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 人 与 社 会的 关 系

—— 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

郑杭生 杨敏

内容提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其现代性意涵也凸显了其“问题性”意义。从社会学的视野看这一演变过程，能够使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与社会学结了不解之缘：它对于社会学的独特意义、它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重大问题的探讨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关键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前现代性 现代性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当今时代，“普遍弥漫着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感觉”（阿尔布劳，2001：3），在关于一切人类的规划工程、宏篇叙事，甚至历史本身面临终结的话语广为传布的情形下，对尘封已久的悠远往事的追忆，似乎多少有点令人感到不合时宜。然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发展、变迁的核心内容。正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更新了整个人类生活。因此，这种追忆能够刻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动态过程，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拓展与裂变，呈现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意涵。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追忆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性意涵，也赋予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性”意义。正是通过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种种断裂，个人与社会共历巨变，各自的诉求得以充分展现——个人向往自由，社会需要秩序；个人要求权益自主，社会诉诸权利规范。如果说“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亚历山大，2000），那么，在社会的秩序性面前，个人自由也难免不受质疑。个人和社会所表现出的一致与分歧、和谐与紧张、整合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性、风险性和危机性的根源。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材料造就和成就了社会学。可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社会学性质和特征”，一旦走出这种“前”状态，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步入了“社会学纪元”。而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继续使我们感到困惑，成为我们不断进行社会学追问、想象、解释与再创造的源泉，从而使这门学科活力充盈、面目常新。

一、前现代社会——由人、群“浑然一体”向等级制结构社会的过渡

从社会学视野，可以将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概括为两个转变和一次决裂。所谓两个转变，即由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浑然一体”向血亲社会的个人与社会的初始结构化关系的转变，再由这种初始结构化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性关系的转变。所谓一次决裂，即指在两次转变的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同原始的自然非结构性状态的决裂，进入到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状态的历史过程。正是这一特定的语境，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质，以及与这种关系性状相联系的社会现象的前现代特征。

（一）从人与群的“浑然一体”到个人与社会的初始性结构关系

由元自然（meta nature）即（前社会阶段的纯粹自然）分离出了自然人群

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萌生。这种关系是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是从原始的非结构状态不断脱出、向逐渐明晰的结构性状态的持续推进。

对处在前意识阶段的幼年人类来说，原始自然是完全客观而裸露、自在和自足的，不具有任何与意识主观性相联系的现象意涵、解释框架、意义或情境定义——这些是人类后来才具有的应对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支撑点。这一阶段，出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最初状态——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浑然一体”。这种状态是幼年人类在与原始自然的特定关系中建立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有关人类这一时期的大量研究，如原始公有制及自然人群社会的生活资料共同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原始乱婚反映的两性关系尚未获得婚姻和家庭结构；原始宗教以及图腾崇拜所表现的自然人和自然人群的意识特征，都能够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结构状态。

在与生存环境的奋力搏击中，人类的生活经验和人口数量的双重积累，使生产分化和血缘分化过程成为不可逆转，专业化生产群体及部门和氏族组织则是上述分化的重要结果。人类由此步入了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初始结构化过程，即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以氏族组织为主体结构的血亲社会。血亲纽带、性别区分、资源自然配置、习惯调节，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结构化的重要因素，也是血亲社会的结构化初始性和过渡性特征的典型特征。

血缘和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成为自然人相互维系的纽带。血缘的亲疏衍生出个人组合与分布的机制，并分离出主要的原始社群形式——氏族、家族、家庭。其中，家庭逐渐成为血亲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性别区分在血亲社会初期主要是一种自然差别。性的生理差异事实最初只是划分了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后来逐渐获得了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的涵义，成为身份、地位、权力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基础。资源的自然配置方式是由当时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形式和对资源的获取方式所决定的。一方面，对自然原生资源的获取是人类生存的唯一选择，这决定了资源产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集体行动是获取资源的必需方式，又决定了集体成员对所获资源的共同占有和分享。血亲社会中、后期，生产的发展、奴隶的使用、权力的升华和溢出、资源占有差异的扩大等现象，导致了资源配置方式的自然特征的削弱和社会特征的增强。习惯是血亲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主要调节机制。习惯最初来源于人与原始自然及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经验，成为经验图式凝聚和沉淀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中，具有自发的而非人为设计的、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制的特征。对于血亲社会这样的互识性、直接性的简单互动社会结构，习惯足以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初始结构化阶段，自然个人习惯图式和自然人群习惯图式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后来，习惯调节也发生了的自然性衰减和社会性趋强的转变过程。

从社会学的眼界来看，血亲社会是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阶段，是由人与群的非结构性“浑然一体”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过渡。一方面，血亲社会的结构化趋向标志了人类对自身的原始自然性的超越趋势，预示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同原始自然非结构状态形成最终决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血亲社会时期的结构化趋向并未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逻辑[1]。就个人而言，智识能力和工具理性还处于原始蛰伏状态，行为方式受着自然本能情欲的支配，其情感的丰富性和理性的复杂性都与我们所说的“个人”相去甚远——“个人”的产生还要经历漫长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就社会而言，血亲社会仅仅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结构化开端，氏族组织的种姓等级分化、权力溢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资源占有差别化等新的结构性现象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种普遍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制导管理系统还未形成，而这是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不可或缺的因素和条件。总之，个人结构[2]与社会结构还远未具备。

然而，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浑然一体”状态毕竟已被打破。人类后来的经历证明，个人与社会的结构化关系最终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二）等级制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推进  在血亲社会向等级制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个人、社会及其关系得以结构化的因素和条件被不断地分离出来。因此，前现代时期的重大社会分化现象具有关键性的解释作用。

1、资源的分化和生活世界的分化。资源分化趋向。人类谋生经验的积累促使资源的获取手段得到改进，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形成和增强，使可支配性资源的数量逐渐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导致了生存资源与剩余资源的分离。这种分离使资源的涵义超出了“生存”的局限，进入了意义的丰富化和多样化过程。此时，资源的解释结构开始形成，人将意义赋予、象征解释引入了资源领域，其重要结果是资源的社会性涵义得以发生并不断丰富化。反过来，资源意义的丰富化又拓展了资源本身的范畴。财富、权力、地位、身份甚至人的魅力、能力等个人特征也逐渐获得了资源意义，被纳入了资源范畴。由此，资源分化（resource differentiation）为自然性资源、产品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结构。资源结构化(resource structuration)使得自然性资源、产品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形成了不断转换和再生产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某种资源形态和意义可以转换或再生产出其他的资源形态或意义。某些资源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对这类资源的拥有具有“战略性”涵义（因为它可以转换或生产出对其他资源的拥有）,因而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对象。因此，资源分化和资源结构化也意味着资源转换(resource conversion)机制的出现。资源分化推进了社会分化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级制结构化。

生活世界分化趋向。生活世界的分化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现象。这一分化又有两个主要趋向，一是生活世界自身的多样化。由于社会的资源剩余生产能力增强，人类的精神世界得到开发，文明步伐逐渐加快，社会过程的人文特征显露出超越自然特征的发展趋势，生活世界显示出丰富化的发展趋向。二是社会的管理和制导“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随着再生产过程的分化和扩展、资源占有冲突的形成和加剧，一套具有调节和控制功能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逐渐产生，促使社会管理设置和制导系统的形成。生活世界分化所导致的结果——生活世界的多样化和社会管理制导系统的产生，成为个人与社会的结构化关系继续推进的基本条件。

2、社会、个人及其关系的结构化。与这一时期的资源分化和生活世界分化相联系，社会、个人及其关系达到了新的结构化水平。在社会方面，是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形成；就个人方面而言，是人的外部结构化和内部结构化的同时推进；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浑然一体”状态的基本解体和等级制结构性关系的形成。

（1）社会结构化过程进入等级制结构化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强势氏族为核心的种姓统治形成。随着资源占有冲突的不断加深与扩展，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过程造就了强势氏族及其对弱势氏族与部落的征服和统治。具有常设集权机构及制度安排的国家的建立。以行政管理、财税管理、暴力监管、文化整合为主体的制度化社会制导系统初步构成。以分封制为基础的等级制的确立，使国家的行政链条在地域空间上得以延伸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

“公”、“私”领域的分离。等级制社会结构中的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是指由占统治地位的强势氏族的所有权和权力构成的特殊领域，其次才是指为社会或群体成员所共有的所有权和权利。“公”、“私”、两域的这种划分，表征了社会结构化过程中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最初分化状态。显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私范畴。

城市共同体的出现。西欧中世纪时期曾出现的自治城市，它们用赎买的方式从封建领主手中得到了自治权，成为生产、经营、文化与交往的中心，这是一个多元身份构成的社会。“城市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因阶级斗争而分裂，又因地区保护主义而团结一致，以及热衷于计算，又习惯于赌博和冒险。布罗代尔将其描述为‘现代性的前哨’。”（丹尼斯·史密斯，2000：153）

（2）个人的外部与内部的双向结构化。从个人的外部结构看，市场的形成、日常生活世界的丰富化以及社会制导管理系统的出现和发展，个人间的谋生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差异性扩大，上层与下层、贵族与贫民、宫廷与民间的社会区隔日益明显和固定化。这在个人的内部世界引起的深刻反响是：人的本能欲望的原始自然野性受到涤荡，逐渐向深层结构退隐；理性谋划对行为的制导不断扩大，成为人类心理和意识的重要表层结构；情感体验趋向丰富和细腻，既有本能欲望的激跃与佻脱，也有理性谋划的调节与控制，成为连接两端的中介；在社会空间形成了上层与下层、贵族与贫民、宫廷与民间的区隔的同时，等级制也在个人内部结构中划下了印痕。

（3）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性关系的形成。随着社会的等级制结构化过程发展，个人被置于了等级式社会关系的层层束缚之下，在等级制及其所表现的社会不平等成为了人类社会难以涤除的性状之时，它也构成了个人的另一种“天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原始自然的、非结构性关系状态已不复存在。

（三）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 在这里，前现代（pre-modern）的语义不在于对历史过程的界分，而在于所表征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现象的前现代特征。我们可以从资源转化、社会管理制导系统和生活世界，来理解这种前现代性(pre-modernity)：

在资源分化与资源结构化初始状态下，资源生产和劳动分工的有限性决定了自然性资源的匮乏状态，对自然性资源的获取与满足生存需要是人类当时的主要活动目标，这在极大程度上遮蔽了社会性资源的重要性和丰富性意涵。换言之，资源的意义赋予和象征解释受到基本生存需要的限制，普遍性、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资源转换系统尚未具备，对自然性资源的争夺构成了这一时期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和冲突的轴心内容。

“自然国家”从父权制和强势种姓统治中脱胎而出，给社会管理制导系统打上了自然烙印：个人松散地分布于多级附属的社会关系空间中，伦理习俗对于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远胜于法律规范；传统社区、尤其是大范围的乡村社区，限制了国家的行政权威、财税征集、文化动员和暴力运用的能力；个人与社会的松散关系得以长期延续，社会缺乏对个人的强制性和渗透性的整合方式，个人也不具有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影响能力。

生活世界与系统发生了初步分离，尚处于丰富化和多样化的形成过程。人的需要和交往被固定在狭小的地域和社会关系空间，使个人间和群体间在生存方式上具有同质性，在生活阅历上也极为有限。所以，前现代的生活世界具有高度的互识性特征：生活对于个人来说是固定的、重复的、熟悉的，在极大程度上可为个人的经验图式所囊括和复制，因而也是可预定的。与生活世界的质朴性相一致，“个人化”还未来临。

此外，是社会现象的前现代特征：互识性社会的封闭性和停滞性，意味着社会的“非问题性”状态，个人经验图式足以适应资源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低水平，这造成了前现代时期的知识简单生产和均衡分布状态，因而也就没有知识的社会性再生产、积累和剧烈竞争，以及常人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区分；沟通与交往并不具有“困境”意义，人也就避免了解释学的“致命打击”；社会共识和社会信任尚未成为一种问题，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多元文化的冲突还属于未来社会，等等。

总之，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意味着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个人权益自主与社会权利规范的尖锐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前”状态。一旦它们走出这种“前”状态，也就为社会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提供了基础。所以，“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前现代性”，也就是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前社会学性质和特征”。这一点成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起点。

二、现代社会——个人和社会的谐变、冲突与互构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中由来已久。然而，唯有随着现代性扩散的宏大过程，这一问题才凸显出以往任何社会时代都不曾有过的独特内涵与意义。吉登斯认为：“我确实主张，与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阶段相比，在现代西方诞生了一系列气势恢宏的变迁，但同时这些变迁也越来越波及全球。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们与生活于先前各种社会和历史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同使他们与久远的过去得以联结起来的那些联系相比，意义更为深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弄明白过去的连续性如何得以在现代产生如此剧烈而又无法挽回的断裂。”（吉登斯1998：37、89）因而，尽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早已根置于以往的历史过程，但今天，当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其涵义已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历史是既连续又断裂的过程，这种连续和断裂铸就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意义。在这里，三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生活世界，对于现代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连续与断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三大历史过程

1、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形成。分封等级制社会末期，生产的增长和分工的发展使资源继续分化，资源结构（特别是社会资源结构）不断细化，资源的意义象征系统愈趋发达，而社会交换的需要使资源转换系统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自然商品经济、集市贸易等形式特性又限制其迅速成长。所以，新经济机制的形成和经济空间的拓展成为迫切的需要。约11世纪起，欧洲独立的自由城邦的出现创造了自由的经济空间，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机制开始形成。12世纪起出现的地区交易会成为联结南北商业重镇的贸易网点，欧洲由自由城邦经济迈向了地域经济。15世纪上半叶远程贸易的兴起，标示着欧洲贸易走出地缘限制和“欧洲经济世界的出现”，实现了由地域经济向民族经济的扩展，现代资源转换系统也随之跨越了地缘限制。与此相互推进的另一过程是资本的国际化，原始资本积累越出了国界，实现了民族资本向国际资本（后来是全球资本）转化。此间发生了市场经济的技术转型，即由货币经济衍生出金融技术体系。12世纪欧洲出现了最早的汇票，取代了资金的有形转移，使异地票据结算成为可能；随着汇票从支付手段变为信用工具，债券投机和交易业发展起来，交易所、银行等金融体系出现，满足了国际贸易汇兑的需要（雅克·阿达，2000：19-26）。至此，跨国界的现代资源转换系统基本形成。

现代资源转换系统表现了历史连续中的“断裂”：首先，现代资源转换系统使货币与权力、地位、身份、名誉、才能、成就等等自然或社会、有形或无形的资源相互置换，将个人、类群、国家编织进一个高度互赖的转换网络。其次，货币经济、金融技术与核算程序集中表现了理性化逻辑，这种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被应用于现代个人、社会组织、国家的计算和行动、管理和决策之中，构成了现代性特征。其三，这一系统的运作固化了一种独特而普遍的现代性文化心态，对货币化资源的获取成为了社会性行动的动力，并具有了至上性意义。这些社会现象是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

2、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国家是“系统”的典型现象和重要部分。所谓系统可以理解为“制度化模式”（帕森斯），是“一个由多重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结构”[3]。系统是形式化、组织化、理性化的，与其母体——人类生活共同体相比，也可以说是社会的表层性结构。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代民族国家发端于欧洲，支离破碎的地缘条件孕育了政权的分散性和经济的多样性（保罗·肯尼迪，1989），霸权的争夺使战争成为重大的历史剧目，促成了政治、军事、经济的集中化趋势。国家收入的赋税化、举债、货币操纵、殖民掠夺，作为战争动员的必要手段，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构架奠定了基础。此外，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摧毁了基督教神权专制，为现代国民意识创建了文化氛围。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汇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前现代国家向现代政治结构与制度模式的转型。19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于欧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民主与共和制取代了君主专制统治，国家权力与王室权利彻底分离，成为公共人格的化身，是代表普遍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公共权力领域。这使罗马法中界定的“公”、“私”范畴获得了现代涵义；行政科层等级制取代了分封等级制，等级制地方社会转变为行政官僚制政府社会。这一过程的重要结果是城乡区隔的消解与传统社区的衰亡；现代税务制度取代了实物赋税制度，国家拥有了税收的垄断权。以核算程序为基础的现代财务系统，实现了公共财政与私有产权的分离，和作为必然结果的国民经济的诞生[4]；军事暴力垄断为后盾的强制统治，改变了前现代国家的有限行政管辖和松散监控，实现了行政权与领土权的重合，成为所谓领土型国家[5]；国籍身份作为新的自然身份取代了血缘身份，现代国家用公民权使一切个人作为法律主体，被纳入了契约和法制的规范体系，实现了所谓全民型国家；多元文化的共存取代了封建文化专制，以民族文化意识塑造了国民认同，构成了民族的生存和文化共同体。

可见，现代国家展现了的独特质性，无论就其自身的特点还是就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型塑能力，都是前现代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3、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展现。非制度化的（自然形成的）社会生活世界的过程与结构是人类共同体的另一重大内容，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是两个重要方面。

（1）现代市民社会。关于市民社会，学者们各有见地，在这里我们采用一个较为简单的界定：市民社会是“在个体与国家的社会之间出现的，由政治群体和自愿组织网络构成的实体。”（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2001：66 ）与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的形成相对应，也出现了私人权益与私人领域。具有自由人身和平等权利的个人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筹划和实现自我利益的各种活动，构成并维续了社会生活世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这种现象和过程的表征，完全是与现代性语境相联系的[6]。

市场对于市民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个人生活与存在的依托，也是欲望和利益聚汇、冲突的战场，表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自然性根源。市民社会因而被视为私人需要的体系、个人的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联结（黑格尔,1961）、人与他人互为工具的“尘世生活”（马克思，1960）。但现代市民社会是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自愿性结社的多元领域（爱德华·希尔斯，1998），表现了社会的自然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生活上的自由竞争市场，政治生活上的自由民主制原则，文化生活上自律高雅的市民风范，表达了市民社会对自然秩序为调节的社会生活的憧憬。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理想与现实、浪漫与实际的悖论：既渴望自由，又必须接受约束；出于利益考虑而对国家和政府提出详尽的要求，为了理想又企望摆脱其对自身的束缚[7]。

（2）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个人及日常事务构成的私有领域，是无名的“常人”及人群的活动天地。这是个人所直接经验到的、熟悉而亲切的“我的世界”，是被重复的习惯和平凡琐事拥绕的“尘世”。个人与这个世界难离须臾，它是人的“故乡”，并以一种不被察觉和追问的“当然”，一再展现个人和社会的自然自在本质。不过，现代个人以自主与自决、能动与创新，为这一领域注入了对制度化、例行化以及“平庸人生”进行抗争的内容，使其具有了形质多样、异彩纷呈的性状。反过来，这一领域又“成为丰富而自由的内心世界的历史源头”（哈贝马斯，1999:33）。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家庭、文化艺术和娱乐、社会交往和结群等。

家庭现代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使个人生活方式趋向社会化、大众化，日常生活世界也变得区隔化，家庭日益成为个人独有的日常空间和生活核心。现代家庭不仅仅是人性的摇篮[8]，也是个人体验人生、坦露自我和塑造独特品味的自由天地。

文化、艺术、娱乐现代主义推动的新一轮世俗化浪潮进一步荡涤了文化艺术的神圣性，产业化和商品化造就了规模壮观的消费大众，文化艺术也融进了个人日常生活世界。在此，文化和艺术担负起双重功能——平常生活的旨趣化与平凡人生的意义化。文化艺术生产和再生产既使个人的休闲娱乐和标示个性的需求得到满足，又使这些需求变得不可满足。

社会交往、结群生活世界是个人经验的世界，也是个人间的共有世界，构成了个人间交往、沟通和理解的共同前提。交往增进了个人经验图式的可比性，产生了共识与认同、协调与合作机制，这又造成了个人的双重社会归属——人的“必然的社会”与“自愿的社会”归属，个人必然归属于一个国家，也自愿归属于某些社群[9]。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世界的现代时期与前现代时期所具有的明显区别。

（二）现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特征与实质

以上述三大历史过程为基本线索，我们可以对现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特征与实质进行理论上的刻画：

1、  同向谐变。在现代资源转换系统、民族国家、日常生活社会形成的同时，个人结构、

社会结构及其关系也呈现出同向谐变关系。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形成扩展了资源解释框架，也提供了获取资源的更多机会，这又拓宽了人的资源需求，进一步激活了个人的攫取欲、占有欲和消费欲。欲念的丰富和活跃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沉淀在个人的内部结构中，造就了现代个人的“欲念人”特征：爱欲是激情和活力的源泉，快意人生是生活不可缺少的意涵。对欲念的新的解释和肯定构成了现代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深层根源。

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标示着理性化系统成为了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操作理性不仅被应用于市场、企业和国家的核算程序、政府的行政科层管理，以及社会制度化和法治化运作，而且使整个社会生活日趋符码化和计量化[10]——理性全面制导了现代社会的成长和扩展。与这一过程相应的，是个人的理性化。现代个人是“理性人”：崇尚名利、追求成功和卓越，渴望拥有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现代个人因此也是烦神、操持和挂牵的人（科西克，1989）。个人的推理、计算、筹划能力的发展为现代社会运行提供了微观前提。总之，理性构成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个人的共同行为逻辑。

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异彩纷呈，在成为新奇与熟悉、个性化与社会化、个人差异与人群协作的交汇空间的同时，也推进了个人内在结构中对欲念与理性的双向调节机制——情性机制的发展。现代个人不仅是“欲念人”、“理性人”，也是“情性人”。所谓情性是指个人内在结构中，处于欲念与理性两极之间的结构部分，是现代个人的一种重要内在机制。在具体情景下，个人情性机制能够产生特定的体验方式、制定意义，并用不同的情感形式进行表达。情性具有双向特性，即欲念的情感制导与理性的情感调节。一方面，可以通过情感形式对欲念进行疏导，对情绪化冲动进行控制，节制了个人要求直接、即刻回报的本能，形成满足的延宕。另一方面，通过情感形式对理性产生调节，抑制和弱化理性逻辑、理性行为的极化现象，并为智识活动注入才情和旨趣，使之具有表现力、感染力和创造力[11]。

2、逆向冲突。前述三大历史过程也导致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逆向冲突。随着前现代社会的解体，传统的家庭、社区、乡土社会、宗教、行会等社会关系也趋于瓦解，个人获得了解放，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分野也凸现了出来。尤其是18世纪的社会巨变，工业化摧毁了人们世代生息的家园，大批农业人群投向了陌生的城市和动荡难测的劳动力市场。在资本积累的无情运转中，社会的一端形成了资产阶级新贵和富裕阶层——他们拥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另一端是贫困化和边缘化个人聚集成的无产大众和底层社会——他们处于绝对弱势，背负了社会进步的整个代价。早期现代社会在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对工业制度的抗拒中剧烈摇撼。可以说，当时的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实质上是个人与社会冲突关系的最为尖锐的表达。资本积累过程也日益发展起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冲突。资本的集中使寡头垄断压倒了自由市场机制，也破灭了市民阶层实现自我利益的希望。市场失败导致了国家干预，市民社会似乎有了自己的“守夜人”，然而，结果却是政府官僚体制的膨胀。最后，福利国家几乎包揽了个人从摇篮到墓地的生活过程，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被“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所取代[12]。由此一来也结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和冲突，实质上仍然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另一形式的表达。

早在启蒙时代，卢梭就认为，当时欧洲的环境根本不可能建立个人与社会的圆满关系（沃特金斯，2001：58）。其实，整个现代过程都一再说明了冲突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持久意义。

3、相互构建。现代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构建的时代。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个人的消费嗜好、时尚追求、文化倾向不仅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偏好，也牵动着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活力；个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热情并非只是个人的政治权益问题，它反映了政治体制的基础与合法性；个人的社会流动和流向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出路问题，它标示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水平；个人的生活目标也不只是个人的生活选择和意义赋予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机会与前途。反过来，现代社会规范和秩序体系对个人的整合力也是以往任何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从公民权与个人的国民意识；公民道德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公共选择与个人的行为习性；国家目标和民族大业与个人的奋斗和激情，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对个人所产生的巨大型塑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用同向谐变、逆向冲突和相互构建来描述和概括现代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特征，其中，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构建是最为本质的关系。在谐变与冲突双向过程中，个人与社会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规定来改变对方，然而结果是由对方型塑和构建了自己。

（三）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扩展是个人解放和社会开放的过程，这两者的相互推涌又使现代性不断脱出已经拥有的时空域限。我们终于认识到，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拥抱全球的时代。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共历巨变，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因之获得了现代性意涵。

现代资源转换系统构成的以货币链接的人员、物质、权力、符号的置换和流变，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形式系统，其转换过程的具体场景、内容、载体等是手段性的，转换所要实现的货币化价值才是实质性的。这一系统也是高度理性化的，资源转换价值是可量化、可操作和实用性的。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货币化、抽象化和理性化特征，几乎覆盖了现代社会的一切重大方面，使个人和社会两者都经历了彻底再造，因而是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标志。

在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同时，社会的传统依附关系和身份锁套也不断销蚀，个人直接向现代公民社会和全民国家。所以，现代社会向个人敞开了自由和创造的生活机会，同时也设下了从未有过的限制和束缚。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像现代这样，个人对他的社会有如此的建树和伟业，带来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剧烈的冲突；社会向它的个人提供选择和开放机会，激起了个人创造卓越的豪情，也唤起了个人丧失自由的深切感受。正因如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权益自主和社会权利规范的和谐或冲突，构成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的另一意涵。

现代日常生活世界展现了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趋势：在社会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化的同时，个人也经历了“常人”与“角色人”的分离过程，个人的生平境遇、生活样式进入了多样化和丰富化过程，个人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也不断复杂化。在这个共有的世界中，人们的内心体验、经验图式、意义框架却不再相仿且难以重复和复制，个人间和群体间的交往和沟通遭遇了隔阂。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成为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现代性的又一重要涵义。

现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导致了种种特有的社会现象：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和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已形成了必然关联；资源困境成为社会的问题、风险和危机的源头；社会传统习俗和个人经验图式不再能有效应对生活，因而常人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分离也就不可避免，知识的均衡配置也不复存在；同时，知识再生产与知识匮乏齐头并进，构成了奇特的社会现象；社会流动使陌生情境和人生偶遇成为寻常的生活内容，个人的生活阅历和经验日益鲜活和丰富，社会交往和沟通也被推向了“解释学绝境”；社会共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不可及，社会信任则是现代人所遭遇的共同打击，而社会对于共识和信任的需要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凡此种种，都是以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为其底蕴的。

总之，现代性赋予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意涵。个人一再理解到，他不可能独获解放、独享自由，他只能在自己的社会中找到或创建能够拥有的自由度；社会也发现，在它刻意型塑个人的过程中，却由个人型塑了自己。正是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材料，造就和成就了一门从未有过的学科——社会学，可以说，现代的个人和社会展开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纪元”。

三、小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与社会学

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使我们面临比原来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但也使我们获得了以下方面的理解和领悟：1、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生活变迁的根本内容和重大现象的本质；2、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时空具体性，其延展与断裂意味着人类生活组织模式的形成和更替；3、前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理解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意涵的理解，只能从现代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中获得，这正是社会学的基本内容所在；4、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直接研究，构建起本学科的一整套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时空具体内容为立足点，延伸出自己的全部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

总之，我们确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学中的特殊的、基本的、核心的地位。“考察”仅仅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继续对此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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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郑杭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100872。杨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