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
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

环境的字面意义是指周围的情况和条件。笔者以为，学术环境应是指社会对学术发展提供的支撑基础和各种条件的总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术发展既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同时离不开学术环境的影响。回顾改革开放30年期间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可以说其正面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明显的，但近几年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根据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影响情况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可以大致地把改革开放的3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从时间顺序上说，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发展是连接“文革”而来。“文革”给学术发展提供的学术环境是十分恶劣的。“文革”期间，极左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被迫沦为政治的附庸和仆从，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学者已不能公开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文革”期间已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1978年，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确立和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也即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就是因为有了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消除了“打棍子”、“扣帽子”的极左作法，消除了思想禁锢，因而学术研究回归自身，学者开始回归自我。由此而带来学术研究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由跟风套话、空洞说教向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转变。学界从此不仅开始对纯学术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且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研究对象，也开始了真正学术的、学理层面的研究。由此而带来了学术研究的全面复苏，并日渐走向繁荣，我们由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学术界出现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不断建立和学术园地的不断扩大，若干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海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等等方面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到，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大至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资助、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成为学术界重要和热门的议题，产生了不少重要举措。这种种举措亦构成这一时期重要的学术环境。80年代中期以后与此前的七八年相比，学术环境出现了新的特点，如果说此前的关键词主要是“解禁”、“解放”的话，那么此后一个时期的关键词则主要表现为“资助”、“管理”、“评价”。

中共中央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很重视对学术界的领导、管理和支持，但一些重要决策还是8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的。1983年，建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规划领导小组下设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它正式成立于1991年6月，此前其职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代行），1986年开始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12月和1996年4月，分别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工作会议和“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教育部在加强高校学术管理和激励方面也不断出台举措。1991年，由国家统计局批准建立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统计年报制度，教育部社政司每年编辑出版《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1994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基础研究，突出重点，择优扶持；二是深化科研管理改革，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三是加强和改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从1995年起，教育部设立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教育部三大奖之一，每三年评一次。1996年，教育部发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在学术评价方面，这一时期开始普遍采用量化评价的办法。教育部及各高校出台了不少评估指标体系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94年将“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与设计”作为院重点课题公开招标，中标者经过一年多研究，两年试用，到1997年底通过了专家鉴定。学术期刊界的“核心期刊”评定也是这一时期开始进行的。

上述学术管理、学术资助、学术评价的不断加强，是学术发展、繁荣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在学术的草创和起步阶段往往不会被重视，也不很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学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阶段学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推动面向现实和时代的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在学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其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示出来。

                                                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天，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表现出新的情况和特点，正面的推动作用是基本和主要的，但其负面的消极作用也愈来愈严重。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指导、支持。李鹏、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先后发表了讲话。2004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人文学术事业的高度重视，为人文学术事业的发展营造了更好的学术环境，因而也更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这期间，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的提出和展开（包括2004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就是有力的证据。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一阶段构成学术环境的另一方面的情况，那就是管理界对学术事业的过分管理、在学术活动中行政权力的过分强化。笔者觉得可以将其概括为“学术管理过度症”，或者叫做“管理癖”。其具体表现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手段在学术活动中过度使用。近些年来，整个社会的思想越来越解放，经济领域的行政审批越来越少（说明离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远），可是“学术审批”却似乎越来越多了。纪宝成在《人民日报》2008年3月26日发表了《大学评估太多了》一文，文中指出：“什么都要评估，什么都在检查，学校里一年到头评估不断”。可谓一针见血。纪宝成在上文中还只指出了“评估太多”一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大学近些年除“评估太多”外，还有立项（各种项目、课题、基地、学科、专业、学位点等等）太多、评奖评比评优太多的问题。其二是学术评价过分依重“量化”，可以称之为“量化病”。其具体表现为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认“衣冠”（文章发表的刊物、著作出版的出版社）不认“人”（论文、著作的本身）。
  
“学术管理过度症”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导致学风浮躁。现在的大学校园里，由于一年到头申报、评审，评奖、评比，检查、评估的活动不断，导致大学校园总是热热闹闹，甚至轰轰烈烈，颇有点1958年“大跃进”的气氛，真可以说偌大的中国大学校园难于放下安静的书桌，不少人急功近利做研究，难于做出厚重的成果。某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决心与浮躁学风绝缘，多年来不申报课题立项，不申请评奖，潜心自己的学术研究，发表了多个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可在今年的教授评级中该教授却被评为最低级，学校的理由是：该教授只有论文和著作，没有在国家、省部立项的课题，没有获奖的科研成果。这种荒唐的情况只能让我们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其二是导致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来愈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邢东田说：“学术腐败横行，普通学人要负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应当由管理部门和管理者来负。目前的情况是歪经盛行，一是好经往往被管理者念歪了，比如某些明显的违规得不到惩处；二是经常有歪经尤其是学术评比的歪经出台，比如毫无根据或缺乏论证的量化评比。”（见邢东田《“学术腐败史”值得研究》，载《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也正是有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2004年初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有这样一段话：“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按照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改革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制度……要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是针对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环境中“学术管理过度症”而发的。

                                              四
  
经过上述简略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学术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优良的学术环境。那么什么是优良的学术环境呢？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特别是管理界）要充分尊重学术自身的规律，要给学术发展提供宽松和谐的环境，要给予必要的物质支持（包括经费和其他条件）。管理界必须把握一个度，不可具体管得过多、过细、过死。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庄子•应帝王》中“混沌”的故事来作说明，庄子写道：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我们祈望学术管理界不要像“倏”和“忽”一样主观武断，不尊重客观规律，仅凭自己的主观意愿，今日设一“法”，明日设一“法”，来折腾学术界。如果学术管理界坚持这样，只会导致对学术发展越来越严重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