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绿叶》2008年第3辑

目   录

特集 ：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反思与前瞻

从SARS到大雪灾：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反思

周　玲（作者：清华大学博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摘要：SARS之后，我国用五年时间围绕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工作，初步建立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在这次应对大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体制不统一、预案和可操作机制少、应急人才缺乏、公民危机意识淡薄，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不足也值得反思。展望未来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走复合之路：扩大应急办权利，整合体制；着重预案和机制建设，突出可操作；普及公民应急知识与技能。

危机意识事关执政兴国要务

初晓波（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摘要：“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处于转型和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遭遇危机难免，若能有效地应对，持续发展可以预期，若应对不当，复兴大业难免受阻乃至重挫。善对危机，是执政兴国迫切需要弥补的短板。建立健全危机管理的体制、法律，很重要；培养、提升全体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样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危机意识不是一夜强化而来的，于国民需要从娃娃抓起、从教育入手，于政府需要着眼大处和核心、着手小处和细节。

应急法制和管理迫切需要加以统一

莫纪宏（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摘要：国内虽有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零散的立法，各地区各部门也配置了应急办，但分散的立法、多头的管理，难有整体有序之效。从长远眼光和全国一盘棋考虑，统一应急法制比出台《紧急状态法》更重要，而借大部制改革之势将分散于防洪、防震、公共卫生应急、核事故应急、矿难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的体制集中而成立应急部，是值得追求的。

法制和民主，是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根本

杜钢建（作者：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摘要：中国在快速发展，同时潜在的危机日益深刻化：少部分农民和农民工陷于绝对贫困；民族信仰真空导致整个社会信用危机；教育制造着异化的人，难行其传统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缺少制约、缺少法制削弱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自然环境灾害频发彰显出危机治理能力的不足。如何化解？要有忧患意识，要破除极左意识形态残余的影响，在大胆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过程中真情诚意地建设法制国家、民主国家，提升危机管理的能力。

依法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是政府法治的新课题

傅思明（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宪法行政法室副主任、教授）

摘要：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核心和领导作用，承担着主要责任。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随机性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任意行事。能否在非常状态下做到依法应急，不滥用行政权力，并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是对我们政府行政能力和法治水平的重大考验，也是对领导者基本素质的重要衡量。

政治现代化和危机应对

赵  晓（作者：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摘要：中国现代化又走到了一个关口，经济快速发展、收入迅速提高会带来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一时段危机应对尤为重要。树立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打造和谐社会，彰显了新政府的与时俱进，表达了国民的真正需求。从理念转化为现实，中国的政治需要现代化，建立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推崇仆人式领导文化，加大官员决策犯错的成本，是重要的关节点。

中国危机管理之本：依靠老百姓

沈体雁（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摘要：南方雪灾反映出中国危机管理在机制协调、信息沟通、公众参与上的不足。未来值得追求的情景是，拥有一个相互关联、信息共享、依靠民间的应急机制。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若能以老百姓为基础，以人为本，我们有条件有潜力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人需要的比较理想的应急体制。

打造全政府、全社会的城市危机管理体系

赵成根（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

摘要：城市高度的聚集性和网络化，在文明发展的同时深植着爆发潜在危机的可能。建立专门的城市危机管理部门，是一种进步，但还不够。围绕危机预案建设这个核心，所有城市政府部门都建立相应的危机管理职能，使危机管理专业化和日常化，打造全政府、全社会的综合性城市危机管理体系，是正确的方向，这点已经在西方国家城市危机管理中得到佐证。

中国的危机管理及奥运安全的应对

贾庆国（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政协常委）

摘要：加强对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是提升危机管理法制化、制度化的基础；建立各应急部门的协调机制，是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的突破口。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全管理，是对中国危机管理的一次重大考验，中国尤其是北京相关各方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预计出现重大安全事件的可能性很小。

国家利益是国际危机管理中最重要的变量

邱美荣（作者：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危机问题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摘要：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之中，融入国际社会越多，国家利益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越有可能增加，危机问题由此产生。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危机管理包含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当中，其最主要的分析变量就是国家利益。当中国逐渐强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国际危机管理都是中国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也是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台湾问题与危机管理

牛  军（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要：台海危机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危机。一个中国，是中美共识的基础。和平统一，是中国的目标；不独不统，是美国的目标。为避免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第三者挑动而误判发生军事冲突，中美正在并将继续就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危机管理交换政策，加强沟通。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多重措施，推动两岸交流，两岸统一虽然任重道远，但两岸稳定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很难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警惕不足比警惕过剩更重要

      ——中国经济运行安全思考

袁钢明（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安全性，在于经济运行是不是平稳、是不是有预见性、是不是有余地。在经历了SARS、雪灾之后，必须警示自然灾害受经济运行政策失误而放大的危险。当代中国经济运行中，最大的不安全是人为的、虚假的过剩说或过热说，中国底子还很薄，投资还差得很远，警惕不足比警惕过剩更为重要。我们要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防止过热，而不是在防止过热的前提下寻求发展。

缓解环境危机，环保部门要转变思维方式

夏 光（作者：国家环境保护部政研中心主任）

摘要：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逼近环境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在应对环境危机的人才、手段、能力方面却很薄弱，应对环境危机的力量小于环境恶化的速度。环保总局改为环境部，提高了环保在国家决策和管理中的地位，但并非环境危机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不改变单纯的业务部门思维方式，环境的危机就有可能变成环境部的危机了。

干部问责＋公众参与：应对中国环境危机

赵章元（作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在粗放式生产方式下，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不断加大，主要污染物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民众健康状况堪忧。改变之道，需打破传统的惟GDP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为此需改变现有政绩考核模式，加大环保责任制，并推动公众的环保参与。

从钱袋子下手，应对能源环境危机

      ——燃油税是节能环保政策的节点

查道炯（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要：我们在石油能源方面面临的危机，不是禁售，而是惜售。我们现在对石油的消费模式建立在我有多大需求你就有多大供应量的基础上，没有考虑到惜售。真正的危机在于我们没有感觉到危机，既没有消费控制的目标，也没有总量上的节能目标。中国搞节能环保需要找到政策的节点，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得从钱袋子上下手，高油价加燃油税是惟一的办法。

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的反思

张晓建（作者：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摘要：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中国应对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里程碑。此后，中国的环境污染应急管理从打遭遇战转向打有准备之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形势非常严峻，突发事件不可避免。如何应对下一个突发事件的到来，需要从规划建设、工程转化、动态调控、组织协调四大方面做好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准备。
 

文学艺术应发挥生态警示作用

鲁枢元（作者：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生态灾难作为非传统安全给人类造成的威胁正在超过传统的核战争、恐怖主义的威胁。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害片、灾难片，对丰裕社会的人们发出了强烈的生态警示作用。祖先天人感应的生态文明传统，迅速发展中生态危机的日重，召唤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家脱离生态神经不敏感，转向用包括影片在内的各种艺术作品培育和强化全社会的生态安全意识和行为。
 
 
 

战略研究           

探索东方型的全球化道路

韩德强（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摘要：东方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和谐；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是自由。自由型、知识型的西方体制，适合发展——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能解决大量简单可复制的问题；和谐型、智慧型的中国体制，适合成长——心灵的丰富、人格的健全、智慧的圆融——能解决复杂问题，达成社会的和谐。中国有13亿人口，一旦价值观发展转化，就会成为世界的强者，走出东方型的全球化道路——东方的价值体系加上西方技术的合理性——从而引领世界向善、环境友好。

用思想多元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夏业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要：3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是变革制度，虽然只是部分制度而非整体制度得到变革。如果未来能够继续推进一些重大制度的改革，比如将官本位行政主导体制转向权力制衡体制，中国的巨大变化就将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活在内全方位的深刻转变。一个思想多元的公民社会，值得我们憧憬和为之奋斗。

《绿叶》杂志2008年第3期

编辑手记

    我们需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习惯了高速发展，我们也常常因为太高速了而付出代价，大起大落在近半个世纪、在近30年不罕见。

    我们以经济为中心，因为我们穷怕了，因为我们要赶超，复兴中华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实力。然而，世界是复杂的，事物是交错的，于国于民经济是基石，这没错，但惟重经济、增长第一，忽略了人文，怠慢了社会，多元、弹性、厚度将越行越远，功利当道下，社会断裂、环境失衡、后代遭透支，最终发展难以持续。

    太快了，易跌，为何？主要缘自速度超越能力，能力如长城、如罗马，非一日而成。人、社会、国家因外力之压内欲之驱而只争朝夕，且终因能力不抵而摔而伏。

    经济不是惟一，为何？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情之人，多欲多求，物质功利需要，精神文化也不可缺。强体制，选对了方向，可办大事。然而，人生、社会、国家、世界，天地广阔，事物复杂，安邦兴国是重，社会繁荣亦是重，个人发展同样是重，如何选择方向，谁来选择方向？对于习惯了由上而下、上推下动的中国社会来说，如何以下为本，或按当下的说法以人为本，甚至以己为本，探索充满活力、丰饶的现代中国之路、现代中国人之路，这值得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上下深切思考。

    本刊继年初推出特集“中国社会价值30年变迁”、“改革开放30年发展模式反思”之后，本期推出特集“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反思与前瞻”。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携亿万民众历经一个半世纪，反抗挟洋枪洋炮洋思想洋制度而来之强敌，战胜了千年之危机，五千年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两千年皇权帝国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30年，有了“中国奇迹”，有了“中国影响力”。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从一盘散沙到一个大国甚至有可能走上一个强国，正是在应对一个一个的举国大危机中成长、成熟起来的。

    大危机，大团结，大崛起，历史证明了。冷战逝离，全球化一潮连着一潮，大转型的中国、快发展的中国，愈来愈面临复杂多变的各类危机，从自然灾害到经济危机，从社会危机到信仰危机，从国内危机到国际危机。胜于应对传统安全危机、应对举国大危机的我们，如何应对更为多元、更为日常、更为国际的形形色色危机，于政府于民间，都是重大的考量。

    人治，是中国特色，应对危机中亦然；法治，是现代趋势，应对未来危机中日重；国内国际并重，是全球化时代危机应对的新特点。本期作者是中国危机管理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学者、专家，他们通过对SARS公共卫生危机、南方大雪灾自然灾害危机、高油价时代的能源危机、水污染等环境危机、朝核台海安全危机等各式各样危机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奉献了智慧性建言：立足日常应急预案，打造全政府、全社会危机管理体系，普及危机教育、危机培训，育成全民危机意识，最根本的是建立法制和民主体制。

    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近现代中国崛起史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强国崛起史提供的借鉴。由大国向强国、由经济发展向经社平衡发展转型的中国，极可能危机时伏，树立全民危机意识、打造有效长效的中国危机管理机制，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