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色

郑杭生

（《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6期）

 “确认指导、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也是它的鲜明特色。这里“确认指导”说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立足现实”说的是它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开发传统”说的是它与历史中国学术传统的关系，“借鉴国外”说的是它与外国社会学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自己30年曲折的历程中，可以说是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上述四种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种处理中实现了、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显示出自己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社会学30年来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色，既承继了此前中国前辈社会学者开启的探索之路，又指明了此后创新理论和服务实践的学术路径，这同时还是一条“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立足本土与超越本土”相结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论述前两者，对后三者只是简约提到。

一、“确认指导”

与1978年改革开放几乎同步恢复重建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实际上有多种名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会学、人民的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等。但是不管它的名称如何多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以不同名称出现的社会学，毫无例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的。这应该说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共识，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最大、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即它确认了自己的指导思想。

“确认指导”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它强调了当代中国社会学是一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简称。要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包含的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社会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具体论断”则是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作出的判断、提出的命题。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和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外，还有实践的观点——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辨证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阶级阶层分析的观点等。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忽视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第二，它表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继承和发展，两者有着内在的深厚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自己16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历了两种功能形态和三种历史形式。两种功能形态就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革命批判性为主的形态，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以建设维护性为主的形态。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形态，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转变为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提供了逻辑和历史一致的理论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在20多年前，即1985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加以论述。当时的表达是：革命批判性形态和建设维护性形态。它与现在的表达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表述更严密一些。三种历史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唯心史观中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形式；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中命名的“科学社会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获名形式；而邓小平主持下恢复重建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化形式。这个观点是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写《社会学概论》教材过程中新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就功能形态来说，是一种以建设维护性为主的形态，而从历史形式来说，则实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化形式。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主线。

第三，它还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有着密切的有机的现实联系。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谐社会构建的实施、造就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工程的启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开展、四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总体布局的确认，所有这一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的措施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真正的春天来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条件从来没有这样好过。特别是从2004年4月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社会学概论的编写正式列入日程，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建设直接而巨大推动。反过来说，当代中国社会学也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提供了多方面的学理支撑。当代中国社会学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确实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的指导，明确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继承和发展这一主线，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立足现实”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快速转型中的社会，它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水之源木之本。我曾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所谓立足现实，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把快速转型中的现实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而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为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又好又快的转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30年中，中国社会学在积极回应社会巨变中实现了自己的发展。研究的问题涉及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例如就“社会学基础理论”来说，就涉及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学研究对象、“价值中立”、学科规范、社会学基本等问题；就“社会结构研究”来说，则涉及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研究、城乡社会结构研究、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群体利益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此外还涉及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生命历程、社会行动、社会学反思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在30年中，中国社会学在处理有关发展全局的五个问题——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上，也经历了从不成熟到较为成熟的曲折历程。事实已经表明，这些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和把握，关系到社会学学科和社会学知识的性质、作用、对待社会的态度，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学人才，能否实现某种原创的知识创新，能否在国际社会学界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能否在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方面做出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在30年中，还出现了一些从不同角度理论地再现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和理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如费老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等。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在这方面，笔者在20多年的时间内也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产生了自己应有的影响。

三、“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当代中国社会学也十分注重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这就是“开发传统”的主要含义。社会学的中国特色，首先当然是确认指导、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30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出版了不少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本土化史方面的论著，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史学界出版了大量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著作。

    以“确认指导、立足现实、开发传统”为特色的当代中国社会学，还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批判地借鉴汲取国外社会学中一切精华的、适合我国情况东西，也即“借鉴国外”。在借鉴外国中，中国社会学注意保持欧美的平衡。注意既对欧洲，又对美国社会学的著作进行翻译，又用分析的眼光对它们的思想进行研究和借鉴。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在与世界社会学互动中实现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丝毫没有离开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相反力求站在世界社会学的前沿，不断培养自己与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双向交流的实力，并在发展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方面也做出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借鉴国外，丰富自己，是中国社会学的近期目标；借鉴国外，超越国外，是它的长期目标。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也已经具备了把借鉴国外与走出国门统一起来、双向并进的条件。

中国社会学30年的进展和成绩是不小的。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后需要修正的一些倾向或偏差。

一是进一步增强主体性。这包括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增强鉴别能力，弱化移植趋向；增强创新思维，弱化人云亦云。特别要避免对外来的理论或话语的盲从，避免食“洋”不化，犹如也要避免食“古”不化、食“土”不化一样，积极培育理论和话语的自主能力、创新能力和维护能力。

二是进一步用辩证思维处理好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五个问题——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其中，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有自己的指导思想？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正确把握这些问题，才能使当代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甚成熟走向较未成熟，从较为成熟走向更加成熟。

三是进一步增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有这种精神，才能负责任地对待我们社会、对待我们的学生，对待一起涌向我们的各种思潮。有这种精神，才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并不是象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的是一种摆脱一切的“清高”，而是正确处理与社会三大部门的关系，就像“自由”是在法律范围里活动，就像“自治”是正确处理是政府的关系一样。有这种精神，才能在新世纪站在更高的学术起点上，既避免19世纪“大写构建”的片面性，也避免20世纪“大写解构”的极端性。

四是进一步深入实际，基层，跟我们治理难度极大的国家、进步与代价对比鲜明的社会、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发挥自己学科的作用，推进我们伟大国家的治理，减少我们巨变中的社会的代价，加速我们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安居乐业，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的事业更加辉煌！

郑杭生（1936— ），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