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二十世纪的终结

汪晖

　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纪

　　我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比较短的二十世纪。理解二十世纪，很难离开中国革命，因为可以说，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别革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一个学界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将二十世纪终结 － 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或者更早 － 从文革时期内部的自我否定开始。

　　这个世纪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纪。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 或者更早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而其尾声则是1976年前后到1989前后。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持续革命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尾声再向后推一点。毕竟中国、苏联、东德的大乱局，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正式谢幕的。英国一个史学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纪的：上至1914年一战，下至1991年苏联垮台。按他的逻辑，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怎么能称其为二十世纪的真实历史呢？

　　二、对于二十世纪的一个评价

　　左右翼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换句话说，对待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因为推进改革的历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纪环境里萌发的。这就和苏东的变革不同。不论怎样，大致的语言、语境都是非常负面的：战争、屠杀、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更像是十九世纪历史的延伸，它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伸开拳脚，而终于在这时展开了。这段历史复制了十九世纪的逻辑。

　　如何评价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评价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学运、工运的共同起源，都是那个完完全全自我否定，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的中国。别国是如何评价六八？中国呢？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官方什么东西也见不到，这里的一切静悄悄。但是，我就注意到了网络和民间讨论的变化，质的变化。

　　这样的困局，其实是有其双重原因的。西方六十年代的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西方的环境是什么呢？自我批判。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社会运动、反战示威，其起因都是战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运动都是反体制的，反西方体制，反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中国，六十年代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世界范围内，从万隆会议开始，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都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高潮，而这个运动是中国极力鼓励、支持、推动和领导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环境是“破”，非西方的环境是“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政权 － 这是其所有成就及困局的根本。其困局最终导致了文革。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反思文革，之后更是彻底否定。

　　我们今日对历史的一切模糊，不清晰的概念，都是由于这些条件造成的。对于六十年代世界历史的理解，去掉了对六十年代中国的理解，去掉了对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对世界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反帝反修对台湾民主化进程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对香港、对澳门、日本、欧洲、美国重大影响的理解，我们对二十世纪的理解怎么能够不模糊呢？


　　三、二十世纪的终结

　　国外 － 柏林墙的倒塌，中国 － 1989-1991年大论战的终结，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终结 － 也可能是两极化权力构造的终结？什么叫两极化权力构造？中国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那时开始，一直就在探寻第三条道路。不然，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是为了什么？要记住中国六十年代的政治姿态：反帝反修。这正是打破两级构造的开端－ 中国。

　　没有对中国六十年代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对二十世纪的根本了解。而中国六十年代的最特殊问题，是文革无疑。不论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吧，我们在这里都不可能完全展开对它的讨论。但是可以说，文革就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形成时期。意大利社会学家Russell评论说，文革的终结在其开始不久后就形成了。这就是说，在文革早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底层无政府运动全面转化为派系斗争后，文革就已经终结了－ 派系斗争自然成为了国家机器重新介入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国家重新介入的过程，正是一个从内部展开重新巩固党国体制的过程。

　　整个六十年代，西方眼中的“党国体制”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这种党国体制，其实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无非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政党体制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模型。二十世纪初期，各国基本形成了现代政党的形式。到六十年代，这种体制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六十年代各国运动的对象，都是不同的党国体制。

　　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党角色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党、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重要变化－ 二者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了。不要讲中国的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吧，在西方，政党也越来越变成国家政治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从党国到国党”的变化。党的角色和价值都转变了：在今日“现代化”的框架下，党价值体系的趋同化触目惊心。这种趋势，从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建设时就开始了。问题是：党代表谁？西方国家体制内的两党也越来越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这就造成了西方制度的危机。党代表谁？回答不了。那么，为什么争呢？那就为权力而争呗。这样，代议制民主本身，能不出现危机吗？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民意在重大问题上的无用性，在这里暴露无遗。反战民众那么多，为什么它们的行为毫无效果？这就说明了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参与性差，已经沦为了权力的游戏。一边是政治冷漠，一边是动员机器。什么动员机器？战争的动员机器。什么是战争的动员机器？议会、国会。

　　而在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本来，新中国有着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清晰的价值观。现在呢？对比五十年代与今日的中国，看看党、国关系的调整，看看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到……，今天的政党，已经成为了一种中性的，普遍的政党。本来，按Max Weber的理论，所有建立政权的革命党必须也会如此，从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到苏联的国家体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可是，怎么解决官僚化国家的问题呢？文革的方法是自我冲击；实行工厂、学校自治；大量吸收工农兵成为两会代表，进入中央政权。而现在呢？用一位自豪的两会代表的话来讲，从“代表工农”到“工农代表”了。

　　处在危机中的民主模式的自然运用，只能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延伸。


　　四、政党壮大与其路线斗争的内在关系

　　民主不是能“自我纠错”吗？政党也能。这就是路线斗争的作用。没有内部的不同路线，没有肃反、盲动，妥协就会占上风。当然，共产党解决好通过而非确实斗争来处理路线问题，但别的方式本来也是不可能的。

　　理论斗争是政党壮大的最有力的成分。国民党最强大的1930年左右，就爆发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而理论斗争的结束，则基本宣告了国民党政治生命的结束。

　　今天物权法和“原罪”引发的辩论，正是路线斗争的一种延续。所谓一种延续，是因为最后的理论斗争已经在七十年代末势微，而于八十年代终止了。为什么呢？“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 － 于是，没有理论问题，只有实践问题了。可是实际上，这两条语录本身的反理论特性，就是理论性的。

　　1974-1975年左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为背景，张春桥、姚文元和邓小平分别利用两报一刊和政研室班子展开空前激烈的理论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1975年，为了配合辩论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翻译了不少苏东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我查到的就有一本叫《摘译》的，它第五期上登的文章就很苏联：《商品货币关系与苏联的宗教》。这样引入的文章和论述很多，都是合法化商品生产的基调。让我们看看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的那些观点：批评无政府主义、三要三不要、回到一五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可是几年后，到1979-1980年的时候呢？就完全相反了。更不用提之后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

　　1979-1980年。就是这个时期，朱光潜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没有“资产阶级法权”，只有“资产阶级权力”。这样，就把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化了。而所有这些合法化商品经济的论调，都是对七十年代中期那场理论辩论的回应。今天的物权法、商品经济、先富论，等等等等，与之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是一样的导向，一样的关注。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的这一整套理论脉络，都随着“不争论”而被抹杀掉了。“实践”变成了所谓纯粹的“非理论”。

　　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脉络，要比“运动”本身早得多。人们往往忘记了八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在理论上的延续性。比如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周扬做了一份由王若水写的报告，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而社会主义下的异化，是周扬在1964年就已经向毛泽东上报过了的观点。结果二十年后，邓小平评论周扬说：我看毛主席是吃了他的亏。如果这样讲下去的话，就是文革。你看，这正是在否定文革上的不同立场。两者在政治上对立，却在理论上关联。邓小平是提不得，绝对不允许；周扬是要回到文革的理论出发点。

　　这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困境其实仍旧是如何理解六十年代。我们今天也一样。


　　五、阶级问题

　　《读书》杂志前几年刊登过关于高默波《高家村》的讨论，结果被《南方都市报》通篇大骂，被学者和政府一起联合绞杀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理解阶级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更早些时候，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阶级分析出一套很明确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第52章里讲阶级，可他只用了一页多一点的篇幅，借英国的例子做了一些说明。他在这里分析说，在结构上对立的三大阶级是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的阶级及其成员都是由于生产结合起来的。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革命时期农民的阶级归属却有前后不一的看法。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也认为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是自在的。同时，他又认为法国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不是自觉的。

　　自在和自觉，也就是说，主观状态和客观存在－ 一个是政治性的阶级概念，一个是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而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对中国经验影响最为深刻。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都不是工人出身；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也不是工人而是农民。这就是说，阶级代表性和阶级出身是不一致的。中国革命的阶级观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的阶级观，而不是机械的，结构性的阶级观。在这里，主观构造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苏联，1905年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在中国，却是由农民完成了与其阶级属性完全不同的革命。《读书》里最近发表过张承志关于遇罗克的一篇文章。张承志在文章里说：中国革命恰恰是反对血统论的。哪怕在遇罗克死的时候，当时的国家政权也是反对血统论的。

　　当然，中国革命还是体现了结构化矛盾的两个方面。拿土地革命来说，这两个方面就是土改和定性。土改时期的暴力，近年来学界已多有披露；但另一方面，其进步意义，也通过韩丁的《翻身》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纪实性作品客观地反映了出来。

　　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到彻底否定阶级的过程。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左翼内部自己总结（而非用西方话语）的传统就终结了。这样，在二十世纪政治遗产出现新的分化后，我们就已经无法准确解释二十世纪了，因为正当化我们批判的历史基础没有了，自我创新的源泉也终止了。

　　中国究竟要变成怎样一个社会？二十世纪是个活的遗产。没有二十世纪，就什么都不可能。我本人既悲观又乐观。苏东剧变后，东欧各国各阶层对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抵制很少，差不多是“彻底认了”。但中国就不一样，出现了空前激烈的反抗和抵制。为什么呢？一部物权法，就引发七年的大辩论，为什么呢？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相当多的遗产还有生命力。历史是活的历史，并没有真正被“告别”。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仍然自在。

汪晖，江苏扬州人，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两卷本）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汪晖于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态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讨论。这篇论文连同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代表性文本，他本人也因此被看作是“新左翼”的代表性人物。在众多中文论文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英文著作《中国的新秩序：转化中的社会、政治与经济》(China’s New Order，译者Theodore Huter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韩文著作《为了新的亚洲》(李旭渊等译,创批出版社，2003)引起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包括《纽约时报》、《明镜周刊》(德国)、《远东经济评论》、《波士顿评论》、《宣言》(意大利)、《世界报外交杂志》(法国)等在内的媒体发表了相关书评、访谈和讨论，对他有关当代中国的转型和思想状态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2004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共分《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和《科学话语共同体》等四册，总计约一百四十五万字。该书先后被《亚洲周刊》、《中华读书报》和《书城》杂志评选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十大社科图书”和“年度图书”。哈佛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此书英文本而做的评审报告称“汪晖处理他的论题和材料的方式是如此细致和多面，以至让人想起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研究，而他对自十世纪以降中国的思想型构(epistemes)的转化的强调又带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某些特征。这些对比也只能提供进入汪晖的话语网络的一些入口。无论如何，汪晖所致力的是形成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叙述构成了对于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实践、上层建筑与基础构造等二元论之上的传统史学的挑战。”该书也正在被翻译为韩文出版。

　　汪晖的学术工作也引起很大争议。一些学者出自不同的学术立场，对汪晖给与了负面评价。有批评认为汪晖在对待现实问题、中国问题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评价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时，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甚至有批评认为汪晖“艰涩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虏大批的青年人，以为是有学问、有见解、有思想，足以为大家取法，结果造成一大批伪学者与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