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新资本》2007年第1期

   采访者/李晶晶 廖方

   《新资本》：郑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新资本》的采访！您在社会学方面有很深造诣，并提出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对各层次社会服务需求的呼声愈发高涨。您认为，应如何理解“社会工作”这一概念？社会工作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起到何种作用？
    郑杭生教授：从定义上而言，六中全会中讲的社会工作概念和本次会议上几位学者提出还有差别。现在社会工作专业培养社会工作者是指一种狭义的社会工作者，基本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事实上，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在中国，狭义的社会工作者，基本上是指由民政部负责的那一部分。现在，社会工作让组织部来负责，概念似乎扩大许多，因此还是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诸如：对社会工作这个概念，是适应中国的国情，让它适当扩大，还是只限于原来意义，前者是有利于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是不利的等。总之，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刚开过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这是2007年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它和其他三个“着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成为2007年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和谐发展轨道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
   “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在我看来，需要逐步建立三大体系：
    第一、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能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体系。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空前的社会变革，即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一方面，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鲜明特征；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的更加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体制和政策不完善、社会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日渐凸显，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第二、逐步建立能够广泛容纳社会成员的现代职业体系。要真正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只靠政府组织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要发挥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组织，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取之社会，回报社会。中国应大力发展基金会等组织，这是现代职业体现中的新职业。如果将来每个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基金会，譬如说一个基金会需要三个人运作，如果我们有20万个企业那就有60万个基金会工作人员。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组织是非政府组织（NGO），相对于市场组织是非营利组织（NPO）。AGO则是反政府组织，有时候政府担心非政府组织与反政府组织分的不那么清楚，发展慈善组织、基金会组织等社会色彩浓厚的公益性组织，有助于减少这方面的顾虑。应当说，这部分以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在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培育社会共识方面能够起到自己独有的作用。上述两类组织在发挥促进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当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逐步建成能够适应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服务型政府体系。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差距大，必须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社会贫困群体和各种弱势群体倾斜，保障这些地方人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这样做，不仅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所必需的，更是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必经之路。
    总体而言，要构建这三个体系，必须有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人才。造就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与建立和完善这三大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山区提出的“强化一个认识，成立两个机构，建立四支队伍，提供三项保障”，说的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实际上正是通过抓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在推进上述三大体系的构建，高素质的人才是三大体系的建设的关键。

   《新资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纷纷涌现，人们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层次不断提升、质量不断提高，政府传统、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手段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您曾谈到，中国应逐步建成能够适应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服务型政府体系。您认为，中国政府在目前的社会工作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您对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体系有何建议？
    郑杭生教授： 服务型政府，必须有服务型意识。政府在社区方面体现服务型的工作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社区布局，一个是社区内部建设。
社区布局指一个市、一个区的社区分布，政府责任是保证社区格局的和谐。2004年我们考察了印度、俄罗斯和北朝鲜。印度的社区格局一边是富人区，一边是贫民窟，两者尖锐对立，鲜明对照，这种社区格局非常不利于推进社会和谐。而在中国，如果城乡接合部政府不管、不投入，就有可能成为贫民窟。深圳通过在全市率先完成28个农城化社区使这个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缩小了社区之间差距，平衡了居民心理。因此，政府在社区布局上应发挥主导作用，促使社区布局的合理化。然而，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依靠一套系统的政策，不能仅靠抓几个好的社区典型做宣传，不是一种盆景式的建设二是花园式的建设，把全市分成不同类型，按照不同情况进行建设，避免贫民窟现象，这是社区建设的一个关键。
    另一个关键是社区内部建设。现在总的趋势是，政府应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搭建社区建设的框架，逐步增加社区的自治性，减少行政性，这其中包括培育社区组织及组织中各种自治因素发育，特别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这种形式能够促使一些以公益性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发育，从而增强社区自治性，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与政府组织能够良性互动的组织。南山区现在的工作，不论是由组织部主抓培养社会工作的人才，还是议行分设等制度创新，都在沿着这样的趋势前进。但议行分设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居委会没有太多实权，实权都集中在工作站里，而工作站如果弄得不好，会成为街道下面的又一个“政府”。因此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究竟社区自治组织是怎样的，这些还在制度创新探索过程当中，但无论怎样，议行分设是很有创造性的。
    南山区的“一个认识、两个机构”表明南山区委、南山区政府越来越向服务性政府转型。“一个认识”指出，相对于省、市而言，区里是个“小基层”，区街两级的工作重点，就是抓基层基础；社会工作的落脚点，就是抓和谐社区建设。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居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只有社区和谐，南山和谐才有坚实基础。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居民群体在社区，构建和谐社会的矛盾汇集在社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落实在社区。社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他们的目标是，通过5年的努力，全面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夯实社会和谐之基，使社区真正成为推进基层工作的一个抓手，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此外，成立的两个机构也体现了政府的服务型意识，两个机构即区委基层基础工作领导小组和区委加强基层后备干部培养工作领导小组，由第一把手任组长，自觉为社区建设培养社会工作人才。这既体现了“党管人才”，又把为社区建设培养社会工作人才落到了实处。这两个机构，一个负责面上的基层基础工作，一个负责点上的基层社会人才培养工作，点面结合，具体而微，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新资本》:您之前谈到，逐步建立能够广泛容纳社会成员的现代职业体系亦是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进而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一步。您认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国目前在构建这一职业体系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郑杭生教授：社会工作已成为现代职业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职业。过去，我们对这一职业认识不足，现在其重要性愈发受到重视，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宏大的社会队伍之后，培养社会工作者队伍进入了全国规模的实质性推进阶段。
    在培养社会工作者队伍方面，南山区走在前面，系统地总结出建立四支队伍的经验，这是对创造现代职业体系做出的有益探索。他们所说的四支队伍，一支是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相关的党务骨干队伍，包括社区党务干部建设、“三员队伍”建设，即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建工作专职组织员、党建工作联系员，“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务干部建设。第二是一支与推进“五大战略”相联系的高素质社区社会工作队伍，为此，他们实行五大战略，即升级、优化、替代、置换、储备战略。第三支是综合事务协管员队伍。第四支是一支富有爱心的志愿者队伍。其中有很多自主创新的地方，比如下岗党员的重新聘用，南头街道举办专场招聘会，通过面试、笔试、综合考试公开选拔了十位下岗党员，既是扩充党组织的力量，又是为下岗党员提供就业机会，也是不自觉地在创造一种新的现代职业。
    事实上，各地也开展了许多创造性工作。例如，将建设新农村、建设和谐社区与建设能够广泛容纳社会成员的现代职业体系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很多创造的机会。武汉市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譬如如何把农民这一社会群体逐步纳入现代职业体系。众所周知，现在农民总体上仍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农业也没有成为一种产业农业，而是一种生计农业。武汉市的做法是有创造性的：他们把郊区一些围垦区改造为农家乐基地。围垦区绝大多数是来自安徽的移民。政府以政府出40％、农民出60％的形式将旧有房屋改成徽式，来吸引游客。此外，政府还负责公共设施的投入，指导他们改变土地使用办法——让城里人来包养等。这样，农民由小农业转向了现代服务业，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在创造现代职业体系。地方政府应该善于发现，从实践中抓住机遇，实现创新。

   《新资本》：南山区在社会工作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实践探索，并引起广泛关注，可否请您对南山区的创新性实践谈谈您的看法？并对南山探索具有南山特色的社会工作建设和社区社会工作新模式、新机制给予一些指导性意见？
    郑杭生教授：南山区在社会工作建设中的创新性实践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构建惠及全民的、能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探索。尤其是南山区提出的“提供三项保障”，特别是财力保障等，可以看作是在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尝试。在南山区的财力保障中，政府拨款已经自觉用到公共产品方面，如财政拨款、政府社区工作站的拨款等。这种做法是比较领先的，在其他城区尚很少做到，即使有财力的地方，由于认识跟不上，也无法做到。因此，南山区的做法我觉得都很不错。
    在南山区的一些创新实践方面，我有些个人看法，如曾提到的：“我们对一些临时性、阶段性或公共服务性工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举办，尽量以‘购买服务’的形式确定社会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减少运作和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目前全区已有10个部门15大项公共服务项目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我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在于，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公共服务工作，不仅仅是一些临时性、阶段性的，应将这一措施常规化。我认为，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这是非常重要且有益的探索，这样政府无须负担庞大的压力，同时减少了管理成本，此外，亦促进了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发育，实现双赢、多赢的效果，这种做法很好，但如果向体制化、规范化方面进行探索也许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