雎国余：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中国经济学和改革开放30年”的论坛。我今天演讲的风格和我们平常讲课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过去给大家讲课都是讲的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关注的是一些理论热点和实践焦点问题。今天不是，今天所围绕的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互动，从这个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个话题比较严肃，也比较沉重，因为它还富有挑战性。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我们取得巨大的成果，我们在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以及经济学创新给我们的震撼的同时，我们更为深刻地缅怀为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奠定基础的以董辅礽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智慧、勇气、胆识和远见卓识，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了今天的经济学的繁荣，当然也才会有我们对未来经济学获得更大创新的期盼。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所取得的每一个大的推动，都离不开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付出的努力所产生的经济学成果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发展所取得的每一次进展和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曾经经历了两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现在正面临着是否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文化革命结束后，70年代末，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的。大讨论的结果否定了华国锋同志的“两个凡是”，应当说随着这样的讨论取得的成果，经济学的研究迎来了春天，经济学研究的坚冰被打破了。我们清晰记得当时经济学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活跃，好像研究热情和思想的火花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仅按劳分配讨论就举行了六次，我每次都参加了，包括80年代初在董辅礽家里，他亲自掌勺做饭，在饭桌上讨论了所有制变革的问题，经济运行理论的问题，财富分配的问题，包括其他的产业制度很多问题。那样子兴奋溢于言表，也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界的热烈争论、热烈讨论，才有了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突破，当时提出一个理论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这是对过去的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的突破，成为了党的纲领，但是尽管如此，在我们党内，我们干部、群众中，围绕着中国的计划跟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制度的一些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经济学界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问题的讨论。经济学的研究在继续前进，有些经济学家已经不满足于计划跟市场究竟是板块式结合、渗透式结合、交互式结合，已经不满足于此，而直接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

　　北大的厉以宁(厉以宁新闻)教授在办公楼礼堂两个晚上连续做了两场报告，海报本来想这样写，“中国向何处去”，后来觉得这个有点太耸人听闻，把它改成“当前中国改革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思考”，主办者北大团委和北大青年经济学会，很荣幸，我当时是北大青年经济学会的会长，是我们组织的。厉以宁(厉以宁新闻)教授在这次报告会上讲了前28条后28条，加起来56条，提出了股份制的理论，所以叫“厉股份”。正是在中国经济学家不懈努力、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研究推动下，十三大召开了，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毫无疑问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包括当时讲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实际上把计划和市场究竟如何结合具体化了。十三大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随着我们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许多矛盾，再加上国际上风云突变，党内又有两个声音，甚至爆发了89年春夏之交我们党付出高昂代价，至今还付出成本的那样一场政治风波。当然88年通货膨胀率很高，统计局公布的是18.3%，实际上不止。也正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沿着什么方向走，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那个时候我们提出这个主题，姓资姓社的问题，提出来。再加上天安门事件被平息之后，经济上治理整顿，经济全面滑坡，再加上国际风云突变，共产党政权几乎一夜之间瓦解，加上党内有些同志，这些同志不是我们在座的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应当是防止和平演变，应当是防止出现苏联东欧事变在中国重演，应该防止戈尔巴乔夫式人物揣夺党的领导权。什么意思？那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确立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捍卫，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同志南巡，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不是计划多一点，市场多一点，而是三个是否有利于。实际上第二次思想大讨论是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的，这场讨论的结果以小平同志南巡为结束。我们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当然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座各位也深有体会，但是我们也存在许多问题，许多矛盾，特别是转轨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过去没有碰到的问题，现在凸显出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摸不到，水深流急，我们怎么办，国企改革的问题，三农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利益怎么协调的问题，产业结构的一些问题，中国入世如何面对挑战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讲的腐败不是讲一般的干部，一般企业家多吃多喝多拿的问题，我们讲的是位高权重，口口声声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却权钱交易的问题，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陈希同，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国土资源部部长，前黑龙江省长田凤山，这样的事情，难道我们不用从制度层面去思考吗？这样的问题凸显出来，围绕这样的问题，我们干部、群众包括经济学界又有了不同的思想上的交锋。有人讲，我们现在恐怕面临着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加上当前出现的通胀问题，全球经济出现通胀压力和衰退问题，包括国内最近出现了天灾上的问题。

　　第三次的思想大解放，前一段时期提得比较多，最近因为四川大地震的问题，暂时没有再进入人们的视野。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究竟会涉及到什么样的话题。我想，恐怕有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对我们的智慧的考验，也是有力的挑战，这就是市场经济配置的效率和我们现行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这个结怎么解。还有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基础和现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协调。这确实是对我们党的智慧、勇气和胆识真正的考验，包括人民关注的政治改革问题，当然今天不准备讲这个问题。只要搞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不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的安排，我们不能搞经济私有化，私有化基础上，不能搞政治多元化吧，舆论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国家联邦化吧，可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搞市场经济。现在经济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现在很多经济学沉湎于模型的精美，各种数据处理的完善，但是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思想的问题。很多东西，你用数学公式，数学工具不一定能够解释清楚的，何况用在数学模型里的那些数据，本来可能就是失真的，可能是已经扭曲的，经过这些数据处理的结论，怎么又可信、有说服力呢？

　　经济思想上面临着如何前进的问题，需要创新。我非常地欣赏，当然，“欣赏”这个词用得不太好，我非常认真地学习了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一句话，不能用“欣赏”，叫深刻地领会，但是那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胡锦涛同志讲我们要用十几年的努力完成全面建设小康伟大历史任务，我们要用几十年的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用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恐怕还需要经过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孔夫子到我们这里才多少代人？这是非常艰巨的，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更不用说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那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要求我们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学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我先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