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理论十讲》系根据边燕杰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名为《社会网络研究》的课程录音整理，作者特别授权社会学视野网发布，转载请注明转自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边燕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吴玉章讲座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第三讲 定名法

5月16日

大家看这个表格，如果有变异性，那么测量就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变异性，则这个测量肯定是不能用的，多好都不行。这是看任何资料，描述性统计所必须的第一关。这个表格能看出有很多变异性，首先两侧的个人网络规模有多大，这里平均值是3.01，显然3.01是非常少的，Peter·Marsden没有办法，他只能问这么少。不过关于为什么会这么少，有一个操作化的界定，即所测的不是个人所有的终结网络，而是核心网络（the core network ）。即中国所说的？网络，你死会救你，没钱给你掏腰包的一种网络。这个我们也希望有变异，在讨论网上， 1531个有效个案当中，平均值是3.01，而标准差是1.77，这个标准差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统计，如果是正态分布，在两个正负标准差之间，有95%的个案，这里差不多是正态分布。这里，没有个人网络的人有9%，这些人可不可信呢？如果按照我们所认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判断，这些人显然是不好好回答问题的，但美国对社会调查的资金投入量是很高的，差不多占中国资金投入量的50倍到100倍之间，给调查员配备电脑，花钱买调查员的时间，还有针对调查员的一些规则等等，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在1985年的调查中，美国的投入量也不会这么大，我认为这不是调查误差所造成的。因为有些人认为，过去六个月身边没发生什么事，也没跟别人有过探讨，而且探讨的事情也没觉得重要。这里讨论网的问题是有设定的，这里设定回答0的人是正确的，那么有9%的人回答，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我们相信他肯定会有网络，只不过讨论网里的网络他可能没有，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我们的解释是，这些人是很独立的，遇事是不需要和别人商量、探讨的，这也许符合一个个人主义社会原子化状态，某些个人不和其他个人发生过密的联系，在美国1985年是9%，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中国资料，目前的一些资料还发现不了有9%的人没有个人网络。从表中分布来看，核心网络的差异度还是令人满意的。

kin network size的测量可能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接触资料，一个是非接触资料（6..53），也好有差异的，从0到5，差异度还是存在的。

Nonkin network size 也是从0到5，能看到其差异度。

Proportion kin 测的是在整个网络当中，亲属占多大比例，范围从0到1，差异也是存在的，从表中可以看出，55%是亲属的，445%是非亲属的。讨论网测的过去六个月当中，重要的事和谁商量，和谁讨论了。这里55%的比例是不错的，如果说美国社会是个人主义的，非家族化的社会，这个资料是不支持这个说法的，因为有55%的人是和家人讨论重要问题。

Density 就是自我中心网络，算出来是0.61。

age heterogeneity 是从年龄角度来测异质性即年龄异质性，以年龄为指标测网络的异质性情况。

Population (人口异质性)就是把上面的指标加起来计算异质性的指标。

Education 的情况也是有差异的。

Race heterogeneity（种族异质性），就是说你是白人的话，你的哥哥姐姐是不是都是白人，还是有白人和非白人，如果都是白人，异质性就是0，如果大于0，则异质性比较高，是通过IQV作出来的，叫做质性差异指标。

在这里，我就不展开讲各个指标的测量。大家可以通过2003GSS的数据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分析与Peter·Marsden的分析做比较。

总得来看，用讨论网做美国人际的自我中心网络是可测的，但一个指标是有变异度的，究竟这个变异度测得准不准，能不能和其他的研究问题挂钩，这是另外的问题。从指标的变异来说，它达到了要求。

1985年Peter·Marsden 发表文章以后，讨论网就成了国际社会网络研究界的时髦话语了，使之成为测量个人中心网络的标准测量工具。希望中国也能有这样的成就。

美国的社会网络研究也影响到中国学者，当时有位学者阮丹青教授，我个人的好朋友、同事，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就读，后转到社会学，也是1981年南开办社会学学习班的同学。出国后，成为Burt的学生，正值社会网络处世，他开始学习社会网络。到1986年，当时有两位知名学者，一位是Peter·Blau，对中国很感兴趣，从1981年开始教南开大学社会学班，是美国社会学左派的社会学家，崇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研究颇深，他和Andrew·walder合作在中国收集资料，Andrew·walder的兴趣是政治社会学。Peter·Blau对社会网络很感兴趣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把美国刚刚发展的讨论网拿到中国，于是1986开始在天津做调查，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做调查还是鲜为人知的事，各地比较紧张，当时天津有位领导懂社会学，比较支持。当时调查取得成功，成为讨论网在中国运用的第一次尝试，阮丹青来做助理。1991年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与美国相比，天津第一批样本资料主要的发现有三个特征，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读文献索引。

第一个是中国的网络比美国大，美国平均值是3.01，中国3.85，明显要大。从3.0到4.0差一个，这一个是我们只问五个人差一个，如果成倍扩大，设定现在问50个人，乘以10，就差10个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但是美国网络的密度高，往往跟他聊天的五个人之间联系没有那么高，前面提到数据是0.61，意思是说10个人中有3个人是有联系的，中国还要高，找五个人，这五个人大部分是互相知道的。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的同质性中国比美国要高。

第二、美国讨论网中40%是同事，而中国超过40%是同事，这项资料让国际学者大惑不解，当时只讨论四种关系，亲属和非亲属（朋友、邻里和同事），当然还有同学等都包括在其他中。国际社会一个普通的发现是达到40%-50%是亲属，而在天津的资料中，亲属所占的比例低于这个，当时美国是55%。中国是一个重家族主义的社会，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为什么在美国却有55%和亲属讨论，特别是和配偶，而中国多与同事并不是家人讨论。我并不赞同把中国的情况解释为家族关系在下降。有的解释是认为，中国的important matter 都不是情绪化的事，而是物质方面的，比如租房问题，工作称不称心等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我个人能认为在中国比较紧密的家族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hierarchical nature.设定你有个问题和大家讨论，往往父母特别是配偶给的一些意见都不是商量口气的，不是说说就完了。而在美国讨论中，说说就完了，听不听由你，说不说由我，你按照我说的做了，责任不在我，这是个人主义社会的特征，你自己决定做不做。在中国，强烈的家族主义文化中，往往是不听也要听。中国人回到家里，为了避嫌，为了免灾，可能很多问题是不必要讨论的，是不必说的，在家族生活中，理解大于解释。Andrew·walder的妻子是美国化的中国人，但中国人的文化特性还在，他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认为天津的资料肯定是真的，他回家什么事都会和妻子讨论，而妻子则不会。美国人会把配偶当成最好的朋友，什么都会说。中国是柴米油盐的文化，什么都不会说。

第三、中国的亲属往往是介绍一个朋友、相识、有用关系人的桥梁，而美国往往不是由亲属来承担这个角色的，中国人有关系特征。

1993年，阮丹青教授有重新调查的机会，调查结果已经发表。把1993年和1985年的做对比，做一个描述统计。GSI指的就是美国的讨论网，美国的平均值是3.01，标准差是1.77，这个中国要少一点，在1993增加了其他一些指标，受欧洲的影响，叫支持网，比如心里难受的事，病的时候谁来看护等。

结论：简单说，网和网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美国的讨论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测量手段，因为首先它回答的人多，有3049人，其他的只有一千多人，这条说明讨论网的普适性要于其他社会资源网的普适性，问题的适用性，每个人都相关，不相关的话，测量的手段就会受到局限，我们希望测出来的有变异，最好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相关，讨论网的相关度大大高于其他的。社会支持网问的是一生中发生的，但是资料是横截面的样本，抓来的是不同年龄组成的人，很多事还没发生。在问题的适用性上，美国的讨论网包容度很高。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网的规模。讨论网要大，是3.3，其他的都没有这个高。当出现人的次数少时，其他网测出来的变异性小，不如讨论网。

7年以后即2000年又来到北京，目前还没有文章发表，当时我的研究生张磊在北京参加了此次调查，合作单位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主持人是李沛良、阮丹青和？。在北京调查中出现了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北京人很多人认为重要的事情指的是多大的事，多大的事才算是重要的事？所以讨论网测量的时候有点走样了。美国的观点是你认为什么重要，什么就重要，但这是有文化理解上的差异的。我的导师林南教授拿着讨论网去拉丁美洲的海地去做调查，他们是新教的国家，让他们列最重要的五个人，其中列的频率最高的，90%以上的都列的一个人是基督，因为他们都信教，他们就认为重要，所以社会科学家希望能排除基督，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五个变成六个，不然国际指标性就没有了。

以上讲的是讨论网在中国的应用。由于当时阮丹青教授把讨论网应用到中国的调查，我们发现讨论网的一些题器还是很不错的。于是我们在2003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涉及了相同的题器，这些题器包括一些语言都给阮教授看过，因为他们2000在北京已经做过了，我们不想犯他们同样的问题，总结以前的经验，力求能调查好。我们对中国的讨论网、关系网络有一些考虑，依据国际的一些惯例及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作了概念上的修改。大家可以看看GSS2003中文问卷的题器，以及天津调查、我所做的中国四城市的调查等资料，进行分析。

大家来看GSS2003的问卷（E、社会交往）。

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这些人，可以是自己的配偶、家人、亲戚、同事、老同学、邻居、朋友及其他人等。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国际惯例是不加的，国家惯例是引导人讲这个，而我们必须加这个，不然调查者不配合，因为1985年天津调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引导。在过去半年内，您和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请你说出所有这些人的姓或简称，如老张、小李、王姨、老伴等。加这样一句“对您来说”，如果说国家大事对他也重要也可以，但重要的事不见得是国家大事。

我加了一条，因为我对中国的关系网络有自己的考虑，这条是中国的关系网络从理论的链条来看，基本上可以抽象出来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个叫情感性，一个叫工具性，工具性的含义是实惠，就是情感交流和实惠交换。但是实惠交换这个词用在问卷上不好，大家会反感，我们采用的问题是：您与他主要讨论哪方面问题呢?

1)  有具体事情要办

2)  情感方面的问题，或生活、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

3)  两者都有

接下来的问题是测量他们的亲属比例和关系类型的，第三个是问性别，第四个问年龄，跟美国一样。这是我们为了做gender、age heterogeneity而设计的。下面是教育问题，是为了进行中美比较的，紧接着我们问职业问题，问了职务是否是管理职务，就是测权利关系，左后我们问的是：在过去半年内与他聊天或娱乐的频繁程度怎样？我们用这个来测关系强度。调查起来强度还是比较大的，问的时间也很长。涉及到27个省和单位，当时由人民大学主力教授及其我在科大的一些博士生当队长，带着五六个硕士研究生和一些大学本科三、四年级的学生，由于我们是师生关系，对学生的管理比较严格，学生还是很尽力的。这些资料时非常难得到的，我们是千辛万苦才调查到的，根据多年的经验得到的一些题器，希望能得出一些结果。

 题器的E2是用来算密度的，很蠢的方法，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个人中心网络。需要回答者非常仔细地回答，一项一项仔细填写。当时我还没开这个课，来到人大，有很多教师学生不理解这个事。这些资料是很重要的，调查时一定要要求被调查者填好，因为这么多资料我们只能搞出两个指标，是很苦的，做实证方法得这样。这里两个指标一个是密度，还有一个是结构洞，如果他填不认识或不知道，我们设为0，洞就出来了，我们需要计算这些洞的个数。有的人可以十个都是满的，等于是在联网里生活，有的人一个都没有，占据了所有的结构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占洞多的人和全联网的密度高的人是不是在社会上的机会是一样的？比如找工作，是全联网的几率高还是非全联网的高？什么性质的社会经济机会和这个结构洞有什么关系？网络的解释作用在哪儿?这两个测量对我们做理论证明相当重要。

  对于讨论网的时间“过去六个月”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已经说了半年，如果对你不适用你可以改它，但改了之后比较就会出现问题，这个就是谁先做了，谁就占了便宜，别人做的是一定要跟着做的。有一个非常愚蠢的但是非常科学的办法，就是反问，首先按照美国的方法问六个月，然后再按照中国你认为的合适时间来问，具体是一年、九个月、还是三个星期，这是个实证问题，要看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中国这样大的地域，地区性强，又要不怕民族的冲突，要找一个切合的答案是不容易的，每个地区都认为你这个答案非常好，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最后需要权衡。组织调查的人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这是没办法的事，虽然不好，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标准化。如我反对美国的定距测量，从1到10，你认为你反对是8.5吗？我们是黑白、是非考虑的，好还是不好，这就够了。或多问几个问题就可以了。我认为1、0变量很好，可能我的1、0变量越来越不适用了，国家的量表进来的越来越多，也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可能文化程度高了，对细微差异的敏感度也高。

  Lecture3：

Position generator 即定位法，它是如何提出的呢？我们有一个关系资源的概念，如何把关系资源侧出来？这里首先讲一下关系资源是如何提出来的，理论上怎么看？20世纪80年代，林南教授在美国独出心裁提出定位法，现在已成为国际惯例的一种方法了。定位法是和提名法平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的博士指导老师由林南教授指导，对于这个方法理论上是如何的，方法上是如何处理的比较熟悉，同时我对这个方法应用到中国有一些考虑，所以我有一些改造，特别是我对提名法有一些看法，它不能完全研究我们关系社会的人际关系，我

提出了拜年网，有些文章可能你们已经读了，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个方法，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方法的理论考虑，是如何提出的，最后讲讲在GSS2003中是怎么应用拜年网进行测量的。

第一个是理论问题，在社会学界社会网络研究领域中，什么叫“embedded resousce question”?1985年，Granovetter的知名文章“嵌入性问题”，嵌入性是指经济行为、经济过程嵌入于活的社会网络当中，我们现在用“嵌入”是指在人际沟通过程中，人际关系中所嵌入的资源，我们所说的社会网络观最主要的是将资源挖掘，如果提出一种方法，可以帮我们研究网络的情势变化、网络特征等，这很好。但如果这个方法很少告诉我们网络资源的状况以及能挖掘的资源状况，则这个方法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有一个很强的传统，认为网络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用实证方法如何把资源挖出来呢？首先我们看社会学家是如何看待网络中嵌入的网络资源的，structural reach-ability可译成结构可达性等，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认识谁，你认识的人对你的重要程度，你认识的人越高，越远，可能“得”就是越大的。两个欧洲人，一个是J·A·Barnes，他是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点、线、图示的很多概念他和另外一个数学家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structural reach-ability的概念，是他在1954年研究阶级问题时提出的，通过这个研究他发现网络是连续性的，如何研究连续性？不是说你这个阶层占有了什么资源，而是说资源让你占有了怎样的网络，reach out of the class的能力。这个概念超出了阶级观，阶级观的意思是我占有这些资源则我能做这些事，网络观是我占有资源并借助资源我能伸多远。另一个是一位英国老太太E·Bott，仍在世，1957年她写了一本很小的书，她掌握了五个地位比较高、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庭资料，她希望通过这个资料了解家庭的生活状况，意外的是通过了解家庭的生活状况发现家庭生活党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互相联系，包括家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家与家之间的联系，联系度以及每个人的社会网络影响他们在家庭内部处理婚配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之间的关系等，这往往制约于个人的网络。因此她的论文名就叫“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 ，从1957年开始正式提出“社会网络”，这本书里也提到structural reach-ability的概念，就是在一个网络中允许你伸出去抓资源，要有伸出去的能力，得到你所没有的资源。

20世纪70年代，关于资源的提法更直接，不仅仅认为你可以伸出去达到你所需要的稀缺资源，而且网络本身就蕴含着稀缺资源。学者Granovetter在1973年提出“weak tie”，最重要的资源是non-redundant information，即非重复性信息。我们在生活中，简单说就是在处理一些信息，但这个信息是可用还是无用的？可能有大量的信息是无用的，但信息在不断地重复，非重复性的信息、新信息比重复性信息要强大，重复性信息不是没用了，是你已经知道了，它对于你的信息量等于零，而很多新信息可能对你而言是有用的，有些信息量为1的，你全然不知道，而你把握了则很重要，当然也有一些信息是过眼云烟的。他在1973年的文章中发现哪些网络特别是弱网络之所以重要在于弱网络可以给你非重复性的信息。

非重复性信息有一个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最初解释的社会行动，所有的理论都要增加解释性，要去解释社会行动，什么行动？一定要提出具体的行动形式，Granovetter提出成功的机会，也就是换工作，要想换工作，首先得知道哪里有工作。重复性信息我个人以为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意义何在？有强化作用，不能空说，要变换具体的场景用来解释什么东西。比如我认为重复性信息、强化信息对人的心理卫生是至关重要的，也许非重复性信息更重要，因为人们的心理卫生、精神世界是否健康，往往需要得到一些强化机制的作用，重复性可以提升这种强化，但新信息来了却不知道怎么用，新信息反而不是很好。我们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要解释什么，用统计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把因变量搞清楚，然后再说这个解释是对的。这就是Granovetter提出的网络中非重复性信息的存在，这种信息是一种资源，在一个不确定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生活，信息、新信息、确定的新信息以及非重复性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应帮助那些不确定的人更准确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假设这些信息都在网络中蕴藏着，那网络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像Granovetter所说的更多的是在弱关系网中起作用，那么density很低的人会有很多理性主义的产出，会有很多机会，成功可能性大。

从1986天津和1985年美国的实证资料中，我们发现中国的网络density大，而美国低则非重复性信息多，如果Granovetter说的对，很显然，美国人的成功率比中国人高，至少比天津高。

第二个是经济学提出的影响力（influence）问题，社会学家也提出过，但是不系统，Corcoran和他的同事分析了AFID(American family income dynamic)的data，即五千个美国家庭收入过程的调查，这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做的，现在他们正在和北大合作，希望在中国重新做大型的合作，作五千个家庭的收入调查，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极大有利于国际的接轨，资料公开，大家在一个尺度上讨论一个问题，有共同的关心，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就会上升，社会学研究的层次、水平会规范化、深入化，符合社会学的走向。Corcoran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求职网中重要的两个资源。1985年Granovetter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嵌入性问题，发现人和人之间要有基本的信任，没有基本的信任，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不会发生。如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买菜），先拿菜，再给钱；明尼苏达的琴行老师；温州的地下钱庄等有关信任的案例。如果网络非重复性低，奠定了信任基础，可以发展信任关系，则网络资源是通行的。

第三、20世纪80年代，由林南教授、欧洲人Bourdieu及其Coleman具体提出网络中资源的两个概念，即“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含义没有太大差别。林南教授的“社会资源”概念原指关系人本身的地位资源，可以是权力、财富、智慧等等，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可以通过与他的关系进行摄取变成自己的资源，摄取的则变成自己的资源。而摄取的过程是社会性的，是在社交关系当中的，因此，这种资源的性质是社会性的，称之为“社会资源”。而Bourdieu和Coleman提出的概念是“社会资本”，指的是每个人生长出来的网络关系可以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有保持和争取一种新的阶级地位的含义，有资源力量的含义，这种资源力量被称为“社会资本”。 Coleman认为网络可以互相支持，高密度网互相支持的力量成为一种发展个人资本的资源，这种资源称为“社会资本”。从二战以来社会网络发展的思维来看，都是认为网络中存在资源，网络本身可以让人达成一种资源，资源有不同形式。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通过我们对网络的测量体现到资源的差异性，定名法和提名法都有一个概念“网络规模”，网络规模大的则资源丰厚，网络规模小的则资源匮减。“网络规模”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吗？当然我们必须假定规模和网络资源是成正比的。提名法所能测出的网络规模是很小的，平均值是3.01，标准差是1.77，只在0-6之间摆动，这种摆动是很小的，不是一个理想的指标，怎样从不同的方法来考虑把网络中的资源挖掘出来呢？应该用怎样的题器？这项工作是由林南教授完成的。他提出定位法时美国已有提名法的提法，后来又有资源法、事件法（Bian）等的提法，我们需要用这些方法把个人中心网络中的资源挖掘出来，他是如何做的呢？他提出了一些理论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structural positions of power 、wealth&status, 通过图反映出来，我们可以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系统，系统中有很多职位（地位），这些职位是和结构相关的。根据韦伯主义理论认为决定结构地位最关键的是权力、财富和声望（声望地位），这个地位是在别人眼中怎么看的，是主观评价了的声望指标。

第二、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指标，背后有权力、财富和声望，那么下一步推导则是可以把社会看成一个金字塔，把社会看成一个分层结构，分层结构认为结构顶端是非常少的人占据非常少的职位，但职位背后的资源巨大，这个金字塔是人和职位的多少，而不是资源的含量问题，金字塔的底部是有很多人占据很多的职位，每个职位所带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资源比较少，而居中的是中间状况。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假定。

第三、假定职位可以用一条来比较，即职位的背后有权力、职位可以用社会经济指标的概念来代替，我们用职业地位声望来讨论，金字塔是职业声望的金字塔，最上面的人职业声望最高。

最后进行网络资源的推导，最上面的人资源最多，居高临下，可达性是最高的，越低的人向上可达性越低，如果一个人的网络占据职位非常多，因此网络中的异质性就高，如果一个人的网络只是水平发展的，都在这个位置上，虽然人多，但垂直异质性是非常低的，把社会看成一个金字塔，所以的差异不是来自水平差异，而是来自垂直差异。异质性有一种扩张性力量，即向上伸的能力，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金字塔模型得出的。

“Though tie”指的是个人建立自己的网络，这个网络上下可伸，通过网络增加可达性，一级一级往上，最后达到顶端。

林南教授的方法考虑：定位法

如果这个方法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个方法可以使社会从顶到底有地位的排列，在这些地位上选择你有的关系人，如果一个人在所有的地位上都有关系人，那么可以说这个人的关系网络跨越了很大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的人会很窄，有的人低，有的人高，这就是林南教授所提出来的定位法，把位置先定下来，然后看你的网络是如何摆动的。实际上从理论的思考中其实已经导引出方法了，这里首先有一个声望比较（prestige range），美国用声望指标就是用SEI代替。美国在1990年的普查中，有532个职业，普查系统是八个大类，三十几个中类，接着是小类，大类用一个字母来表示，从1到8，中类用两位数来表达，而小类用三位数来表达，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是405个，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高，它的职业系统越反哺，所以它的单位数码职业标识就多，比较82年中国和90的美国，很显然从职业上来说，比美国简单地多，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是500个，已经接近美国了，可能美国又长了。到2010年，我国的普查数单位数码肯定还会增加，所以我们在做声望比较时，有500多个职业，每个职业都有一个声望表，有声望值。之后随机抽取，保证其代表性，但是有可能抽出来的职业是小职业，从事的人非常少，这不是令人满意的，可能调查时，在所选中的职业中工作的人少，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有朋友在所抽的职业当中，所以需要调整，取上不取下，不影响随机度。

最后我们要的是具体的工作（job）还是取比较大的分类（category）呢？当时林南教授兼顾二者，最初定位法提出时，主要是取具体职业，现在则倾向职业分类，这两种有不同的优劣势。看看林南教授在美国作的资料的结果，当时他不职业分成四大块，即蓝领和白领，里面还有高低，高低代表的是声望分，当时调查的规模很小，只有335个人，在这四个阶级里，被访者89%的人在里面有朋友、亲戚、相识的。这些资料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关系的问题是这种测量方法能否得出我们要的测量，即网络资源。

1975年Albany做了一项调查，得出四项内容，首先是网络规模，平均值8.54，标准差很大是5.27，说明网络规模的不平等程度是非常高的，个体差异很大。其次是最高和最低的地位，看扩张性、摄取性有多高，最低的17.14，最高的79.50，平均是47.79，标准差11.71，第三是status range，最高是62.35，个体中心网络中的人差异性很大，这是很不错的指标，所以他利用这个指标比较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职业可分为高职业、中职业和低职业，发现父亲的地位越高，则网的高度越高，当然会有差异性，不绝对。上面的图最高的线是网顶，网顶最高的是朋友，而不是亲属，换句话说，如果都是亲属的话，用结构主义的推论，网顶会比较低，而朋友越多，网顶会伸得高，在美国是这样。亲属线、朋友线和相识线，相识线很有意思，但是我目前没有解释，这是他的发现，他在文章有所解释。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定位法的确能测出关系的差异性，美国人际关系网网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网络中高和低显示两个地位指标的话，则地位的类别和地位的丰实程度不一样，资料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发生变异的，因此在这两个角度，我认为，定位法是非常好的测量网络资源的指标。当然它不能把全部都代表，漏网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用主观声望来代替客观资源地位，为什么可以这么做？社会声望有两种不同的学术派别，即声望主观性和声望客观性，主观性判别认为声望是主观的。英国人认为是权力的，而美国的解释是资源解释，认为这个职业好是因为这个职业能给我很好的报酬，包括收入、机会等等，林南教授用的是美国的假定，符合美国的事实，喜欢不喜欢哪个职业，在美国人看来，就是这个职业能不能给我优厚的报酬，用主观的声望分来标明客观的资源量。当然这不是一个定论，是有讨论空间的，社会学很多东西都是开放的。目前在中国做的有学术研讨价值的，有那么五六个调查，最新的一次调查是2000年由社科院折晓叶他们作的，有500多个职业，我认为在职业资源上，中国和美国特别相像。我也做过很多调查，发现中国特别注重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成为声望的背景，就是在所有的儒家社会里，包括台湾、香港，声望分中，教育投入所占的解释含量都比美国高，我们大陆和台湾非常雷同，新加坡也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在儒家文化比较深入的地方，人们职业的道德感还是很强的，即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是要有知识、有学问的。假如你认为资源背后的导引就是权力的话，不妨也用声望来做，林教授的金字塔就是权力资源的金字塔，假定在中国权力能够导引资源的话，那也是可以做的。找任何一个单一的指标都会引起理论和学术上的争论，但对于测量，单一指标是最简洁的。

关于美国的资料，我读了这些之后，有了自己的一些考虑，接下来讲中国的情况。我认为提名法很难解释中国，中国的人际交流具有两种特征：情感和工具交换，2005年《美国经济社会学百科全书》关系的词条是由我来写的，限800-1500字，首先涉及到关系怎么定义？中国的关系是情感的，但是有工具交换、互惠的潜能，互惠就是资源的交换，互相办事儿，在中国人眼中，不能办事儿则不能称之为关系，能办不办，这种关系绝对是不存在的，不被承认的，工具交换在中国的关系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含义，就是关系网的差异性要非常强，同质性强的假定是资源的同一性强，如果关系的同质性强，出了问题是帮不了的，自然要增加网络的差异性，增加差异性资源。在这一点上，提名法肯定要弱于定位法，因为定位法能把差异性测量出来，所以用定位法来测量中国的关系结构。这就是我要提出的改造美国林南教授提出的定位法，为什么要改造？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考虑：

如果把中国当成一个关系社会，像梁漱溟所说，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就是以关系划线，以关系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以利益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关系主义社会中，特殊主义价值是非常浓重的。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造成每个人都在经营自己的个人中心网络。这两位都在1949年以前研究中国社会，但现在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用二老的理论做研究是否还有适用性呢？因此我进一步参考了1986年Andrew·walder教授的著作，他是一位知名的中国专家，他发现二老提出的传统主义的解释在中国条件下，即使是文化革命造反年代，关系社会的特征还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假定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关系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或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理论上我们可以把握两个基本的抽象链条，第一个是情感的，第二个是工具交换的。在中国，情感和工具交换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情感交换主要是维持一种关系，维持得不好，关系则会终结，原来好的关系会变成没关系，或变成负关系。而工具性关系通常使关系网络不断地膨胀，工具性关系使异质性增强。因此，很多进行工具性交换的个人通过网关网络不断地加大，网络资源的丰实性也高。

如何来看待关系？我个人以为，如果人际交换中的工具交换性非常重要，那交换发生的事件就非常重要。如找工作时想到关系、一些偶发现象、生活事件等。如果在关系社会中生活，对个人有意义的事件总会发生关系交换现象，可能是资源的交换或其他，同时，如果在个人事件中能找到群体现象，大家都认为重要，普适性就会增加。有这样一件事发生，又恰恰是关系发生的敏感时节，我们可以通过事件来看关系的交往。

改造的结果是春节拜年网（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是1998年我和另外一个知名学者耶鲁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David及王晓刚教授一起合作研究，当时在美国作城市物质文化的研究，选了四个城市，当时美国鲁士基金会对研究提出的要求之一是要带动中国的年轻学者，选的四个城市是深圳、上海、天津和武汉以考察地区差异，每个城市都有三四个年轻学者和我们一起研究和探讨。我们选择春节，因为大家都过，一般初一到初五，农村会更长时间，这样时间持续比较长，有可观察的时间场。拜年是普遍行为，基本上每个人都做，可以是家庭行为，也可以是个人行为，设定是家庭行为的话，测出的则是家庭拜年网，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中国的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在家庭内部资源共享，关系和网络资源共享，所以即使我们用拜年网测出来的是家庭网，也没有关系。美国家庭内部的资源共享则未必。

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节日如中秋节、重阳节、端午节、国庆节、五一节等，因为春节持续时间长，交往的幅度比较大，所有的关系可能都用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网，比如婚礼网，丧事网，还有人做中秋节，都是以事件为基础的个人中心网络，此外我还做了一个餐饮网，中国人很多关系，拉关系，巩固关系都在吃饭中解决，明天会继续介绍餐饮网的资料。关系类型如何记录？美国有，中国也有，可以进行比较。

春节中是否只问拜年呢？我们考虑了三个方面：

第一、                                          互拜，还考虑到用什么方式拜年，包括电话和短信等其它方式。

第二、                                          礼品交换。

第三、                                          互相请吃。目前这个资料还没有分析。

最后考虑定位法的定位如何定的问题，在美国有声望评价，是否能全部代表在中国有分层意义的位置呢？我认为未必，所以我引用了工作单位，在中国position因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职业，另一个是单位。职业不好，但如果在好单位，也是不一样的。行业和单位之间的边界跨越是很大的，中国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文化，资源往往是体制内的共享，单位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构指标，如何测呢？当时只挑了四百户，每个城市挑了一百户，所以我们做得比较细致，我们准备一个小本，并留下来给被调查者填，从初一一直填到初五，调查员第一次入户就问：

今天是否有人(家)给您家拜年、问候(包括各种形式，如登门、电话、传呼机、写信等)？(NBA1)

1 有 (继续回答)

2 无 (跳到问题x)

请问共有几人(家)     人(家)

其中，登门拜年、问候的有几人(家)       人(家)

电话拜年、问候的有几人(家)      人(家)

 之后继续填关系类型。被调查者很配合，虽然我们问得很细，概括起来只有四种，即亲属、朋友、邻里、同事，问的问题越具体，有可能做的学问越多，如果问得很粗则不行。在五天结束的时候，初六去收问卷，收到问卷后继续问这些拜年的人的职业，当时把职业做好了分类，这里是职业的声望，定位法有了。紧接着填工作单位，我们把单位分成了十二个类别，让被调查者选择。

最后分析资料，这是我和李煜在《清华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大家在做分析时要看声望分。这里分数有很大的差异性，对研究有益。调查户在此项有拜年者的百分比比例还是很高的，基本上都大于10％。当时400户中可分析的是398户，最高是科学研究人员，95分，在中国声望分有权力的概念，但不完全是权力的概念。

通过以上的资料，我们得到怎样的网络指标？而网络指标中我们最关系的是网络资源，我分析了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网密，网络规模为35.3，意为在他们家互相拜年的人多于35个，标准差是31.7，个体的差异非常大，最少的家里来了两个人，最多的有三百，是国企的领导，他拜的人多，来他家的人也多，有两个人拜年的是个体户。密度是用亲属所占比例来做，42％是亲属，美国是55％；网差是从底到高的差异，网顶是75.4。最后我希望测出来的是网资总量，在其他的文章我定为社会资本总量，我们做了四个城市，这里把上海作为比较级，管理人员网络规模最多；网密的差异度不大，换句话说，不管网络有多大变化，其中的亲属比例在阶层之间没有差异，有数据的差异，但没有统计显著度；网差最大的经济专业人员，互拜不同的职业人比较多；网顶最高的私营企业主；网络资源总量我们有两套模型，第一套不包括网络变量，第二套包括网络变量，经济专业人员最高，管理人员其次，我们可以看出来，网络规模越大，网资越高，网密与之无关，网差越大，则资源越高，网顶越高，网资也越高，系数比较起来，最大的是网差，可以判定，如果只用一个指标来代替网络自愿的话，网差则是最好的变量，网络差异越大，则网络资源越多。因为网络交换是需要资源的，家庭收入高，则可交换的资源也多，网络资源也就越大。教育程度无关，年龄是负的，不见得老人的网络资源就多，通常是中年。

GSS2003我们考虑了提名法，同时我们也考虑了定位法，定位法根据我和其他人1998年在四城市做的调查，我们总结了经验，在2003综合社会调查中加了两个问题，根据拜年网测量网络规模，这些人从事的职业及单位，根据这个来计算网差。文章中我们分析了职业，没有分析工作单位，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关于单位的资料一直没有发表。

（易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