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理论十讲》系根据边燕杰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名为《社会网络研究》的课程录音整理，作者特别授权社会学视野网发布，转载请注明转自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边燕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吴玉章讲座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第八讲  网络和劳动力市场（上）

2007年5月23日

这周最后三天给大家讲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今天讲的是在没有网络观点的时候，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结构主义的观念是怎么研究的，这是第一讲。第二讲很简单，就是说有了网络观点以后，他是通过劳动力的supply和demand两方面来说的，个人而言，怎么找到工作，从雇主方面来说是怎么招工的，这两个都和网络有关联。今天主要讲自己找工作的这部分，我相信这些文献有些大家也是读过的，像林先生、Granovetter、包括我的东西，已经有人翻译过来了。从明天开始讲雇主这部分，雇主这块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研究也比较少，但毕竟我们现在有美国的资料和中国已有人做的资料，也会最近做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到明天的最后时间，我会将2003GSS里面相关的问题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要选这个作为课程结束论文的时候可以熟悉熟悉。到礼拜五，我们回到network和收入这方面。

在没有网络观点出现的1970年代以前，在社会学领域内，结构主义观点非常重视劳动力市场，重视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认为劳动力过程，也就是个人走向工作岗位过程是有结构制约的；第二进入劳动岗位之后，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所得到的成就，结果也是受结构制约的，这两个过程用英语来表达就是labor market process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这两个都是有结构制约的，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不是从网络的观点来看，那怎么来看待这种结构制约。第一个是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这个当然是经济学首先发起的，1929年西奥多·舒尔茨 (Theodore W. Schultz)首先提出这个观点，在1964年的时候，当代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写了专著，叫《human Capital》（即《人力资本》） ，他对非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解说是非常驰名的，后来他又写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family economics》（《家庭经济论》），这之后，由于他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即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的偏见以及家庭经济都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做了研究，他的贡献使他得了诺贝尔奖，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也好，结果也好，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怎么来分析它的差异性呢？它的差异性来自于个人的所谓能力，即能力指标，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人力资本有很多具体的测量，但最主要的三个测量是：第一测量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的长度，教育长度越多，则认为劳动力本身的劳动能力就越高，潜能越高，因为这里假定你所学到的知识是与生产相关的知识。第二个是所谓的工作经验，劳动力时间，在某一个工作中的劳动力经验、经历越长，经验越丰富，则通过劳动过程所得到的技巧、技能、知识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这样也造成了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第三个测量在西方最明显的测量是on the job training，即在职培训，你是否受了在职培训，因为学到的一些学校里面的知识不是工作知识，特别是在大的垄断企业成功以后，企业是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则有内部的job knowledge，比如说做计算机，为了垄断，它不希望自己的知识传到企业外部，至少在相对的一段时间内，因此招进来之后要给一定的训练，训练怎么做的技能，这些技能是在组织内部适用的，因此job training 是人力资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还有没有其他的指标呢？我相信是有的，这由劳动力市场本身的状况来决定。但是这三个指标包含了一个含义，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三个指标中包含了，那么你的劳动力，即你的能力就是高的，则你创造的劳动产品的数量也是比较大的，较高human capital的个人自然应该得到比较繁 琐的工作，得到要求能力高的工作，自然你的报酬也是高的，当然包括工资，还包括其他一些非工资的收入。

这是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劳动力过程和结果。第二个是受社会学直接影响的status attainment model。它不仅仅是从个人的human capital来看，相对于人力资本的概念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叫个人主义成功（personal achievements），它包括了education、human capital等相关的一些要素，同时他们也提出另外的指标，就是家庭背景，就是在address status和achievement status之间做一个平衡来看人们的劳动力市场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差异的，这个模型在社会学界mobility analysis中最主要的两个流派之一。

  最后到了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左右的时间，在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结构主义的论点，就是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前两种是从个人层次上来看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和结果上成功的机会的，以此来看这种差异性。但是并不是从社会结构的本身来看结构制约，而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看到了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上的差异并不完全由于是个人层次上的原因造成的，同时劳动力所处的结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结构位置现在有几种表达。第一种表达是organization of dualism。事实上是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宏大企业占有率高，组织边界是非常清楚的，而组织内部是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是有保护作用的等等，在宏大企业边界外部面临着所谓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是个人为主权的。你在边界之内还是在边界之外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老说即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呢？那么你所面临的劳动力过程机会和成功的机会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不是基于个人而言的，而是因为本身劳动力市场就是结构化的，这是第一个表述；第二个表述是它剖析了industry segmentation，就是行业本身也是分化的，也是区隔化、割裂的，处于阻隔状态，很多人做了这个。当然最简单的二分法是有些行业是垄断行业，有些行业是自由竞争的行业，垄断行业由于大型企业的进入，其他企业进不来，因此他们可以占有垄断的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则他们有自由的垄断利润。而非垄断的自由竞争的行业呢？和organization of dualism的含义是差不多的，会产生差异性。由于有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是在行业内部进行分赃的，这样行业内部的劳动力和他的雇主经理阶层得到的收入是高于非垄断行业的。这里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叫internal labor market，事实上都指dualism和industry segmentation里面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而内部劳动力市场事实起到了两种作用。第一、防止了外部劳动力市场其他员工的进入等，第二个目的实际上保护了内部劳动力市场范围内的这些劳动力的高收入、高报酬，如刑警。中国的很多劳动力市场在西方的指标，如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力市场是不是有内部化的，就是内部是否有升迁的机制，升迁的机制是否明确这是最重要的指标，比如IBM就是有这样的阶梯的，像很多在西方看到的大学都是有的，不但有职位的明确的标准和考察，同时还有收入、道德等的规定，还有一些州政府工作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这方面的研究，例子是非常多的，我这里举了一些例子，这里有三个人，叫Kalleberg, Wallace, and Althauser，他们三个人在1981年写了一篇文章，作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总结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的观点，是一个集大成，同时他们也做了实证研究，有很多的资料，他们发现了如果产业或者是组织确实产生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话，那么会产生一种什么效应呢？就是维护自己劳动力和排斥其他劳动力进入的效应。这里面的中间机制、组织化制度化手段就是工会，在所有的垄断行业和的大型企业里都会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组织则要与企业有集体谈判的能力。我生活在明尼苏达州，发生了很多罢工，主要是三个方面，飞行员、空姐和机械师，这三组人都是有不同的工会的，即飞行员工会、空姐工会和机械师工会，现在罢工还没结束，如机械师集体向西北公司要求提高工资或者是不要裁员，西北公司面临着极大的压力，9·11之后石油增长得非常厉害，85年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长了四倍，长的幅度最大的是在9·11开始的，汽油的增长再加上恐惧心理造成客流量下降，消耗上升，美国的劳动力越来越贵，所以像以西北航空公司为代表的公司出现了两大问题，第一就是要裁员，第二是裁员之后要从东亚来招工，西北公司分到东京和北京的都不是美国人了，都是韩国、日本、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劳动力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机械制是不干的，因为有合同，要集体出面和公司的老板谈判，要求减员的速度要小，减员的数目要少，保护已有的机械制待遇，且要提高等，但是谈判不力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工会最后的手段就是罢工了，但是我们作为西北的乘客是不希望发生的，但西北公司长期以来有早退休的机械师和很多往往是注册的机械师找不到工作的，这个劳动力的量大于他们现在拥有的劳动力的量，差不多是二比一，所以机械师工会一经宣布罢工，西北公司早就安排好了，让社会上进来一部分替代的，当然也有从国际上运了一些人进来。他们发现有内部劳动力市场再加上工会的作用会起到保护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的作用，排斥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这三个人的观念我想是很清楚的，都是非网络观点的，下面我们看看网络观点的解释。

  网络观点大体上两个视角，第一个分析视角就是“search”，指的是劳动力本人，也就是劳动力的supply，共给方面，劳动力是资源，我们作为劳动力共给，劳动力共给总的方面我们会细分，总的观点是说劳动者在labor market里面需要工作，发现至关重要的事情是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信息的不对称性，或者是信息残缺。信息的不对称事实上不单单是指信息流通发生的阻隔，最主要的是关于劳动力和雇主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对称的，很多所谓的信息是私人信息，劳动者在找工作的时候处于理性主义的考虑有意地把劳动力信息保留在私人领域里边，而不把公开化，至少是不会告诉雇主的，或者是关于能力的一些指标在格式化了的，编码化了的信息里边是看不出来的，你递的申请就是编码化的信息，公司招工的时候不会让你填太多的，简单的学历、技巧、爱好、工作经历等，一个很简单的表格是一些格式化的编码化的信息是不能充分反应你个人的情况的。有些你愿意公开的information是关于你的能力，你的特征的，面试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问题是面试的比例。如我本人在明尼苏达州任职的时候，进去后知道我这个职位有240个人递申请书，有4个人参加面试。谁能参加面试呢，或者是你的申请成分反映你是很不错的或者至少有一个内线帮你介绍情况，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当信息不对称出现的时候，网络的观点就认为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网络，那么信息的不对称性就可以解决了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最小化了（minimize）。在中国其他省当中，不单单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win favors的问题，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job assignment，我们知道这是一个favor exchange的过程，favoritism即偏爱主义在中国文化里是很有特点的一个词，有些学生为了博得老师的喜欢，一定要用某一种方式让老师了解自己，取得偏爱，这是很显然的。

                这是从“search”来看，那么从雇主的“hiring”来看呢？雇主总是要做决定要不要的，为什么雇主这方面也可以使得网络在这上面起作用呢？事实上，雇主或者叫minimizes screening costs对每一个申请书都是要翻的，每一份申请书都要检查，或者你附上了你三篇最得意的写作。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当了四年的系主任，每年都有opening，每年都要招人，而且每年的招人都是国际化的招人，来的申请书也都是一大摞，因此我们要安排一个委员会去认真读这些东西，我知道现在人大这样的学术单位在全国的招聘也开始了，这是一个瞎子摸象的过程，所以如果你有网络的话就可以减少screening costs的过程，或者是maximizes the pool of applications，意思就是说通过网络造势，让最棒的人来申请这份工作。我个人以为，如果在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系有一个职位公开招聘的话，不需要通过网络大家都会申请的，声望效应就足够了，但是其他的学校我就未必有这个力量了。

                这就是“search”和“hiring”两大过程，这里的implication指的是我们所有的劳动力市场最关键的词就是job matching，人职匹配，才尽其用，人尽其才。人的能力正好可以和职位匹配，如果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导致一种错误的匹配，或者不是最佳匹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很有可能我们达到了最佳匹配。这是总的比较空的理论说教，让我们看看具体的观点。

               第一位就是知名的Granovetter，在1943年在AJ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据我所知从第一稿改了四年最后才被接受，我的导师林南曾经是普林斯金大学的助理教授，和Mark Granovetter是同事，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发一篇和现在一样很困难。我们来看看他的SWT，即strength of weak tie，就是弱关系理论，现在他的理论在学界已成了一个品牌，第一个就是理论场景，即他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实践的角度，是理论化的实践角度，第一个是market场景不是完善的，原因是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对称，那么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就成问题了，什么是微观，什么是宏观，尺度是可以伸缩的，我们所说的宏观微观是从分析单位的尺度来看，比如个人和家庭，个人就是微观，家庭就是宏观，个人对于组织是微观，组织就是宏观，但组织对于国家，组织就是微观，国家就是宏观，所有宏观和微观在语境里面是相对的，所以在微观和宏观上，个人和组织的联系就出现了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从目前来看，Ill-advised image of social structure of opportunity就是他说的那个，under social lies和on social lies，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under social lies，因为这文章发在1973年，那篇文章是1985年，十二年以后了，但是他的思想在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目前社会机会的结构是ill-advised image，都是以个人为先导的，联系性没有体现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明确提出的时候指出个人和组织的关联性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人际关系，从常识来看，很显然，强关系要比弱关系来得更重要，因为强关系是你周边的关系，是最有保障的关系，是通过这些关系来做所有的事的。所有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了这个思想的时候正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我发现一个现象，最棒的著作一半以上都是博士论文改写的，原因就在于研究生阶段创造博士论文的时候是最有创意的阶段，当然有人做过理论创意和年龄的曲线，认为最有创意的学科是数学，接着是理论物理，社会学50岁的时候是创意高峰，社会科学需要一些理论背景，知识背景，但我目前发现在美国很多最重要的著作，最知名的文章都是在博士阶段得到的，这个时候社会学大体上在30到35岁之间，很多人出文章五到十年出书。

他这篇文章就提出了知名的弱关系假设，怎么提出来的呢？最初他认为就是强关系最厉害，然后提出了一些想法，并在波士顿郊区小镇上做了调查，收集资料，发现强关系没有弱关系重要，他非常不得其解，花了很多时间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以后他又提出所谓知名的弱关系理论，最初他认为是强关系，现在从反面来看。第一他要解释的就是关系强弱的概念，关系强弱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他提出了四个方面。

第一是交往频率（frequency of interaction），交往频率高，关系强度要高于交往频率低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频率不是唯一的指标，因为往往交往频率高的未必就那么高；另外一个指标就是emotional intensity，实际上是人情交换，情感交换的程度，两个人情感交往的纵深程度；第三个是intimacy，即亲密度，互相感觉怎么样，心理距离；最后是物质交换，即reciprocal services，互相协助，这里的资源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可以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high strength应该怎么看？从这四个综合角度，他能发现哪些是高的，哪些是低的。Granovetter很少做实证研究的，他有很多相关的理论，像关系强度怎么测量的部分后来有人测量了，如Peter· Marsden和他的学生，他们发现这四个指标相关度是非常高的，差不多相关系数在0.6到0.7之间，但是由于不是一个perfect相关，不是完全相关，因此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含义，顺便说一下，Granovetter虽然理论上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测量，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测量，就是三维测量，第一维亲属（king/relatives）、第二维是朋友（friends）、第三维是相识（acquaintances）。king应该是强关系的，在四个指标上是高度相关的。friends略微低了一点，但是也相对比较高，美国的friends通常是我们中国所说的close friends，亲密的朋友，也就是你们在交流的时候不是称呼Mr.Bian或者称呼Professor Bian，而是直接称呼燕杰的，要叫小名，称呼是非常随便的，亲密的，这在美国测量上是一个指标，当然这个指标在中国成不成立，我不太清楚，我们可能称兄道弟是亲密的特征，类似家庭的那种关系。Acquaintances通常是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偶尔见过等，我们中国文化里的相识比美国的要深，相识也是比较近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Weak ties，“Weak ties connect dissimilar individuals, and strong ties connect individual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也是他发现的，他发现弱关系和强关系如果可以并向永齐的话，那么我们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不同在于都是关系别人，但问题在于如果other和ego的关系是weak的话，往往这两者是不大相同的，而如果是强关系的话，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同时他还画了图，用图表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叫做relational transitivity, 他认为在transitivity强关系是肯定要发生的，而弱关系则不一定发生，就是A和B好，B和C好，那么C和A肯定就会好，如果好的程度非常强，是强关系。但是如果A和B是相识，A和C是相识，但是C和B未必相识，这是弱关系，这个“未必相识”在1992年Ruan把他的理论发展就叫“结构洞”，那个时候是1973年，很早且Granovetter是第一个提出来，最后他由这个未必相识推导弱关系可能是信息桥梁，所以一个人的弱关系多，信息就会多，这样解决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样得到的非重复信息多，自然就能充分帮助你做labor market里面的决定，这个决定会使得你的labor market outcome要好一些，他最后确实做了这方面的验证，这是他1973年的这篇文章。

1974年，他的博士论文发表了，就叫“getting a job”，依据1973的理论，他的书改写了，改写主要是一个实证的证明，他的书第一章差不多相当于1973年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然后里边大量的东西是实证，主要是在波士顿郊外的牛顿城（Newton），他访问了三百人，三百人是哪些呢？主要有三个指标，一个是专业，第二个是经理，第三个是技术性的工程人员，所谓工程师、会计等等有一定技能的人，他研究的是P&T population，而不是general population，他发现57%的job changers已经有工作的人想换个工作，都是通过网络得到的信息，或者通过家庭或者通过其他人，其他人包括朋友、相识、家庭或者亲属得到的信息。这个发现在Granovetter以前还没有人做过，他开垦了一个处女地，那个时候大家的反应是“啊，有这么多人是通过网络啊”、“so what，我们早就知道了”。当然了，他坚持这种说法，并且发现“Those who obtained job information from acquaintances rather than relatives or friends moved to better jobs”，他是三点测量，也就是从亲属、朋友、相识这三点，他发现57%的人是通过亲属、相识、朋友中得到job information的，那些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恰恰都找到了好工作，这个好工作就是两大指标，第一个prestige和income，他已经做出来了，如果你读过他这本书的话，你会有一个感觉，他的发现有点太牵强了，他做的是交互分类，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交互分类的，交互分类剔除了所有的影响，不考虑其他的影响，比如你的信息是从亲属、朋友、还是相识那里得到的呢？那么你找到的好工作是高声望还是低声望的呢？高工资还是低工资呢？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呢？很粗的，你发现他的百分比排列也看不出来太大的差别，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是5%的差异，有的时候是10%的差异，他所有理论的证明都在百分比差异上，偶尔你看他的差异也不是那么大，但是他的理论解说还是蛮好的。这是1974年，我认为虽然他实证的方面不是那么充分和那么令人信服，但毕竟他的理论界说是指出了一个理论趋向性，也可以指导其他人来收集资料，那么当然自1974年以后，特别是1985年之后重新写了文章，社会学界从事经济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都一拥而上，都拼命做这个问题。我看学界有这样一个现象，有三种人，第一种是高屋建瓴的，他们自己的研究能提出很重要的学科性的问题，如社会学的问题，很多人跟着他来做，有点大师的感觉，能提出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整个学科的研究任务，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描述好了，大家拼命做。第二种是提出理论框架，提供大的理论思维，去做检验而不是空空地去说，否认某些东西，支持某些东西。第三种就是小的，他们也做理论的研究，也做实证的，但只是在变量的层次上说问题，改正一个变量，提出一个新变量，理论贡献很小，但实证的贡献很大。我认为在一个以理论为导向的实证研究学科里面大体上是这三类人，当然还有一种人是无足重轻的，根本就没有创意，可能教书也教不好，这样的人在美国学术界也是很难生存的，在美国一定要有理论创意。

Granovetter是一个顶级的学者，能够提出社会学的问题，但是实证不够，所以大家都去做这个问题，到1995年的时候，差不多隔了二十多年，Granovetter的书要重印，他又加上了几篇文章，一个是Weak tie的文章，一个是嵌入性的文章，同时他又写了一篇新的文章，叫“afterward”结束语、小结，这个小结他写了很长，他将做weak tie和strong weak的所有文章都读了，然后将它们全部都叙述了一遍，主要从理论上把握，看没有新东西，看看自己创造的SWT理论究竟有没有理论价值，他提出了很多东西，写了很长的review文章，但是我个人以为这是Granovetter所有的文章中最没有理论创意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总能告诉你思想，这是他的伟大之处。读书也是，第一读新观点，第二是不是有新证明，材料证明是不是有新含义了。当然Granovetter这篇文章并不是想提出创意，而是想知道他提出的理论从实证上证明是对还是错的，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information和influence flow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所造成的最后labor market outcome的差异性是不同的，不见得是Weak tie提供的，有时是strong tie，有时是这样的weak tie，有时是那样的weak tie，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不一个不高明的学者就不知道怎么概括了，他提出了一个词，叫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contexts），就是说究竟是weak tie还是strong tie，要看制度环境，当然这是一个宏观的概念，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发生的场景和另外的问题发生的场景是有差异的，而这个场景对我们的理论判定、中间机制的判定是非常重要的，也恰恰是他这篇文章对我是非常大的激励。我的strong tie那篇文章88年有这个想法，一直想着怎么收集资料，收集上来之后又要分析，大概是在93、94年发表的，他在review里引用了，我的文章大概是有点反着说的，他认为在他新的观点中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谈到的是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环境weak tie还是strong tie的matter应该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受到了他的一些启发。

我们看第二个理论，即林南教授的理论，林南教授的理论是在Granovetter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时间序列上是这样的。Granovetter提出这样的理论只是考虑到关系问题，还没有考虑到人际关系所网过来的others，没有考虑到关系的租用，但是林南教授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他考虑到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文化相关，我们知道关系不关系不是最后说话的，关系人把那个人打动了帮你办事，这事才能成，而这办事人凭借什么去办事呢？自然是凭借他自身的资源，比如请我和校长去和教育部说话，教育部是不会理我的，但是会理校长，也许费老在某些场合说话更重要，因为他们本身的权力和地位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一点，使林南教授提出社会资源的概念，我们知道他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的假定，在这种假定中，他认为strong tie是平行关系，weak tie是垂直关系，一经有垂直关系的话，通过弱关系能够找到比自己更高的人，他是假定weak在于一种地位差，如果你是一个工具型目标的想法的话，自然你找的那个人地位高，地位高的人有信息也有资源，他们自身的资源要高于你的资源，资源可以用权力、财富、声望几个角度来看的，那么他将通过弱关系找到地位比较高的那些关系人称之为社会资源，弱关系也可以向下找，但是不能达到目的，目的性决定了你要向上找，关于这一点他已经做了证明了，他在1970年代收集的资料，1981年发了一篇文章，81年刚好是他去南开大学教我们社会学方法的那一年。资料的即时性、及时性不重要，资料里边的理论挖掘性重要，一个资料如果能在里面挖掘理论，这在我们学界是最重要的，如果是搞对策研究则要求资料特别新，搞理论研究，老一点的资料可以，当然新资料更好，只要里面的变量充分，能让我挖掘理论就可以。

                他利用这个资料，为了丰实弱关系的理论做了三大假设，他想解释的是labor market outcome成功度的测量，这个成功度的测量就是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找到声望高的工作还是声望低的工作？找到权力高的工作还是权力低的工作？收入丰实的工作还是收入亏累的工作等等，找到好工作的机会他从三个理论假设上来测定。第一个就是positional job，就是说如果父亲地位高，或者叫人的初始地位高，则最容易找到弱关系，意思就是你生活的层次高，就可以眺高，而不是往下平行找，如果你的社会地位在最底层，上哪儿找弱关系呢？往上够不上，没有资源，所以都是找平行关系，平行关系都是强关系，这是第一个假设，他称之为“The strength of position hypothesis”（职位强度假设）。第二个假设是弱关系假设，weak ties 可以找到 higher occupational status，这是他改造了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认为weak ties可以找到信息，他认为weak ties可以找到更好的关系人，这就是他的弱关系强度假设（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hypothesis）。第三个他认为如果你找到的关系人地位特别高，权力特别大，则你最终的labor market outcome会好，会找到好工作，叫做“The social resources hypothesis”（社会资源假设）。他证明的结果是支持这三大假设的，有一些表格，这篇文章中文也翻译过来了，在国外社会学上。

                81年林南教授来南开教书，我就是他的学生，85年出国我到他那里，86年他讲社会网络，当时结构洞理论等都没有，网络课的内容不像现在这么充实，他讲到他自己的理论，Granovetter的理论，我不懂弱关系理论为什么能在中国成功，我认为在美国可以，在中国绝对不可以，我认为在中国铁哥们儿才有用啊，不是铁哥们儿谁帮？当然当时我自己是没有理论的，后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在印证林南和Granovetter理论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否证这个理论的实证发现。我们做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的人固然要看那些支持我们理论的那些实证发现，但最重要的不是支持的，而是能够否决我们这个理论的，觉得我们的理论是错的，或者条件不对，这个时候能开启我们新的思维，发现一个新的理论，而发现理论是我们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在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今天给大家三篇很重要否证这些理论的文章。

                第一个是Peter· Marsden和他另外的一个学生Hurlbert来做的，在198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分析了1970年代收集的资料，那里边有社会网络的内容，Granovetter认为weak ties可以拿到好的信息，他们没有发现，或者是strong ties能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也没发现。他们发现关系的强弱跟能不能找到很好的关系人无关，强关系可以找到，但是弱关系也可以找到，但强关系有可能找不到 ，弱关系也有可能找不到，所以造成了无关，无关不是无关联，是无相关，无相关不是没用，是有的有用，有的没有没用。他们发现的是只要你找到的关系人是对的，是好的，地位是高的，则你所找到的职业是好的，林南教授的社会资源假设成立。

第二位是Wegner关于西德的研究，比较受Granovetter和林南影响，他做西德的是80年代的资料，收集资料的时候西德还是西德，89年柏林墙倒，90年东西德合并，91年他发的时候已经合并了。他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如果你在网内找关系的话是强关系，就是个人中心网络，如果你要跨出去，不在你这个网络中找，那是弱关系，这在德国的资料里能看出来，并且和他们一样，认为社会资源确实重要，找到关系人不管是通过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通过强关系是网内找，通过弱关系是网外找，找到的关系人高的话，你都能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我认为这个解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我很仔细地阅读了他的文章，我的文章是90年代写的，看他的文章我想借鉴，但是我发现他的解说是这么解说的，但是他的测量很不清楚地测量关系的边界，个人中心网络的边界他是没有的，所以目前来说还没有真正验证他的观点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测量边界，当然这个不容易测。

                    第三个研究是Watanabe（渡边生）关于日本的研究，80年代他在UCLA做研究生，UCLA有一个社会网络的专家，现在70岁了，他是做数量比例的，曾经提出network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即reputation效应，是说如果在一个网络里面，大家都选你，你的网络程度最高，这个是他的，然后他操作化，成为一个专门的知识，他8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还以此写了一篇文章。Watanabe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把这个模型带到了日本，做了一个大东京地区的调查，调查的资料我的印象是1985年，到1990年论文出来，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以任何别的文章写出来。他没有测网内网外，当时他在东京的发现是说弱关系不行了，你要找到一个关系人，他是强关系。如果你找到的关系人是高的话，你得到的工作也是好的，也证明林南教授社会资源假设是成立的。

                    这三个都证明了，但是弱关系怎么测？是弱关系还是强关系，这里边是争论不清的，问题是他看到了强关系，他没有解说，虽然看到了强关系，网内网外的问题，但并没有真实的测量，我个人以为，他的理论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没有测量网内，至少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性。由于这些，我在读他们的东西当中得到一些感悟，就借此提出了场景变化了的，制度化的条件下，强关系为什么有可能其作用？这是我依据1988年进行的研究，当时正是我研究生第三年，已经开始考虑论文问题。当时的题目有：单位制怎么改造西方的地位获得模型？第二个是中国的强关系怎么能替代它的弱关系？当时我就考虑这两个问题，这个后来都有一些论文出现，也有书。博士论文之后，我由这个改写书，把强关系撤掉，只考虑单位制的问题，这是1994年的书。88年我有一些想法，想法来自于林南教授的课，当时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有国家之间的差异的，当时我不太懂怎么把这个事说清楚，课后，他把中国天津的资料给我，让我分析。我的资料分析显示在当时的中国天津，强关系能够找到更高的关系人而不是反过来。但因为我没有把强弱关系的系数调过来，因为当时他测量的时候把强关系设为 1，中性关系设为2，弱关系设为3，系数调过来之后，实际上我恰恰证明了林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但是我还是强调林先生的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和林先生的合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来拿着那个资料我们合作写了两篇文章有一篇在AJS上发表了，还不错。但是那次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观察的社会事实在问卷调查之后就是他对了？但是林先生是非常严谨的学者，他是从他的理论导出来的，他认为他的理论在中国也是成立的，他没有把中国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考虑进去。我仔细思考，到1988年的时候，我有了一些想法，资料肯定会认为他对的，因为求职者找到的关系人，比如说是劳动局副局长，求职者是不认识的，但是每一步达到那个局长，这个关系是强关系，如果不是强关系，局长不会替你办事的，他测的是：“你跟这个人认识吗？”，回答者回答不认识，当然不认识了，可是他不了解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不知道中国这样的人际关系社会里边，是要跳几步才能最终找到那个关系人的。所以我得问这个中间人是谁，跳了几步，这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我怎么论证我是对的呢？首先，你们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我这里是非市场经济，中国在1988年的天津还是有市场经济的，但我为了我的理论目的，我必须确定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在我的资料里大量都是国企，并且找工作都是过去发生的，发生的年代确实是再分配年代，这样就造成了这里边的information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有利的关系人，我找到了这样的制度环境。我找到了重要的制度场景，你们都认为信息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认为信息没有那么重要。如天津市有个手表厂，当时叫五一表厂，访谈时被访者认为中学时代知道在五一表厂工作很好，穿白大褂，不用到室外工作，由于五一表厂在天津的销量特别好，有福利的，有收入的，收入特别高的。同时还有住房，并且在五一表厂工作，搞对象都不成问题。我们把这叫做与信息无关的场景，第二，如果我们的关系不是为了得到信息，而是为了找到关系人的话，那么就算关系人找到了，那么有两个理论要素。第一个是obligation（义务），因为他在你的强关系里边。二是trust，他办事不是可以公开办的，这都是秘而不宣的事，都是在背后操作的，是秘密的人情交易。这里理论上来说应该是strong ties，而不是weak ties。第三，它不见得是一个直接关系，应该是一个间接关系，问题是间接关系的每一步，应该是strong ties，不然的话，obligation和trust的问题解决不了。这就是当时我在做研究时考虑的，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不断完善的，我的资料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考虑到理论怎么解说而进行的，现在这样说你们会觉得这个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要你们在这基础上再做一个，是需要考虑考虑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怎么进行理论概括还是要考虑考虑的，那三篇文章我不必说实证了。弱关系能找到关系，但是一经把间接关系拿出来，全是正的，都是强关系能找到关系人，每一段都是强联系。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一定要解释Granovetter说的relational of transitivity，我比较幸运是见到Ruan的结构洞理论，他92年出的书我没读过，95年我和他第一次相识，他是林南教授的学生，芝大的博士，我是林教授的博士生，他知道我们的渊源，我们比较谈得来。我用了很多表来证明，当时他告诉我他的书都出来了，是结构洞，是关系的相异性，引一句话就解决了。

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文章就要发的时候，有一位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回到新家坡当管理学教授，她来找我。我跟他说我现在证明中国的强关系，有一个想法是想到新加坡去，新加坡主要人口是中国人，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远离中国大陆，不受家庭背景、制度的影响，我想离开这个制度场景看强关系怎么样？于是我们俩就做了合作，她收集资料，我们俩共同设计问卷，他现在成了新加坡管理学界的讲座教授了，升得很快，是搞信息产业的，是个工作狂。新加坡是市场经济，我们发现强关系是有影响的，即Strong ties for influence and information in a labor shortage market: referrals，问题是我们怎么解说？我们发现新加坡的情况是劳动力短缺经济，给雇主造成了极大的难题，雇主为了减少screening costs，所以动用了referral，而referral自然就把强关系引进来了，在中国文化里边是这样的，为什么引入的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呢？在新加坡，你能发现一个特点，他们是不愿意也无意于与自己无关的人做事的，我肯定会给那些和我关系最强的。当然这两篇文章理论是矛盾的，上一篇文章是说强关系是因为制度，而这篇文章是说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只要你用referral，都是强关系，这本身就拒绝了制度环境决定论的可能性。上一篇文章我的立论是制度决定强关系，而这篇文章是说，与制度环境是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无关，所以这两个是矛盾的两篇文章。

这个矛盾一直影响着我，我发现国内确实是改革了，劳动力市场确实出现了，在这种场景下，我就想做更多的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给你们，是我在一本叫《social perspective》的书里提到，2002年出的。我的文章已经发了，但是我肯定是看出来这两篇文章的理论观点是完全冲突的，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处理资料，所以我想在中国真正改革了以后，有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以后是怎么回事，我从1997年发了文章之后，就很想回国，但是回国又考虑到其他的问题，当时正好香港科技大学招人，香港回到国内这么方便，后来我就回了香港，那两年我做了一百多个访谈，这个访谈肯定不是随机的，都是朋友建议的，自己认识的，滚雪球滚来的。涉及到好多城市，跑到一个地方就想去做，包括这里边汽车司机都有，我当时问过几个问题，就是“你换过工作没有？”，如果你换过工作，我马上就问。

97年我到了香港，我得到了一笔研究基金，我跑到很多地方做访谈，做了一百例，我区分了四种理论情况，第一种情况我称之为Hierarchical allocation/reallocation by state or work-unit authority，就是国家分配的性质，换工作属于调动，不是个人行为，本来不想换，都是别人安排的；第二种情况换工作是自己的行为，但是用了强关系，主要是强关系（Use of predominantly strong ties），因为我这次研究发现他用了好多种关系，也有弱关系，也有强关系，但是起作用的是什么呢？涉及到predominant的是什么？第三种情况是主要是弱关系（Use of predominantly weak ties），前后我们有很多指标，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多问几个指标，这是访谈的优势；最后一种情况是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找到的（Direct application/formal procedure/"all by myself"）。换工作换到哪儿去了？很显然，在中国的改革情况下，应该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叫做Reforming public sectors，它是一个国有的，公共的，正在改革之中，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集体单位，State enterprise主要是大集体；下面一种情况是改革以后生长起来的，以前没有，叫Emerging market sectors，市场的，包括三产、企业和公司，当然三产里面也包括一些军队的三产，还有就是三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那些说不清楚的红帽子企业。自2001年的产权经济改革以后，那些都说不清楚了；最后发现中国有个奇怪的Floating population，是移动人口，农民工的。我访谈的这一百例，他们变换了多少种工作，每一次我都要问换了多少次工作，这一百个人有392种职业，换句话说，平均换了三四次，从观察上看面面俱到，分布还挺好的，虽然我是滚雪球来的样本，但还是蛮散布的，各种现象都有。总起来看，组织调动的15%，强关系52%，弱关系17%，完全是自己，谁都不靠的16%，后两个比较相当，具体来说到达政府的是28%，但是强关系进入政府的有48%；进入事业单位的，大体的比例也是这样，进入国企组织调动不少，这个强关系最多，进入集体的，大体和国企差不多；农民工组织调动完全没有，强关系72%，弱关系17%，自己的是11%。这个资料的结果我是不看分布的，因为不是随机抽样，分布是没有意义的，我就看散布性，散布性是很高的，差异性是很高的，2分布是有含义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怎么解说呢？市场中弱关系固然要多一点，但是还是不如强关系多，怎么解说呢？如果说是因为现在改革的力度不够，最不够的应该是国家机关吧。当时我看到这个资料，我就不断地想探讨如何解说这个问题，我就提出了体制洞的概念，这篇文章就叫做“institutional holes and job mobility”，就是讲劳动力市场中的关系，我们有资料了，应该用一个理论概念去概括它。我发现新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弱关系打不过强关系，主要是强关系，原因是什么？先说“体制洞”这个概念，或者叫做“制度洞”，这个词并不是我的，而是Ruan的，他在写结构洞这本书的第七章题目就是“institutional holes”，他怎么定义这个词的呢？实际上他的这个词我个人以为根本就不是的，他的“institutional holes”就是结构洞，只不过把分析单位变了，当分析单位是个人，是经理的时候，经理和经理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出现了第一次unconnection，叫做缺失的关系，他就定义为结构洞。当个人和经理变成组织的时候，看关系缺失在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就叫做“institutional holes”，其实我觉得应该叫inter organization of disconnection，因为如果按照历史经济学家的定义，制度是the rule of the gamble，是博弈规则，是怎么办对，怎么办错，怎么办你能赢，怎么办你能输，怎么办你错了会被惩罚。所以ruan哎？？？在1992年第一次用hole这个词的时候，他指的还是组织间的关系缺失，实际上是组织的结构洞概念，我用“institutional holes”这个词是严格按照历史经济学家的定义来的，制度是一套规则，规则的核心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广泛接受的价值。而现在实际上中国，概括上来说，就是两套制度，一是再分配制度，二是市场制度。当然非正式里面，还有我们所谓的网络制度，因为我是研究网络的，所有先把它放置起来。所以我们看经济劳动力市场里面就是两套制度的，一套是再分配制度，就是什么事都是分配的，再分配制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特征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特征就是劳动力有劳无权，劳动力是有劳动能力的，但是没有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力，因为再分配定义下的劳动力是国家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再分配，如果劳动力是有劳且有权的话，那么有两种情况，第一你可以凭借你的劳动力高低进行讨价还价，待价而沽，这个在再分配时代肯定是不会被承认的，第二你是有权力选择劳动力的去向的，在再分配经济中，这两个条件不可能存在，很多人服从分配下乡了，从本心来说是不愿意下乡的，条件差，机会没有等。

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就刚好对再分配经济的劳权定义翻过来了，换句话说，有劳无权的状态变成了有劳也有权的状态，劳动力可以待价而沽了，劳动力有权选择自己的去向了。当然是在有结构制约的条件下选择劳动去向，但问题这两套制度在中国不断市场化的经济里边是同时存在的，它们之间是发生根本冲突的，这种根本冲突产生了三个根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信息沟通，制度性的断裂；第二个就是信任的建立基础在再分配的基础上是单位制的，什么是单位制呢？就是开个介绍信来证明你是好人，开个介绍信来证明你是在职的，档案介绍信等，而新成立的劳动力市场这种信任机制目前是无从建立的，章都可以是假的，北大的学位都有是假的。

最后一项是谁违规了，由谁来惩罚，比如一个合同违规，有人欠钱不还，在规范的条件下是由政府组织的司法部门来惩罚的。在再分配机制里面，由于资源是纵式流通的，有任何问题，找上级领导全解决了，单位之间找上级的主管，主管不行，最后到中央，市场是没有这一套，市场本来应该是法制的，有很多法规，一千多个条例，中国有法，但是执法的社会嵌入性太过分了，或者叫做执法的关系嵌入。这三个信息阻隔、信任建立、惩罚问题（？）的存在，两套制度在市场中产生了不相容性，而这种不相容性我解释成“体制洞”，就是两套规则不相容，相互冲突。问题是人们工作是要找的，饭是要吃的，要挣钱，要求生。问题是在体制洞这么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而这三个信息阻隔、信任和惩罚问题都可以通过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得到弥补，这恰恰证明了为什么网络是这么活跃，农民工差不多有90%都是通过网络的，70%的经济现象是网络的，原因就是我这里用体制洞来解释的。

这时我当时的想法，文章也写了。体制洞的看法我认为是成功的，我不认为我提错了，我认为提出体制洞是对的，但这个概念不成功，原因在于理论的指向不明显，测量比较困难。首先什么叫有洞，什么叫没洞？听着对，但是一经要去测量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这就不是一个好概念，所以目前我要摒弃这个概念。

劳动力和市场的关系自1973年Granovetter提出弱关系理论，在西方蓬勃向上的做了很多研究，一直到1995年为止的研究可以去读Granovetter的review，涵盖了上百篇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目前可以说还是方兴未艾的，在刚刚结束的5月1-6日在希腊召开的社会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八百多篇文章，其中有很多文章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特别是现在social capital的概念里面有很多是求职网的研究的，词变了，但是含义是不变的。我这里边给大家提示一下，在国内的场景下也有很多人做了研究，我了解的比较少。由我和张文宏根据天津1999的资料在中国社会科学发了一篇文章，是继我的这篇文章里面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说关系强弱不是为了得到关系资源吗？关系资源的核心问题不是信息和影响力的问题吗？那我们直接测出来这个好了，看它们是不是相关的，发现在中国不那么相关。2004年我在香港社会学学刊发了一篇根据香港1998年和中国五城市1999年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我在那里提出一个概念，叫做“social network in space”（网络作用空间），我的这个概念大体是说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网络活跃期间，但活跃的空间和活跃的程度是变化的，最传统的再分配经济，它的活动空间可能是比较大的，而在比较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下的香港也是有一定度的，从再分配经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期间，中间出现了体制洞，因此增加了网络活动空间，这正是为什么网络要上升的原因。这是我的基本理论，我们是怎么验证的呢？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