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系列论文之一 

天道左旋：社会运行的溯源和依据 

——若干考古发现成果的社会学开发 

郑杭生  胡翼鹏[①] 

【内容提要】1978年来的考古发现如濮阳西水坡蚌壳龙虎图、含山凌家滩玉版玉鹰，以及良渚文化中常见的玉琮等，无不表明天圆地方、天道左旋等是上古人类社会生活中生发的一种源远流长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念。古人形成天圆地方、天道左旋等认识的来源是对宇宙星象观察经验基础上的推论和引申，认为宇宙星象的运行对应着人世社会的祸福，而北斗七星居于天穹的中央，群星环绕旋转，昭示人间以君主为中心形成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天道左旋、地道右周等天地旋转的星象运行轨迹，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类比的对象。只有取法天地之道，模拟天地宇宙有条不紊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也才能有序地运行。这种根据现有考古成果可以确定产生于约6500年前的社会运行思想雏形，经受漫长岁月的锤炼，经过众多先贤的提炼，从幼稚的质朴感受提升为成熟的科学理性，从受历史循环论支配进步为受辩证思维观的驾驭，现在已经成长为现代性过程和视野中的现代社会运行问题。 

【关键词】考古发现；天道左旋；社会运行；中国社会思想史； 

龙冠海在《西洋社会思想史》中说：“众所周知，社会思想与非社会思想不同，社会思想所涉及者，乃人类共同生活的关系。这种关系绝非自今日始，事实上，它与人类相始并存。”[②]因此，社会思想研究就意味着要从人类社会生活的生发处寻找一种源远流长、流传后世的观念。但是，思想史研究必须的文献、材料在人类社会生发之处却微乎其微，探寻思想的常规途径在此变得困难起来。一些学者因而从古代神话中发掘上古时代的社会思想，也有学者则从原始宗教型态出发考掘中国思想世界的起源。为此他们做出了努力，取得了成果。 

我们则尝试着另辟蹊径，选择从上古文化遗址的“现场”，根据发掘所得的经验实证材料，去寻找古代中国人对生活、社会有什么想法、怎么去想的根源。这样的学术途径，可称之为对考古发现成果的社会学开发，更确切地说，是对考古发现的社会思想史的发掘。我们希望，这样的探索路径能给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增添某种新意；它也表明，社会运行的思想雏形可以溯源到大约6500年前遥远的上古时期，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之中的。 

一，考古发现与天地观念 

1978年以来，随着一些大型工程建设的开展，考古发掘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大量出土文物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展现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的历史。特别是濮阳蚌壳龙虎、凌家滩玉版、良渚玉琮和曾侯乙漆箱盖天文图，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组用蚌壳摆塑的图案。这个编号为M45的古墓属于仰韶文化中期，一位男性墓主人头居南、足朝北，在墓主骨架的东边是一个蚌壳摆塑的龙像，头朝北；墓主的西边是一个蚌壳摆塑的虎像，头也朝北。在蚌壳虎腹的下部，还有一堆散乱的蚌壳。其北是一个蚌壳摆塑的梯形与人的两根胫骨构成的图案，胫骨指向东方。另有３具殉葬人被分放在墓穴中东、西、北三个方向，并特意斜置形成一定的角度。通过骨架鉴定，殉葬人的年龄都在１２岁至１６岁之间，他们的头部有刀砍痕迹，属于非正常死亡。整个墓室平面呈一个组合几何图形，墓穴的南部边缘呈圆形，北部边缘呈方形，而两侧为突起的弧形。[③] 

西水坡龙虎图 

这处遗迹发掘后，曾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由于这个遗迹的年代被确定为大约距今6500年左右，又发现了蚌壳摆塑的龙形，于是该“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濮阳也成了龙乡。费孝通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试图检验那个男性墓主人是不是他的老师史禄国推测的曾经在我国中原大地上生活过的通古斯人。[④]但更多的关注目光是遗址中的那组蚌壳图案。李学勤在该遗址发掘不久撰文认为，这组蚌壳龙虎图案就是古代天文学中的“四象”之二：青龙与白虎。他说：“龙形在东，虎形在西，便和青龙、白虎的方位完全相合。至于墓主足下的梯形，方向是正北，我们不妨猜想是代表帝星。”[⑤]由此，他认为中国古代四象观念的起源可能在史前末期。 

对这组蚌壳龙虎图案解说最深入的研究者是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冯时认为，解释这幅蚌塑龙虎图案的关键是墓主人脚下、正北面的那个蚌塑梯形与人体胫骨组成的图案：这是一个北斗的造型，蚌塑梯形表示斗魁，东侧横置的两根胫骨表示斗杓，所以这是一个构造十分完整的二象北斗天象图。[⑥] 

蚌塑梯形与胫骨构成的北斗图象，不仅是从形状上认证，更主要的是从表示斗杓的两根人体胫骨去寻找线索。古代计算时间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对人体影子长短变化的测量，所以最初的测影工具是模仿人体来设计的，这就是“表”。正是因为人体、表与时间具有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古人把计量时间的表叫作“髀”，而“髀”的本义是人体的腿骨，从大量的史料文献中可以找到证据，古代测量日影的工具“表”就是由人骨转变而来，所以人骨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在古代还曾充当过测定日影的工具。濮阳西水坡４５号墓中的北斗图，把腿骨、表和时间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体现了古人通过立表测影和观测北斗来测定时间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在这个蚌壳梯形与胫骨的构图中，胫骨的意义就是表示测定时间的工具。而北斗星也是古代中国人观望天象，以此作为决定时间的标准星象。所以以胫骨作为这个构图的长柄，结合整个构图，可以认定蚌壳梯形与胫骨构成的图案就是北斗星。确定了北斗星，再联系整个图象的布局和造型，那么这副蚌壳摆塑的龙和虎就只能作为星象来解释，这样本来孤立的龙虎图由于北斗的存在而被自然地联系成了整体，成为天上的星宿和星象，即四象中的苍龙和白虎。而那个制式奇特的墓穴，其形状实际呈现了最原始的盖天图式，下半部的方形是大地，上半部的圆形是天穹，实则蕴藏着最原始的“天圆地方”观念。[⑦] 

这个只有蚌壳作为随葬物品的墓穴中，竟然隐藏着“天”的秘密，陪葬墓主人的居然是整个天上的星斗。而那个北斗星的斗魁用贝壳，表明斗魁在天、在上；斗柄用人的腿骨，表明斗柄指地、在下。在天、在上，为神、为鬼；在地、在下，为巫、为人。它实际反映着古人顶天立地的幻想，所体现的是苍天与大地的配合或联系，是神、鬼、人的相互交往。[⑧]而且6500年前的古人对天象有如此精细的认识，说明他们的生活时时刻刻离不开对天象的观察，不仅仅是观象授时的实用层面上的应用，而如此虔诚的模拟，更说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都受着“天”的无形制约。 

（二）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的一个史前遗址中出土了一组玉龟、玉版和玉鹰。玉版为长方形，剖面略呈拱形，正面中心刻有两个同心圆，小圆内绘八角星形，外面为大圆圈，两圆之间以直线准确地分割为八等份，每份中都有一个饰叶脉纹的矢形。大圆圈外又有四个饰叶脉纹的矢形，指向玉版的四角。玉版边缘钻有数目不等的小孔。玉龟由背甲与腹甲组成，通体精心磨制，龟背为圆弧形，背上有脊，并钻有小孔；龟腹略呈弧形，也钻有小孔。出土时，玉版夹在玉龟的腹甲和背甲之间。[⑨] 

凌家滩玉版                凌家滩玉鹰 

李学勤认为，玉版的图纹体现了中国远古的宇宙观念。玉版中心的八角星形符号是“巫”字。古代的“巫”字呈十字形，是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而“工”即古代的“矩”，则“巫”就是操着“矩”测量天地者，故远古时代的巫，通晓天文术数，以沟通人神天地。以“巫”为中心的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一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⑩]陈久金、张敬国则认为，玉版中心的八角形图案是太阳的象征。玉版上八方图形与象征着太阳的中心图形相配，符合我国古代原始八卦的理论。根据古籍中八卦源于《河图》、《洛书》的记载，玉片图形表现的内容应为原始八卦。出土时玉片与玉龟迭压在一起，说明两者有密切关系，故推测玉龟和玉片有可能是远古的“洛书”和“八卦”。[11] 

玉版中的八角星形在其他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上也多次出现过，学术界不少人支持“太阳说”。如有人认为，此玉版图纹中心的小圆及八角星纹是太阳闪光的图案，是东夷人太阳崇拜的反映。小圆之外又刻一大圆，此圆及玉版的方形，象征天圆地方。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腹甲之间，符合“元龟衔符”之类的神话传说。玉版上的八角星形也出现在同一遗址出土的玉鹰之上。这只玉鹰胸部饰以八角星纹，星纹内一圆，星纹外亦一圆。双翼全部扩展，翼尾呈猪首形。据推测，玉鹰的双翼作成猪形的原因，乃是当时人的猪崇拜的反映。[12]不过，冯时根据其对上古文化中猪与北斗的关系的深入研究，认为这件玉器的羽翼作成猪形，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猪崇拜，而是寓意深刻的象征——猪代表着北斗星，因为猪在古人的观念中，是北斗的象征。[13]冯时并不认可八角星形是太阳的说法，他坚持八角星形乃是九宫图形。[14]这个猪形翼玉鹰的九宫刻于圆环之中，则此圆环就是古人观念中位于天极的极星北斗，而两翼的猪首形象是对极星北斗的形象描写。所以这组构图表现了猪、北斗、极星三位一体的事实。 

也有学者将凌家滩玉版与良渚文化的玉琮结合起来，发现二者反映的上古宇宙观具有某种内在的关系。玉版是当时盖天宇宙观的模型，玉版中心的两重圆圈和剖面微弧的形状表示天穹，长方形外轮廓表示远离苍穹的大地，天穹外层伸出的四支箭标位于西北、东北、东南、西南，直指大地的四隅，应是表示维系大地的四维。中心的八角星纹表示位于天顶的天极，圆天正是围绕天极旋转的。而如果将玉琮的四角展开，就会发现其与凌家滩玉版非常相似，特别是琮璧合一型的琮，璧正对应玉版中心的两重圆圈，象天，平展的射部象玉版外围的四支箭标，像联系人地的四维，可以说是玉版的立体化。[15] 则玉琮是以立体形象模拟“天圆地方”的宇宙构造。 

（三）玉琮是古代社会的礼器，秦汉以来一直就有流传、使用，人们也曾经认为它是周秦时代的器物。不过，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玉琮、玉璧和玉钺等，不仅有商代墓葬，而且在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更有不少发现。良渚文化玉琮一般可分为扁圆筒形和方柱管形两大类，前者外壁突出四块对称的长方形凸面，每一凸面上都刻有兽面纹；后者琮身外表呈正方形柱体，上比下稍大，四角相邻的两个凸面上对称刻兽面纹，琮身上下端(射面)为圆形，中心对钻圆孔，为“内圆外方”中穿孔的方柱式玉琮。[16] 

良渚玉琮 

玉琮是上古社会中重要的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郑玄注云：“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17]玉璧、玉琮的形状是天地形状的模拟，即天圆地方。据统计，学者们对玉琮的功能提出20多种不同意见。[18]在对琮、璧形形色色的认知和解说中，张光直的看法很值得注意。张光直根据玉琮呈“内圆外方”，认定玉琮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他指出，琮的玉质“为山之象征或山石精髓”，“方器象地，圆器象天，琮兼方圆，正象征天地的贯串”[19]；“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象，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因此，可以说琮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20] 

不少学者支持张光直的观点，承认“贯通天地”是玉琮在某一时空或文化语境下的一个重要功能。不过，也有人认为玉琮贯通天地不是采取凭借动物伙伴登天的方式，也不仅是以“外方内圆”来标识“地方天圆”，更重要的是其“窥天观地”，加强巫术视力，从而沟通天人、交际鬼神、辟除邪恶的象征功能。由此，他将这种柱形中空的玉琮视为“筒状望远镜”，巫师通过这种“筒状望远镜”捕捉、确定远方信息并与之进行直接交流，进而贯通天地，交通神灵。[21] 

（四）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战国早期遗址曾侯乙墓，除了出土一组举世闻名的大型编钟外，还有一件木制漆绘衣箱也具有非常的研究价值。在衣箱的盖子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八宿和青龙白虎的图象，[22]这幅星图的中央绘有篆书的“斗”字，表示北斗星，环绕“斗”的周围书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常规二十八宿星图不同，此图中二十八宿名称是按顺时针方向排列成一个椭圆形，且只出现了代表东宫的青龙和西宫的白虎，却没有代表南宫的朱雀和北宫的龟蛇。后来，黄建中等学者将整个漆箱的各个面展开，发现南立面的图案正是代表南宫的鸟，而北立面全部涂黑代表玄武，也就是龟蛇。而郭德维认为，这一反方向排列的二十八宿，是一个刻意的设计。设计者以拱形箱盖象征圆形的苍穹，长方形箱底象征大地，当人们站在大地上仰望苍穹，则此二十八宿就成为逆时针排列。 

曾侯乙漆箱盖图                  曾侯乙漆箱组合图

由此，这个绘有星象图的漆箱，就构成一个以盖面为天穹、四个侧面为天边，箱底为大地的一个宇宙完整的模型。而这个由天穹、大地组成的宇宙，是古代中国“天圆地方”观念的完美再现。 

二，天圆地方与天道左旋 

英国李约瑟说:“古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天地形状的最为盛行的想法，是认为天圆地方。”[23]据以上考古材料推测，“天圆地方”的观念至少在公元前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而且在后世的文献中多见这种表述。如《周髀算经》卷上云：“圆方者，天地之形、阴阳之数。”又曰：“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 

而且，古人对“天圆地方”的感性认识常常作为日常生活中实物的类比，《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圜；坤为地，为大舆。”《说文解字》释“圜”曰：“圜，天体也。”段玉裁注：“圜，环也。”则天为圆环之形；而“舆”就是生活中的车，《说文》曰：“舆，车舆也。”段注：“车舆，车之舆也。……舆为人所居。”所以大地之形就如载人的车一样。《周礼·考工记上》也说：“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据《史记·天官书》：“轸为车。”即大地方如车箱，高天圆如车盖。而这种直观类比形成的印象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一种修辞套路，宋玉的《大言赋》云：“方地为车，圆天为盖。” 

那么，“天圆地方”这种认知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古人是如何认定大地为方形而高天为圆形的？因为无论从实地观察，还是从逻辑推理，方形大地与圆形高天都难以契合。《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载一则故事，曾子的学生问老师，天圆而地方是真的吗？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曾子显然不认同“天圆地方”的说法，因为如果天为圆而地为方，那么大地的四角则不能与上天重合，所以方圆乃是指地道与天道。故卢辩注云：“道曰方圆耳，非形也。”由于圆天与方地在实证中无法达成重叠，所以他们从“道”的角度阐释来自传统的经典知识，即认为“天圆地方”的所指乃是天道为圆，地道为方，而不是说天是圆形，地是方形。

尽管“天圆地方”实际模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这种认知和观念却根深蒂固，古人不仅以天地类比生活中的实物，而且也以生活中的事物类比天地。《淮南子·精神训》曰：“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人体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具有对应的同构关系，将人体的头足与天地之形类比，则由可观察的人体头足之形能够逆推天地之形。而《鹖冠子·泰录》曰：“天地者同事而异域者也，无规圆者，天之文也；无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动，地循理以作者也。”从天地运动各自的内在根据和表现轨迹——“文”与“理”逆推天地的形状。 

近年来，当代学者对“天圆地方”观念的来源和依据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陈久金认为，“人们不管走到哪里，所看到的天空总是圆圆的，笼罩在大地上，而大地总是平平的，被分剂成一块块的田地，所以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24]郑文光也说：“什么叫天圆地方?最早，原始人们看天穹，有如一个倒扣着的锅，大地是平的。这种直观感觉就是天圆地方说。‘方’者，并不是正方形或长方形，而是平平正正之谓。”[25]他们以为“天圆地方”来源于古人的观察经验，并将“天圆地方”解释为“天圆地平”。王胜利既不认同“天圆地平”之说，也不认可“天圆地方”来源于观察，他认为古人形成“天圆地方”判断的基本依据可能是“天动地静”这个直观的感觉经验。为《周髀算经》作注的赵爽提到一种大约比较流行的说法：“物有圆方，数有奇偶。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一方面，大地静止不动，是一种普遍的直观认知，而睛朗的夜间，周天恒星以北极为中心的同步周日视运动，则能使古人产生整个天盖在不停地转动的直观感觉。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直观现象，即圆形容易滚动转动而方形不易旋转，由此古人推测旋转不止的天盖，其边缘应该是圆形的，静止不动的大地，其边缘应该是方形的。再者则是通过对阴阳、五行体系的推演、类比，建立了“天圆地方”的观念。[26] 

与“天圆地方”一样，“天动地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思想世界关于天地运行的主导观念。《庄子·天道》云：“其动也天，其静也地。”《礼记·乐记》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高天运动不息，而大地静默不动。这种观念在后世仍旧流行，并且与社会政治形成关联。宋代叶清臣曰：“天以阳动，君之道也。地以阴静，臣之道也。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宋史》本传）而金代临洮人杨珪也说：“河性本浊，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犹天动地静，当静者动，则如之何，其为灾异明矣。（《金史·五行志》）“天动”又是如何动的呢？《晋书·天文志·天体》引“周髀家”之言曰：“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周髀家认为天在运动，而且是“左旋”，带动着日月同时左转。 

尽管“天动地静”在古代思想世界居主导地位，但也有观点认为，天固然在向左旋转，但大地同时也在向右旋转。《春秋元命苞》说：“天左旋，地右动。”大地为什么右旋呢？“地所以右转者，气浊精少，含阴而起迟，故转右，迎天佐其道。”这种解释是阴阳观念的具体应用，地属于阴，而天属于阳，所以大地右转以配合高天左旋。古人对天地运行的终始轨迹有比较确切的认识，据《困学纪闻·天道》载：“《河图括地象》云：天左动起于牵牛，地右动起于毕。《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闢而起毕、昴。” 牵牛与毕、昴是二十八宿之三宿，牵牛在东，而毕、昴都在西，即天自东向西左旋，地自西向东右旋。而且天左旋地右转的天地运行方式，也被作为人世君臣秩序的象征，《白虎通·天地》曰：“天道所以左旋，地道所以右周者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周者，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尽管东汉的学者们还不能科学解释天左旋地右转的原因，但天命却通过阴阳二元关系，沟通天地二元与君臣二元，使人世中君臣之间的秩序获得了如同天地之道的永恒结构。 

三，北斗崇拜与人世秩序 

上古时代的黄河、长江流域，可以看到北斗星不仅终年悬挂在北方分夜空，而且基本上也是北天极的所在。由于地球围绕北极与南极的轴线自西向东自转，所以居于北半球的中国先民，他们夜观天象，发现天幕上的星辰都是东升西落，而且是南天空的星辰移动幅度大而北天空的星辰移动幅度小，天穹向左旋转的中心点就是北天极。由于岁差的原因，北斗星在数千年前较今日更接近北天极，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古人一直以北斗作为极星。[27]而且，古人也很早就发现，北斗七星自身以天极为中心的旋转，昭示着大地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转换，《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

因而，古人对天象的观察，对天道的理解，莫过于北斗七星。《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斗星，由于北斗星居于天极之位，所以群星环绕，有如众星之首，《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曰：“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总领天地五帝群神也。”（宣公三年）类似的说法很多，如《春秋合诚图》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御四方。”（《太平御览》卷684）在这些不断对北斗的神化过程中，北斗因为其所处的位置，渐渐就成为“天”的枢纽，成为控制一切的关键。而且随着上古宗教的上帝、天帝崇拜发展，北斗与天帝联为一体，成为人格化的帝王人君。所以《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北斗制定、规划了阴阳五行、四时季节，使它们整齐、有序地运行天上而照临大地。所以北斗七星永恒地在“天之中”指示节令不失其时，运转星辰不失其度，“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同时，又由于一种“关联式思考”(Coordinative thinking)的作用，它又神化为天帝并与地上的帝王相联，与人间行为与社会结构发生对应，因此，“极”便拥有规范天体与人间秩序与结构的双重作用。[28]故纬书《春秋元命包》曰：“斗为帝令，出号布政，授度四方，故置辅星，以佐功为；斗为人君之象，而号令之主也。”[29]北斗在天上统摄群星，也是地上人君的镜像，北斗与人君构成一种对应的互诠关系。 

《史记·天官书》又曰：“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语出《尚书·尧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抂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大传》释“七政”云：“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天道是人间政事的根本依据，而北斗又是天道的枢纽，天道即是星辰在天穹的运行之轨迹。这种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宇宙法则，被抽象为普遍的法则，是人应当因顺仿效的行动模式。[30] “天道左旋”，唯有北极及其傍的北斗星始终在恒星圈内，而北极又始终不移地稳定在一点上，所以要确定天体星辰的空间位置，就必须以“极”为中心基点，才能给出其轨迹在天上的确定方位，也就是说，在星辰普遍的无序状态中唯有确定它们与北极的距离，才能使无序变为有序。[31] 

宇宙间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中心，在天上是北斗星，在人间的则是帝王。“大中之道，在天为北辰，在地为人君。”（《续汉书·五行志》注引马融）不仅帝王具有与北斗星一样的绝对位置，而且帝王与北斗形成对应的关系，也就具有来自天道的合理性，具有绝对的、不容质疑的权威。“道”成为表征中国古人了解的宇宙秩序、伦理秩序、精神秩序及其统一性的概念。“道”的早期意义是人行之路，天道即天体运行之路，概念的发展使得“道”和“天道”具有了法则、秩序、规律的自然哲学意义，又具有了规范、原则、道义的社会思想的意义。[32]由此，人们的目光就从天上转到了人世，天象展现的天道就成为思想的背景，成为人世社会的不言而喻的依据。诚如葛兆光所言，古人所依据的那个“天”渐渐不是人们看到的“天象”，由于人们的经验与观测，在古代中国的生活世界中那个依据成了“天道”，暗示着所有的合理性。[33]所以《周易•系辞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吕氏春秋·圜道篇》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与其说是道之方圆是对天圆地方的曲解，不如说这是古人对天圆地方的高度抽象，为了把天地与人世联系起来，为了沟通人世与天地，取得来自天地的合理合法性，他们从圆天与方地的各自应然的形状中抽象出一种永恒的合理性——道，尽管他们给出的理由不免牵强，但那种有意无意地从天地出发，说明天地以及天地之道对他们思维具有无形的规制，也体现了他们竭力把天地与人世沟通的努力和心情。可以说，是“圆方之道”使“天地”与“君臣”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有着各执其道，不可易位的关系。因为天高地下，高下就被赋予价值意义，也就是天尊地卑，于是与天地对应的君臣关系自然顺延了这种尊卑的秩序，所以说“方圆不易，其国乃昌”，方与圆不能易位，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国家昌盛，意味着君臣上下的秩序是永恒的合理的。 

《白虎通·五行》曰：“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谓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地”。这种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观念虽然是秦汉学者为了加强帝王权威而制造的谎言，但他们的出发点却是天地，可见天地、天地之道作为思想的根据，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阐释写作体例时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为了达成数字的耦合，太史公比照实物“三十辐共一毂”的车轮，以及环绕北斗星的二十八宿，车轮之运行无穷昭示永恒的“道”，而此“道”的终极根据在于北斗星辰。二十八宿与轮毂的相似性在于“运行无穷”，暗示着以君主为核心的股肱之臣构成的国家政治体系，同样会运行无穷，预示着君明臣贤，政教清明而社会稳定。所以孟康注曰：“象黄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车三十辐运行无穷，以象王者如此也。”

四，天地旋转与社会运行 

天圆地方，天道左旋、地道右周等宇宙观念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起点，也是他们认识社会运行与秩序的内在观念根据。在他们那里，天道、世道与人道之间存在着彼此感应的同一关系。宇宙星辰的运转、日月的穿梭，由此形成的四季周旋、昼夜交替，给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诸多启示。特别是模拟宇宙星辰的运行与时空位置，安排人世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期待如宇宙星象那样秩序井然、按部就班。 

古人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人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宇宙的运行周期与社会的治乱变化具有内在的联系。《史记·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天体运行三十年一个小周期，五百年一个大周期。经过四千五百年，才能观察到天体运行的各种大小周期性规律，所以国家的管理者一定要重视三五观测，才能从中总结出天体运行的规律，才能认识到天体运行对于人世的影响。因为，天象是人类生存依赖的对象，也是人类心灵敬畏的对象。在上古科技文明不发达的时代，天象的变化与早期宗教观念相结合，使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感到疑惑，也很容易使得古代人把人事中的某些遭遇与天象的变化联系起来。[34]尤其是某些异常天象常常与自然灾害相伴随，使古人更加相信，上天决定着人世的幸福和痛苦，宇宙星象是人世幸福或痛苦的征兆，人世的治乱与天象存在着彼此感应的同一关系，陆贾在《新语·明诫》云：“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无论是象天法地，还是天人感应，都隐含着一种不证自明的终极根据，极天或天道乃是社会、人生的前提。随着原始宗教的兴起，古人对天象的观察也逐步纳入宗教的体系，“斗为帝车”即是对星象北斗的崇拜，与对天帝或上帝的崇拜的合流。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合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天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实在，而宗教是一种观念的运作结构，从逻辑上推论，上古宗教中天、帝的信仰，当是先民们将一种神秘的人格意志赋予他们所观察又迷惑的天象。

《周礼·春官·宗伯》之保章氏的职责就是负责观察天象的运行变化，以预测社会人世的吉凶：“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观察天上的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根本目的在于把握天下的家国的盛衰与社会的治乱，“天下之迁”实质上就是社会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实质上又是社会运行的结果，“辨其吉凶”也在于预测社会的治乱，也就是说，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社会的运行和秩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封禅泰山后，群臣奉命刻石表彰皇帝的丰功伟绩，其中有辞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即是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能够顺利实施，而且各个方面得到和谐发展。社会运行就是来自于对“天运”的观察与模仿，《旧唐书·刘蕡传》曰：“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天道运行不息，所以帝王的所有施政行动必须效法上天。也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次则是指社会生活动态发展的状态，《旧唐书·卢藏用传》云：“天道玄微，神理幽化，圣人所以法象，众庶由其运行。”天道是圣人模仿、效法的对象，又是百姓运行依赖的准则，所以古人云：“天道有自然之秩序。”（《宋史·乐志》）

那么，这种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表现的?《庄子·知北游》说：“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来自于宇宙星象运转而星辰的阴阳与四时，在运行中获得秩序，这种秩序包括尊卑、先后，运行——秩序。首先，根据星象的运行与季节时令的变换来安排日常生活。古人在长期详细观察天象即日月星辰的运行与方位在一个自然年的运动变化之后，将其固定不变的运行轨迹描述出来，又将此一年中日月星辰运动轨迹分为若干阶段，然后在神话上设定，日月运行于不同阶段时，即由不同的神主导之，又在政治上设定，对应于日月运行的某一阶段，人们必须相应地进行某种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35]其次，古人对宇宙的观察与模拟，除了顺应日月星辰的运行而观象授时，更重要的是，天上星辰的排列格局与周旋运行，给以下民安排人事的诸多启示，如分配人的等级地位与相互关系。《盐铁论·论灾》曰：“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犹公卿也，众星犹万民也。”以恒星比拟公卿，以群星对应民众，于是公卿与民众的关系取得了来自上天的启示。恒星统领群星，群星环绕恒星旋转，在周天的有序运行，安排四季变换，昼夜交替。于是公卿统驭民众，民众服从公卿，人世也就形成如天上星辰的有序关系，社会也可以有序地运行。再次，观察天地运行，模拟天地之道，更主要的是顺应天意，施行德政。 

古人相信，天、地、人乃是同源互构的关系，社会运行的法则来自于天地旋转规律的启示，而天象变化又决定着人间祸福。《庄子·说剑》论“诸侯之剑”：“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在圆天方地构成的空间中，是人民组成的社会，天、地、人成为宇宙之中对应的部分，诸侯之剑取法天地，还要重视天地之间的民和民意，如此才能够取得相应的威力。同理，作为帝王，要上取法圆天，下取法方地，以天地为根据，才能顺适民意，才能得到万民的拥戴。所以《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曰：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综而论之，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天道左旋的观念，这种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天”是古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原初起点，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36]形成价值上中心优于边缘，关系上中心统辖四方、四方臣服中心的观念。象天法地，模拟星相的空间布局，再现宇宙中的图景，似乎自己就在如天地、星辰一样的有序空间，进而获得一种来自天启的秩序。这种根据现有考古成果可以确定产生于约6500年前的社会运行思想雏形，经受漫长岁月的锤炼，经过众多先贤的提炼，从幼稚的质朴感受提升为成熟的科学理性，从受历史循环论支配进步为受辩证思维观的驾驭，现在已经成长为现代性过程和视野中的现代社会运行问题。这进一步说明，以这种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社会运行作为编写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导观念或主导线索，是有历史依据的。在这样的主导观念或主导线索的贯通下，一本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有显著区别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可以预期的。

原载于《浙江师范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