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泛实践论”倾向的产生。我国理论界对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只认识到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后来人们又承认实践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由于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启发和影响,由于新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早期著作被关注,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认识到,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观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价值观的基本观点,从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的重大变革,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观点,就在于把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基本观点。但是,伴随着人们对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地位的认识的提高和深化,或隐或现、或明或暗、或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从而把实践泛化的“泛实践论”倾向。这种倾向表面上看来是重视实践,尊重实践,但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看作是实践活动,就有意无意地抹煞了认识和实践的区别,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了否定实践对认识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 2、“泛实践论”倾向的实质。“泛实践论”倾向的实质在于抹煞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原则界限,把人的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也算作实践活动。人的活动领域是十分广阔的,认定活动形式千差万别、多种多样。这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一类是实践活动,即感性的物质活动。这种划分清楚地说明,实践活动只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活动,不是人类活动的全部,不能把实践与人的活动混为一谈,不能把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也算作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的一系列论述,明确地划分了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理论活动的界限,从来把精神活动、理论活动看作是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的论述还说明,仅仅局限于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范围,是不能直接引起现实世界的改变、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实践观,就是在批判把人的活动仅仅局限于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不把人的活动看作感性的物质活动的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人的思想活动也看作实践活动。把人的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也看作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的观点,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实践观的初衷,掩盖或钝化了科学实践观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混淆了认识和实践之间的根本区别。 3、“泛实践论”倾向的主要表现。“泛实践论”倾向的主要表现是笼统地把教育、艺术、科学算作实践活动,而不是具体地分析它们中的哪些环节属于实践活动,哪些环节不属于实践活动。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教育不属于实践范畴,只是教育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如教育革命或教育改革等,因为它可以直接引起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设备等的改变以及教育布局和教育资源的调整,所以它带有实践活动的性质,属于实践活动范围。艺术活动虽然从本质上和整体上说,属于人掌握世界的精神方式,但不排除有些艺术活动的某些方面或环节属于实践活动的范围,如建筑、工艺、雕塑等,从特定的角度看,即使感性的物质活动,又是有对象的对象性活动,也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有目的的活动,能使客观对象直接发生改变。科学在本质上和整体上也不带有实践活动的属性,不属于实践的范畴,但其某些方面或环节,主要是科学实验,属于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 4、“泛实践论”倾向的理论根源。“泛实践论”倾向的理论根源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现当代人对这种“知行观”的不恰当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包含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其中的“行”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实践或近似于实践的涵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其中的合理思想。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基本上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科学实践观涵义上的实践概念。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中的“行”内容十分广泛,有些相当于实践,有些近似于实践,有些则距离实践很远。通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中的“行”,大都局限于个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为人处事方面,很少触及物质生产活动。我国现当代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行”的解释,大都不严格区分哪些带有实践涵义,哪些根本上不带有实践涵义,而是把所有的“行”不加区分地解释为实践,这就势必导致把道德行为、认识行为、思想行为等也当作实践,从而把实践泛化。
(摘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报》第1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