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是一种很大的推动。讲话两次提到“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深刻变化”，还同样提到作为今后20年者战略机遇期社会主调的“社会和谐”。讲话还对什么是“发展”作了新的概括，明确提出了一种新型发展观。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涉及到这么多社会学问题，至少说明，第一，现在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日益迫切。激烈的社会变化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减少社会代价、促进社会进步，是绝对必须的。第二，研究上述问题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离不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社会结构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新型发展观问题都是极其复杂、难度极高的问题，离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片面性；离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句话，离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点，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这里，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的新型发展观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西部大开发中的新理念，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新型发展观与新型现代性一样是时代的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发展观？因为这种发展观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同样鲜明地强调了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因此它是真正的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这与以往那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发展观、那种以牺牲社会进步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那种先增长后治理的发展观划清了界限，也就是说，与那种使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旧式发展观划清了界限。

这种新型发展观从旧式发展观中的脱出，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新型现代性从旧式现代性中的脱出，非常一致和吻合。[2]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3]。旧式现代性向人们昭示：当人和社会选择了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趋向恶化，许多方面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冲突激变的现实境地。于是，在这种现代性的推进之中，人赢得了对自然的控制，却丧失了整个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前景。而且，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不断扩展，逐渐祸及了“南方”和整个世界。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追求自然和社会谐调，社会与个人和谐，社会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

中国更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的国家。从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感悟到这种与新型现代性一致的新型发展观的深刻意涵。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与新型现代性一致的新型发展观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优点的发展观，一种能够促进两种文明共同发展、全面改善生态环境系统，使人与自然永远相携共存、使人类社会自身获得永久安全的发展观。它确实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二、西部大开发要有新的理念，新型发展观和新型现代性，便是这样的理念。而它们是在逐步消除各种旧式发展观造成的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中达到的。

在中国社会前20多年的快速转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积累了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不少是由不可避免的旧式发展观引发或造成的。因此，在为期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保持、推进社会进步势头的同时，用新型发展观的眼光，把解决过去20年积累的问题，逐步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是战略机遇期要达到“社会更加和谐”一个必须面对和不可回避的任务。

在西部，由于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上述进步巨大、代价不小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例如，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人才流失的问题、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愈拉愈大的问题、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广泛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也有所反映，报告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按照旧式现代性和旧式发展观的理念和思路，那么，生态环境还会进一步恶化、人才还会进一步流失、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还会宑扩大。只有按照新型现代性和新型发展观的理念和思路，才有逐步缩小的希望。

总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激烈推进之中，我们正在见证中国自走向现代以来，特别是走向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经历的更为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和西部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个人与其社会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有着互构互生、共存共荣之义，休戚相关、血肉联体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通过对个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彻底反省和检讨，找到真正的修复和重建之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新型发展观和新型现代性所要探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