性社会在经济维度上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全球市场经济的影响。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化的经济。对自我而言,商品化已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本体安全的建构和维持。这是因为,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商品化经济通过广告等宣传方式日益塑造了受众的消费和生存方式,大大强化了自我对商品化的体验。商品成为内化于自我的一种记忆。在商品化的影响下,自我有关生活方式、生活风格的选择越来越被这种势力所左右,自我越来越按照广告、媒体所宣传的标准来消费或包装自己。“对新潮商品的消费部分地变得要替代自我真实发展。”（注9）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商品化越来越倾向于把自我纳入其体系中,使自我成为商品的消费者,而不需任何具有独立意识的自我。另一方面,自我作为主体性存在,他又必须极力抵制外在商品化的干扰,维持真实的自我意识。

        这就是吉登斯遵循其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现代性的起源、动力和后果所做出的连贯解释。综观这一解释,本体安全是现代性所围绕的核心,确定性追求是现代性发展的动力,而自我的磨难则是现代性悖谬结果的体现。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体现出两方面的特色:首先,分析方法上的社会心理学路径。现代性研究以其早年所从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并成为其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合理延伸;其次,理论体系的实在性。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体现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特征,他在分析现代性每一环节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形成鲜明对比。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分析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在他那里,现代性虽说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但其切入的角度并不是单纯的社会现实,而是严格的规范范畴,他基本是在形而上学层面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与重建的。而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则显得非常“脚踏实地”,其分析过程始终与现实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吉登斯的思想发展是连贯的,现代性思想是其庞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研究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现代性著作中,而必须将眼界放宽,从其连贯思想发展的角度对他的现代性思想做出诠释。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到潜藏在其现代性理论后面的更深刻含义。

注释：

*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桐山基金项目:“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编号:1300 - 9350079 。

注1、注3：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110 、121 页。

注2、注4：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86 、50 页。

注5：(英)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第79 页。

注6：(英) 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37 页。

注7、注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220 、226 页。

注9：(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23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