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走了！中国哲学界失去了一位富有思想、在全国哲学教学科研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保持长久影响、桃李满天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和名副其实的恩师！萧公有恩于我，不是一般的恩，是恩重如山的恩。一个人的成长，关键是一步或几步。萧公就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有恩于我的师长。这个意义上，没有萧前老师，就没有我郑杭生的今天！这里我想回忆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和紧接着的几步，以此怀念我的恩师。
    1961年上半年，我即将完成人大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五年制的学业毕业，当时正在选择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专道路”之嫌，争取了多少年入党还没有如愿（直到1965年底到湘潭农村参加一年“四清”运动后在1961年初才加入），所有这些不利的政治条件，使我觉得只能选择到那种自认为我还能去的地方，其中的一个选择是南昌——那里有我的一位年龄大我很多的姐姐。当然我也跟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边疆去，但是我心里很怀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留在人大可以说是想也不怎么敢想的奢望。直到这一年的6月底或7月初，正当自己反复猜想究竟能到哪里去之时，组织上通知我，我被留在当时萧前教授主持的人大哲学研究所! 这个如此出于意料的消息，使我感动不已，久久难以平静。后来知道，把我留在人大，是萧前老师力主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些文章中曾经提到：“在我毕业时，由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萧前老师的力主，决定让我留校，成为人民大学名家荟萃的教师群体中的一员。” 在我报到后不久，萧前老师——当时我们尊称他为萧公，他比我大12岁——找我谈话，曾谈到留我做他的助手之一的理由，主要是对马列经典著作较为熟悉，外语较好，文笔可以，人还勤奋，为人不错等，给了我诸多鼓励，解除了多年藏在心里的压抑感。我对萧前老师非常感激。决心好好在他领导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应当说，留在人大，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起点，难得的机遇，是我人生道路、学术发展上最关键的一步。
    当时人大哲学研究所成立不是很久，但是人才济济，年长的有何思敬、王方明、石峻等名家，中年的有向刘俊、姚中原等，年轻的有我们1956级同学：靳辉明、王文卿、葛荣晋等。那时全所学习、讨论、各种会议不少。名家们的发言、争论，给了我们刚刚工作的青年教师多方面的启示和教育。特别是萧公，他的发言与他讲课一样，妙语连连，多有思想火花，更给人以诸多帮助。那时萧公外出考察、编写教材、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较多，回来总是给我们讲讲情况和他的体会，更是开阔了我们的学术眼界和视野。这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提供了成长的很好的学术氛围。
    萧前老师，那时不到四十，适值当年，思维敏捷，正处在创作的高峰。他善于用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底。那时，萧前老师写了大量这样的理论文章。其中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论条件》一文，该文在1962年第四期《哲学研究》发表前，曾在所里讨论，征求过意见。实践和辩证这两个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两个一辈子都有用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论，除了从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学到的，直接是从萧前老师那里学到和加深的。萧前老师针对中国的实际，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条件所做的具体分析，后来也这样那样影响了我的社会学研究。我把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详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其中这样强调条件，应当承认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萧前老师观点的影响。
    萧前老师不但把我留下来，而且重用我。当时，他和关锋、吴传启和陈先达一起给哲学系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班学生一起开一门新课“辩证逻辑”。我那时是助教。他们四位讲过一次后，我也开始独立讲其中的两讲。这中间除萧前老师外，陈先达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由助教这样来讲课在全校并不多见，其中的锻炼是可想而知的。人有时是要压压任务的，萧前老师放手用人和培养的苦心，也是可以体会的。由于先听后讲“辩证逻辑”这门课，学习了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针对一些不确切的解释，我写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是建立科学体系的正确方法》（《光明日报》，1963，5，3）。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有一点新意的学术论文。这个机会是萧前老师给的。
    由于要开“辩证逻辑”这门课，需要参考材料，我看见一本俄文的新书，即科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我向萧前老师提出，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萧前老师马上同意，这样我就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条件是必须有一位资深的校者。我就找了马玉柯老师。他痛快地答应了。这样，这一本由我主译的书，在1964年出版。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这个机会也是萧前老师给的。
    在我开始进入和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时，碰到萧公这样好的老师和领导，实在是我的万幸。他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萧公力主留我在人大这最关键的一步，没有他重用我的那几步，就不会有我以后的发展。 
    但是，没有经过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力主把我留在人大，也成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条“罪状”。因为我被说成是“修正主义黑苗子”、“白专道路的标本”、“封资修的徒子徒孙”等。萧前老师为我受过，使我心里十分难受。可以引以自慰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在一个大会上斗胆为萧老师逐条驳斥了强加给他他的所谓“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所谓他“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我说明了事实：那时萧老师还是一个中学生，他是在他家乡听蒋介石十万个听众中的一个。这就是“接见”的真相。萧老师对我一直非常信任。我感到幸运的是，曾经在快二十年前在哈尔滨陪同萧前老师和潘师母一起到婚姻登记处去登记。萧前老师晚年亏得有潘师母的精心照顾，我们作为弟子都非常感谢她。
（作者系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