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理论十讲》系根据边燕杰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名为《社会网络研究》的课程录音整理，作者特别授权社会学视野网发布，转载请注明转自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边燕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吴玉章讲座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第七讲  网络与经济

2007年5月22日

昨天我们讲了网络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分析方式、研究工具，并对社会学理论的实质性问题予以探讨，探讨的课题比较宏观，即经济和网络的关系，讨论的两个理论还是比较集中的，一个是嵌入性理论（Granovetter），一个是结构洞理论（Burt）。今天我们看一下三篇我个人以为在网络和经济关系上是蛮重要的三篇文章，通常理论文章会我会列为必修，一些实证文章大多作为参考文章，第一篇是Uzzi的文章，是比较集中地来探讨Granovetter的嵌入性理论在经济影响当中的一个实证分析，在ASQ上发表，Uzzi是Granovetter的学生。第二篇文章是Bosiot和Child的，他们把中国看成是关系资本主义和网络资本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探讨中国经济中为什么网络的作用这么大？这篇文章是理论导向的，主要是用理论来看中国的状况。最后一篇是周雪光教授和其他学者如李强、蔡禾他们合作的，探讨新的经济发展以后，中国公司里面的合同关系，解释合同关系的其中一个观点是网络观点。那现在来看看这三篇实证研究的文章。

第一篇的题目是“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嵌入性概念的悖论），ASQ（行政科学季刊）是管理学中名位最高，最难发的杂志，原来由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编辑，有一些社会学界从事组织研究的、很少部分从事网络研究的会在这上面发文章，影响很大。文中的观点是，在谈到嵌入性的悖论时，认为在经济领域中交换关系是很普遍存在的，所以中国的交换关系人们有一个对合作者、竞争对手以及任何其他方式的在经济领域中相关他方、企业和法人的期望值，有了期望值就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交换关系事实上是给人们带来很多经济机会的，但是作者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基本上可以化为两大完全不同的关系，很多文章都是用二分法来看的。第一个是一臂之长（Arm’s length ties），它的含义是即时性的，不是一个私人层面的，是非个人化、非私人化的，这种关系通常是买卖关系，如合同关系，医院中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等，是由于职业的原因而走到一起来了，这也是我们社会学界帕森斯教授提出的所谓普遍主义的，是两个角色之间的，非个人化，不带有特殊主义情感，同时由于它是非个人，非私人的，因此它是即时的，因此是不断变化的，变化中不是说关系的性质在变化，而是与你交往的人是在不断调整的。如果我们完完全全是分析私人性关系，一点情感性关系都没有，就没有必要讲了。“Impersonal”和“constant shifting”这两个特征表明了什么叫一臂之长。与之相反的就是网络的关系，是嵌入性的纽带关系，与它相反的就有两大特征，它是个人层面发展的关系，是情感性的，是特殊主义的，是深度交往的，因此这种关系是实际存在，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冻结的，不想前面的关系那样，市场关系结束了，关系就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看所谓的“Arm’s tie”有什么描述，很多理论都对经济领域的“Arm’s tie”有所表述，承认这种纽带关系的存在，第一种理论是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ory，我的同事，一位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表述，认为是社会学家为了批判而给经济学加的标签，他以前在香港科技大学，现在在上海东欧管理学院，叫朱天教授，清华毕业，清华北大都访问过），社会学文献中是这么描述的，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定，昨天已提到，“经济人”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都是非联系的，是独立的个体，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础为导向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赢利，为追逐利益而奋斗，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市场上给他的信息，通过产品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看到全部的信息，“Arm’s tie”在这个理论中是可以存在的，但可以是不断变化的。当然有人会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我们在抽象概括理论时则需要这样概括。

第二个理论是交易费用理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改进，它提到了两个对称的概念，一个叫机会主义的行为，一个叫合作主义的行为，交易费用理论承认经济人是利益本位的，是追逐利润的，虽然它们解释的目标在于经济形式或组织形式的选择究竟是市场还是企业？有两个假定认为经济人在考虑到交易费用的时候，都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如果你的交易费用大于非交易费用，与A的交往费用大于与B的交往，那么很先让，机会主义行为告诉我必须要和B交往，这也是所谓的理智主义行为。由于他们都是机会主义的，所以很多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是非个人化的。

第三个理论是委托代理理论，Agency是代理人，实际上委托代理理论也考虑到了代理人的个人兴趣问题，个人兴趣由于往往脱离于代理者的利益，这样委托代理理论就告诉我们公司在运行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formal control structual，需要控制代理者为了个人利益而偏离公司给他的任务，这个我认为在我国国内转型经济当中是有很大问题的，处处能看出来所谓经济的代理人，特别是国家产权，大公司产权的，经济代理人，也就是各级经理，其个人行为往往不全代表公司的利益，不是为了实践公司利益而奋斗的，由于个人的利益而偏离公司的利益，行为扭曲化，经济腐败用这个理论是能够解释的。所以这里提出形式上的控制（formal control）就是为了减缓个人利益来侵蚀公共利益、法人利益这样的过程，这个理论由于也是强调了个人的利益问题使得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

最后一个理论是博弈论，最初的假定是说在一起有博弈的人是重复性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但重复性博弈是在熟人中进行的，这是很显然的。A与B之间的重复，第一次有了一次博弈，也是交易，第二次第三次又来了，事实上在多次重复博弈的时候已经假定这两人是熟人的，换句话说是在网络中进行的，承认了网络的存在。博弈论本身是不承认熟人关系（？）的，虽然是多次性博弈，为什么它不承认呢？在解释原因的时候假定博弈的任何一方都是要“deviating from norm for self gain in repeated games played by actors in a N-network”，在网络中大家进行博弈，经济交易也是一种博弈，个人做游戏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博弈，参加博弈者他要“deviating from norm”，“norm”假定是合作，有的人在某些状态下为了个人利益可能要偏离合作目标，为什么要偏离呢？因为偏离之后，个人的获得是最大化的，个人利益有可能独立于集体利益，独立于网络中共同博弈的利益，这种行为出现我个人认为是很正常的。因此博弈论如果也强调了这点，自然熟人关系在博弈论理论中是不予承认的。

这四种理论都讲人是在交换关系中进行博弈的，在交换中从事交易的，或者是“Arm’s length ties”从事着买卖行为的，但是这种买卖行为实际发生的交换关系并不是常有的。不是嵌入性的。

与“Arm’s length ties”不一样，社会学界对“embedded ties”还是有影响的，虽然Granovetter提出了嵌入性的观点，也比较详细地论证了为什么嵌入性在经济领域当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所谓的可验证的实证性理论（testable theory）出现，在社会学界被大家重视有这样几种情况。一个是日本的汽车工业，汽车工业是麦肯阿瑟二战结束占领日本朝鲜战争发动之前，为了所谓的扶植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东亚的傀儡而出现的。问题在于日本汽车工业引进之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得到发展，特别是在汽车大小设计、美观等方面，最主要是持续性、可靠性方面都远远地优于美国的汽车，美国大量引进日本汽车，日本汽车七十年代有上升的趋势，八十年代有追上美国的趋势，到九十年代总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人对日本的汽车行业发生兴趣，很多人去日本做研究，特别是在美国投资的日本车厂，他们研究时发现了“默会”的问题，默会的知识和诀窍，公司之间是小组活动的，小组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多的，美国商业化社会的劳动效率不如日本。默会的诀窍往往是由于工人之间和技术人员之间有持续性的交往，这是一种嵌入于网络的交往，有一个私人化的、长期化的、个人化的网络。另外是意大利的皮革业等等（knitwear industry），在这里面发现家庭网络、家庭密度在意大利的工业产业里面是非常强劲的，这种强劲保持了产业的持续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有学者曾经研究过美国纽约第五大道有两种行业，即金融业和金银饰品业基本都被犹太人垄断，特别是从事饰品的，他发现这个行业对产品价格的评价以及守价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个指标上犹太人有自己的传统，互相信任等等，他们网络中的差度也非常高，合作精神非常强，于是这位学者把他们的网络称为“社会资本”。

Brian Uzzi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认为社会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东西的存在，但是并没有迎接上述几个理论，换句话说，没有关于嵌入性关系的理论，他的文章和我国国内很多学者写的文章有一些相通的。首先是他看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展示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聊天、观察质性研究得到一些材料。他提出了一个结论，他收集的资料验证了他的观点，但还没有放入一个大型的检验中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在美国纽约市做的，研究女性置衣业，相对价格较高的高档女装工厂，当时是九十年代中旬，高档女装差不多在100-180美元之间，一般老百姓买得比较少，是比较专业化的行业。企业包括“converter”、“designer”、置衣业“manufacturer”、成衣厂、半成品、“contractor-cutting”等等，这些企业有新有旧，有些是三十年代的，最新的是八十年代的，大小和规模也能看出来，这里大小是根据生产量来算的。人数不是很多，最多的才182个人，最小的3个人。地点大多在Midtown，美国最富有和最穷的阶层都在Midtown，很多企业都是犹太人，有一些中国人，访问的大体上是两三个小时。这些资料还是很清楚的，他想描述网络的情况，嵌入性关系是怎么回事。根据这个访问，他做出来一个图，认为在高档女子置衣业里面，大体上可以用这个图表示，当然他不只这一个图，因为他访问了三十几家。首先中间有一个制衣厂叫“Jobber manufacturer”，最上面是一个“converter”，右边是一个纺织厂（textile mill），我并不清楚“converter”在他们的产业里面究竟是什么含义，由“converter”印染，供给制衣。有零售，有改制，改制需要设计厂，市场要给一个评价，评价底下有裁制，裁制有缝纫，任何一个工厂都在这么一个网络当中，很多厂都会有这样的网络，否则的话无法运行，这个图的重要性在于这些实线，实线表明不是“Arm’s length tie”，不是即时的，不是不断变化的，而是比较永恒的，长期存在的，基本上总是会这样的。他访问的三十几个工厂大体上每一家，都有这么一个网络，每一个“tie”他称之为“embedded tie”，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指标，第一个这里面的老板和其他的老板是有私人关系的，有一些个人化的东西，交往的程度会进入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本身就是个人化的，这种关系就是持续性的，在社交场合不便深谈生意的，则另定一个时间。他画的这个图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箭头和实线，我们来看资料的情况，看一下表格，非常清楚。最左右告诉我们的是所有交往的特征，即干什么事？比如有合同、互相之间有个人交往，根据他的访谈，他发现有两种“tie”一些是一种即时的关系，是“Arm’s length tie”，是不断变化非个人性的，另外一些是嵌入性的。他还访问了一些CEO、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此外还有直接观察作记录，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记录是有偏差的，我们忽略这种偏差，我们假定访谈的资料都是客观的资料。

他的研究发现在高档女子制衣业中，嵌入性的关系是众多的，是比较占主导地位的，他希望根据资料来抽象化、概括化、理论化，主要分成几个步骤来进行，PPT中蓝色字体是他概括化的方面，黑的则是他的命题，是可以解释可以验证的。

第一个方面是“time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换句话说，在制衣业当中，合同和生产的任务、项目的取得是不是非常及时的，以及在资源分配中的效率是不是高的。我个人研究企业社会资本，我发现在做生意当中，人怕的是没活干，有活干怎么着都行，只要有项目，人、钱都不是问题。所以在中国转型经济当中，很多能够成为私营企业的契机就是他认识某一个人，这个人能给他项目，而他自己很可能两手空空，可能是一个工人，可能是一个干部或者一个企业中的长官，或者他根本就是一个农民，一无所有，只知道有这个一个可以做生意的机会，因此就把企业做大了，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转型经济当中是不足为怪的。我认为作者这样分析还是很巧当的。“Arm’s length tie”和“embedded tie”的差异在于，如果是市场，价格作为一个信号是比较弱的，不能给我太充分的信息，则很多工厂就会发展嵌入性关系，而嵌入性关系就导致了我们来货，项目及商业合同是比较及时的，这种及时的关系又导致了人们发展更多的嵌入性关系，并且用这种嵌入性的关系来组织公司的生产，这也就是“more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当然他假定最初是起始于市场的，市场中价格信号弱，这样我不能依据价格信号来组织我的生产，这样我就转向嵌入性关系，很显然，社会网络在这样一套理论思考里面，是对市场的补充，或者是与市场平行的另外的机制，他有很多论述，插了很多故事。

第二个问题是“Search and integrative agreements”，“Search”指的是寻项，找生产项目，“integrative”的含义是包含性的，能把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的。这里他讲了很多故事，中国这样的故事很多。他认为，当寻项越广的时候，不是纵深寻项，但如果嵌入性网络非常多的情景下，寻项不需要撒大网，所以寻项的费用就会减少，寻项撒的网越宽，寻来的可能性大，但是消耗和费用就越高。设定有嵌入性关系，和很多人有长期的关系，则网不不要撒那么大。这是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是如果能加深，深的含义就是可以使项目持续比较长久，或者是比较深的谈项目的完成，不必事事可以，一定要做一个合同，有一个监管，自然这样也减少了交易的成本。第三个假设是嵌入性关系可以增加合同中充实的内容，我们不需要在合同定很具体很具体的条款来遏制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个问题是“Risk taking and investment”，就是减少风险和增加投资，投资越大，风险也会越大，他发现很多工厂里面都是合作性投资的，每一个厂商如果他嵌入的程度大的话，也就是说和其他的厂商有很多合作的关系，则很愿意冒风险，加大投资。加大投资会造成正效应的关系，用网络的方式去管理投资，用网络的方式去拓展投资的资源，用网络的方式来管理企业。

第四个问题是“Pareto improvements”（帕累托改善），这也是我们对社会效率的一个定义，就是当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人都有好处，当一个企业赚了钱，企业的员工和底下的组织也相应得到好处。“Weak price signals about products or partners”，即通过产品的价格来判定现在产品的情况，判定生产产品的其他厂家的情况不那么确实的情景下，则人们就会发展“embedded ties”，如果有这么多的嵌入性就会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嵌入性关系实际的含义是相互合作，是互相的长期承诺。

这四个问题都是讲的嵌入性关系是非常正向的，通常可以减少投资的费用，有更多的保险，可以及时地拿到项目，并且大家都有互相合作，是双赢的关系。

但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他为什么提出嵌入性悖论的问题（Paradox of embeddeness），即第五个问题，悖论是这样的，在网络中大家长期合作都很好，但问题是只要有一个核心性的产业、厂家、商家（core organization）倒毙，造成的是网络的消失，即“The loss of a in the network”、“The shaking of the entire network ”、“ Extinction effect to the network”，“树倒猢狲散”，费老在《差序格局》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到一个家族，如果事一败，以前门前的车水马龙马上会发生变化，家族可能就要散了。这里事实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启示，就是社会变迁、经济的转型导致某些产业的垮台，某些产业的某些部分的垮台可能很大情景下是由于陷得太深，就是网络的嵌入太深，一时不能拔，把所有的资源、项目等都插在网络中，没有自己灵活性自然就容易倒，生产就会垮台。这篇文章是作为他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进行发表的。后来他在芝加哥做了一个有点雷同的研究，研究了若干个银行，主要研究银行的借贷关系，一般来说，借贷者给的利息越高，银行越愿意借出，但是他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愿意借给老主顾，老主顾的利息往往偏低的，老主顾都是有嵌入性关系的，这同时证明了他现在的分析。

他的这种研究在转型经济当中在多大程度上能都被重新证实？大家可以讨论，中国调查可能拿不到真实的资料，转型时期是一种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经济制度，将要代替的制度最初是以一种不合法的形式出现的，至少没有人说是合法的，改革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找一个企业必须是私有的，但是在八十年代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就换个词，叫“三产”，钱从哪儿来？很显然，一方面是从工人那里集资而来或者是厂里项目资金的挪用，挪用是短期的，成功之后再把钱转回去，问题在于这个“三产”是可以营利的，很可能会做大，成为一个大型企业，但是在做大的过程，如果想向上要政策，别人是不给的，通常会得到三种完全不同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改革行的干部，看得准，中央他可能也有把握，告诉他“干，出了事我顶着”。第二种是不那么改革的干部，出了事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他不会查，这是不够改革的。第三种是坚决反对的。前两种是基本赞成的，我给他们加了一个标签叫“政治默许”，在80年代初长期存在一个全方位的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政治默许，默许的含义就是“出了事我顶着”或者是“你干我不查，但是我不管你”，这种政治默许造成了很大程度的一个保护伞，1-5年开个党代会，有可能就合法了，改革的标准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外资引来了，百姓说好了，那就合法了，这五年做的事是合法的，但是未来的五年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又出现新的一轮整治默许。由“市场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可以搞“双轨制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是“全方位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这样的经济之中，能给政治默许很显然是有嵌入性关系的，新制度的出现是没有规定的，因此在中国社会关系是相当活跃的，嵌入性关系是相当有利的，也是一个确实的保证，当然也会出问题，比如没被合法，或者挪用的资金未还回，事情暴露了等等。Uzzi说的是关系的倒台，我们中国可能就是某个人的倒台。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如果看待国企转私企中资金的流失，大家可讨论。

有同学问到嵌入性和腐败的关系问题，设定我们把腐败看成社会的成本，我们又认为嵌入性关系是减少交易费用的，这两个问题怎么看？实际是分析视角变化的原因，嵌入性关系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是指当事人而言的，是当事人的交易费用减少了，当然总的社会交易费用也在减少，问题是，如果嵌入性关系增加腐败的话，自然会增加社会的代价。还有同学问到怎么解决嵌入性问题，关系如果嵌入的越深，实际上关系就越是全联网的，关系嵌入浅就有结构洞，假设A、B、C、D都是相关的，A一倒，大家都会倒，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嵌入性悖论问题。

接下来看下面的两篇文章，Boisot & Child: Network Capitalism, ASQ 1996，这篇文章理论蛮深的，形容比较简单，周雪光的那篇文章是大量的资料。

首先看Boisot & Child的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个C-spsce，纵轴是信息的编码化，上面较高的是编码的，底下是未编码的，所以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根据编码的程度而改变的，如果是1、0的话，上面为1，下面为0。横轴是传播（diffused），也是1、0关系，信息传播和不传播，不传播的是一些比较隐蔽的信息，传播的信息是散布在市场里传播的。如果从信息的编码和传播的角度，能看到整个经济放在一起的情况，第一个具体经济的类型是Fiefs，它的信息是完全不需要编码的，同时也是不会公开的，全部是隐秘的；第二个是当信息不够传播，但是是编码的经济，即马克思主义韦伯说的分层制（Bureaucracies），分层制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告诉你的，它是根据科室、部级、条款而走的；接着到了“Mmarket”的时候，经济不仅是规格化编码的，而且是散布在市场里面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的；第四个是Clans，家族、氏族的经济，信息是传播的，但是是非编码的。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这个表格，这个2×2表给出了四种类型（Fiefs、Bureaucracies、Mmarket、Clans）的经济的描写，从diffusion of information、relationships、goals、coordination、numbers、 uncertainty几个方面表述各自的特点。

他们认为中国的企业很显然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企业（Non-marketized），还没有改革，没有改造的企业，还有一种是（marketized），有国企、集体和私营。总共有这四大块，我认为总体上来说这个概括还是可以的，当时写作的时候是1996年，我们目前有没有完全没有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市场化的基础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产权私有，预算是硬的，没有补贴；第二是在活动的场景中是有竞争的，没有被垄断。

我们看看对于中国具体他们是怎么说的，中国和西方的比较，西方目前来看，从一个比较封建主义的，或者是寡头经济、长老经济向科层化经济、市场经济变化，而中国是由传统经济向Clans经济转化，有两个不同的词，只要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就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一种是“网络资本主义”，因为信息是通过网络传导的，另一种是市场资本主义，因为它的信息是散布在市场中的，任何一个自由人、法人都可以得到。他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解说，举了一些例子，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理解。讨论：他从信息的两个纬度看中国的经济类型是不是过于简单？

如何看待编码的问题？编码的含义指的是信息是标准化的，编码化的信息不会出假，是规格化的，报给谁都是一样的，中国的情况很显然他说的是对的，不会告诉你真的，因为转型期间，一旦说了真的，诸如税收之类的问题都会到来。2003年，我在珠三角作了企业的调查，调查三个企业，做了很长时间的访谈，发现什么指标可以做，什么指标不可以做，在我做调查的前一段时间有劳工组织来调查，要求给所有的劳动力买保险，而资本家不想的，减少一部分费用，主要是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充斥于市场，资本家有这个本钱可以不给劳工购买保险，所以这些人给的资料肯定是不诚实的，而编码是硬性的。市场的经济应该都是标准化编码的，但是现在中国的转型经济做不到，有唯利是图的社会条件。当时是01、02年作的访谈，03年准备了问卷，第一轮下来发现所有的经济指标数据都没有得到，他们不会告诉我们或者告诉我们的都是假的。进入企业两个指标是不会告诉别人的，一个是今年挣了多少钱？第二就是雇了多少人？后来想到两个指标，假定产业一定的情景下所占铺面越大，则销售量越大；还有一个是用电量，不管是冶金业、缝纫业还是红木家具业都要用到，用电量显然和生产量是成正比的，前提是相同产业的情况下，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量，有不同大小，而这个产业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最后就要求他们报了用电费，这个他们是愿意的，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经济指标。中国的文化造就形式和实际做的有距离，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创造了两个词“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儒家传统，四书五经里说的，而小传统就是市民阶层，农村社会里面存留的，中国人的行为调节能力比较好。这篇文章指出的中国信息的非编码化，我认为是确实的。在什么样的企业中是编码化的呢？首先我认为国家的信息是编码化的，当然编码化的背后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篇文章给我们一些理论启迪，就是从信息的两个纬度来看经济的类型，为什么中国网络这么盛行，原因就在于信息的非编码化。

下面看周雪光的文章。他和李强等写了这篇文章，即“嵌入性和合同关系”，在2003年ASR上发表的，认为对于合同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他选择合同关系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还是很有意思的。第一种解释是交易费用减少解释，减少由两个理论的趋向性，第一个是效益最大化，其次是费用要减少。要建立一种合同，要考虑到效益的最大化和费用的最小化。第二种解释是网络解释，它不是一定要考虑cost，是根据Wank（？）的理论来的，Wank在1981年写了一篇文章在AVI上发表的，文章叫“where do market come from?”，即市场从何而来？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最近的一本书的基础，就是讲网络和经济关系的。市场就是一伙互相了解的人互相来看别人在干什么，本来商品的价格应该是基于劳动力价格来的，基于投入的价格来的，事实上有时候价格大大偏离于劳动力价格，或者是投入价格，原因在于互相攀比，互相观看，互相学习，互相仿造，仿造、攀比过程中形成了共议，而这个共议是为网络之中的人而服务的。就是在网络中互相观看，互相复制，是自我决策的复制关系，所以按照社会网络的观点，合同关系往往是基于网络的，而不是基于cost考虑的，至少在cost一致的情景下，网络的作用是很大的。第三种解释是周雪光教授本身最强的制度性解释，包括规则、规范和决策三个方面，决策就是参与这些规范制定和执行这些规范的那些经济人或者法人，他们的决策在组织中是合法化的，这种解释是借助了“组织场”理论。在组织场中，制度安排和制度通道都是在说明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希望得到同业者的认可，这样合法化就有了。很显然，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合同关系很多是基于制度化通道的而并不是个人化通道的。可以看出合同关系有三种关系，一个是制度化的关系，一个是个人化的关系，一个是非个人化的关系，从这三种理论来看合同关系在中国转型经济当中的情况。

他们作了很多的假设，我这里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寻找合同的合作者乙方（Contract partners），要找谁？三种理论有三种不同的趋向，第一种理论是基于制度通道的，国企显然要走体制内的通道，非国企往往是走个性化的通道，同时当交易成本是高的情景下，网络的通道被更多的使用，因为嵌入性关系是减少费用的，比如原来就认识，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不需要在吃饭。

第二方面是Forms of contracts，如果已经寻找到合同的乙方，那么合同的形式是怎样的？如果乙方来自于网络，合同的形式很显然不需要太文字化，如果是制度化的方面，自然合同就要比较形式化，如果交易成本特别高的话，自然文字就要写得规范一些，详细一些。

第三方面是合同的执行（Contract implementation），也是通过三个理论来解释的。当cost特别高的情景下，而且是“network-based search channels”，就会有更多的Networking，cost大则需要搞社交，社交过程中要建立情感，加强信任，这样使合同完全得到保证，或者合同本身就是从Network来的话，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看资料的情况，资料1999-2000在北京和广州收集的资料，北京的资料由李强负责，广州的资料由蔡禾负责。总共有620个企业，在北京有291个，在广州有329，调查的企业总共有877个合同，北京有460个，广州有417个，这个合同还不是太多，一个企业通常有一两个合同就能够开工比较足的，合同的意思实际上是项目，生产项目，生产项目通常是一年或一年以上，他们调查有35.7的国企，Hybrid指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表上列出了私营、外资、其他等等，看百分比还是不错的，总体上企业不是很高的，但国有企业还是蛮大的，如中粮、中石油等。行业有重工业、轻工业、零售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percent prior acquaintance”意思是说建立合同的甲方和乙方有先期关系的，有60.9%，北京和广州差不多，“duration of acquaintance”指认识有多久，平均有十五个月，北京人认识的时间要长一点，北京很显然搞关系要来得多。

接下来看看他们对资料的分析，有两个图，第一个图表明项目是根据什么渠道来的，渠道在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图中“open information”是市场的，不基于制度，不基于网络的，不到50%，“social network”也很多，“self-initiative”指自己找的，寻项寻来的，占25%，“collegial referral”是别人介绍的，同事介绍的，是40% ，“government sponsorship”是政府决定的，不到10%，白色指被访者实际上认为的，总体上说network比其他方面都要高。第二个图即合同是什么形式的？合同里面都包含了什么东西，“volume”指生产的多少，质量、价格、有没有交货期、有没有保证，保证里面有审查等这几个方面合同中有没有呢？可以看出，没有文字只有口头的还是相当少的，基本上都是formal，所以这些合同都是很规范的，80%的合同都是规范的，20%是不规范的。

第一项自然要分析渠道的问题，广州和北京是放在一起的，渠道有五个。“firm ownship”拿国营作的比较，国有和外资、私营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看看“social network”，越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越使用网络，这里应该包括私有。这里把广州作为控制变量。资料分析有一部分是支持假设的。“contract duration”主要看有没有统计显著度，当然这不是他具体要解释的项目。

第二项分析合同中都写了什么东西，是不是要求特别多？如果“search channel”是政府支持的，通常“volume”要低于其他的情况，总额是一定的，是和市场比的，市场要比政府更确定地给出生产量，政府说的比较含糊。质量都差不多，是确定的。价格也是这两个方面，最差的就是政府的，最模糊，政府给定的文字通常是最模糊的。交货期和保证也是这样。我个人以为如果是基于社会网络的，往往模糊的程度应该是很高的，我不知道社会网络怎么比市场给出的确定性信号要强，这从网络理论上看不出来，已经意会，发现有所不同。

最后一个表格是合同执行期间，大家是不是要搞社交活动，维持关系。理论之一认为寻的项如果是从网络中来的，那么搞关系的可能性就强，如果寻的项目大的话，费用高，则质量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看资料是否这样？第一个模型考虑了“ownership”，没有太大关系，这里显示广州比北京搞关系要厉害。项目的大小无关系。第二个模型考虑产业行业，我们不管它，这个跟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无关。“prior relationship”比较重要，如果之前就是有关系得，那么仍然关系在合同执行当中是正的，是0.153。下一个模型是“search channel”，比较级也是市场。销售是最高的，现在是买方市场，持续的时间越长越要维持关系。最后合同的数量，这是结构洞的解释了，我跟很多人做生意和我只跟很少的人做生意，做生意的人越多不见得越要做社交功夫，因为选择性大，自由度高。如果是很少的人那就要做功夫了，保证我的生产经营能够持续下去。

目前，文章中没有报告他们调查中的困难有多大，我相信困难肯定是不少的，同时这里面的资料并不是很准确的，包括社交、问的是不是很表面化等，从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三个趋势性。对于报告的确实性和可靠性还是比较赞同的，虽然指标不是显著的。Uzzi和周雪光的研究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市场经济中，还是中国现在的转型经济中网络的作用还是很强的，并且他们的实证研究给我们开启了某些思维，一个是找到全观性的经营（？），另一个是周雪光从合同关系上入手来探讨。

讨论：如何看待从合同关系入手进行研究？文字合同、口头合同、合同的形式等。

      对从网络的角度看待中国的经济有什么想法？

      嵌入性和杀熟的现象。（杀熟是必然现象，如果杀到核心网络则是必需解释的。是比较少的问题，还是比较庞大的问题，这要具体分析。杀熟现象是很可怕的，因为熟人原本是信任关系、情感关系，但这里变成可怕的工具性交换关系，是恶性的工具性关系。）

(整理人 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