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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和诞辰 185 周年而作  
  作者:郑杭生    发布时间:2007-04-1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本文原载于<<理论学刊 >>2003年06期,其它网络媒体转载敬请注明转自“社会学视野网”)

摘要: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和诞辰 185 周年时的今天,国内国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本文第一部分从总体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正确区分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第二部分提出: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第三部分提出:在社会学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 马克思的 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与维护建设型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二十年前,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从英国寄回一篇长文《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 1983 年 3 月 5 日 ,《光明日报》用了整整一版加以发表。十八年前,我从英国回来后,撰写的第一篇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发表在 1985 年 7 月 29 日 的《光明日报》上。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和诞辰 185 周年时的今天,国内国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何在实际中、在本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面前,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回答。同时,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学者也有必要对自己过去发表的观点进行回顾和审视。

感谢“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的主办者,给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 使我能够就“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这个题目发表一些意见,并以此纪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巨匠”马克思。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正确区分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近些年来,我一直论证这样的一个观点: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1]

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 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的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做出的判断。

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当代的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那样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在西方被评为“千年第一人”绝非偶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就具体论断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提出的许多命题,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校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我们怎么能够要求 150 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假若这样,那还要我们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们看到, 《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还看到,我国社会每个成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执政党、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不与时俱进显然不行。这是一。同时, 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具体论断,还有一个作用是要理解他们是针对何种具体情况、根据何种具体条件得出来的,从中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 [2] 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以具体论断来否定根本观点的意义,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的“过时论”,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同样,以根本观点的正确,否定具体论断需要不断校正,还坚持一些不再适合现在情况的具体论断,那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它的客观效果实际上是在败坏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论”。这两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的。可以说是“极端相合”。这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过时论”,还是“教条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态度,都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它的具体论断,都是一种“好则一切都好,不好则一切都不好”的两极思维方式,都是妨碍理论创新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宽一点,那么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实际上都在不断研究新情况从而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更应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的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再深入一些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以它为指导,不断以不同形式发展、校正、补充具体论断,或针对新的具体实践提出新的具体论断的历史。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阶段。这里,根本观点,强调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们的“同”,具体论断说明的是特殊性、差异性和它们的“异”。正因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们才有统一性,才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因为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异”,它们又有多样性,显示出统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色。

我认为,现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也要两面看。一方面,它固然引起“社会主义低潮期综合症”,另一方面,它也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好时机。因为它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了新问题。有问题,解决了问题就是发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伟大的事业。

二、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

结合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看,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真正搞清楚建国前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 毛泽东在建国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正确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 可惜没有将此贯彻到底。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十分重要。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紧密联系,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上述破坏与建设的关系,特别集中地表现在“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与激励机制、“斗争哲学”与“社会和谐”等问题上。

( 一 )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夺取政权的。在旧中国,不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战胜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不打倒压迫剥削工农大众、侵犯他们利益的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就不能忠实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这样做了,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我们党“革命为民”的丰功伟绩。

1 “革命为民”和“执政为民”的联系

在革命胜利后,作为胜利者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如何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转变问题。“革命为民”和“执政为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无论是“革命为民”也好,“执政为民”也好,在“为民”、在坚持“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也是不应该有什么差别的。“为民”讲的是立场问题,只有站在“为民”的立场上,才能革好命,执好政。但是革命的条件往往是十分艰苦的,而执政的条件却一般是相对舒适的。这时一些执政党的党员容易忘记 为人民服务,容易忽视坚持“三个代表”。他们往往坐享执政的权力和好处,却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义务。分析当今出现的执政党党员腐化堕落为可耻罪犯的案例,可以说个个都与此有关,毫无例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六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从比例上说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但是从绝对数量来看却为数不少。他们对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革命无疑是一种考验,其中很多情况下是生死考验;执政同样也是一种考验,其中很多情况下也是生死考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只有那些牢记“执政为民”,并且身体力行的党员,才能真正经得起考验,为党争光。

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执政为民”,既继承发扬了我们党“革命为民”中“为民”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在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为民”以崭新的内容。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也即对“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2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的区别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但是革命和执政的主客观条件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体现在如何为民上同样是有区别的。忽视或混淆这种区别,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的问题——我们称之为“革命惯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会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动乱和恶性运行。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既使我们看到了“执政为民”的经验,也使我们尝到了“革命惯性”的恶果。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拨“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问题”之乱,而返“执政为民”之正。江泽民正式提出“执政为民”,并把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本质”,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发展和创新。

在“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包括:从目标上说,革命的目标是破坏和推翻旧的制度,并夺取政权;执政的目标则是建立新的制度,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并利用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手段上讲,革命必然强调斗争,奉行“斗争哲学”,凡有利于夺取政权和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总是全力扩大、激化;执政则主张安定和社会和谐,凡不利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一切矛盾,总是全力去缓和化解,通过协调、对话、妥协,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要解决的难点上说,革命主要是军事上的难,是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逐步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的难;执政则是建设的难,是如何协调社会利益的难。从党的社会基础上说,革命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会不满阶层,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现他们的意志,实现他们的理想;执政则力求平衡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时期后,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生产关系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工人阶级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对立面。原有工人阶级的成员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职工,它同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只有职业上、声望上的区别。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主要是通过各级工会组织来具体维护和表达。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必须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要求;党代表的应当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他们而执政。 20 多年的改革实践,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本身。作为变化的前导,意识形态也不能不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革命批判型的意识形态,而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则是一种维护建设型的意识形态。

可以讲,如果我们党再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坚持“执政为民”,仍然采用“革命”的办法进行建设,则党的事业必将毁于自己手中。因为,革命本身并不是我党的最终目的。社会改造,不仅是要摧毁一个旧的社会结构与 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执政为民”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与革命不同的执政地位的自觉,对探索 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自觉, 对执政条件下如何为民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自觉,是突破“革命惯性”的一种创新。

( 二 ) 阶级阶层作为 甄别机制与激励机制

1 、阶层范畴与阶级概念

现在仍然存在一种误解:好像一提阶层就是否定阶级,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把阶层与阶级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这说明,社会学的阶层范畴,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的阶层范畴,还普及得不够,甚至很不够,还没有被各界的一些人所真正理解。事实上,阶层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清楚阶层与阶级的本质联系了。因为两者都是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配置的角度出发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而生产资料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尽管不是唯一的社会资源。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包含关系不同。一种理解是——过去我们都这样理解:阶级是个大概念,阶层是个下属概念,即每个阶级下面按照不同的标准再分若干个阶层。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更一贯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阶层 (stratum) 是个大概念,而阶级 (class) 则是一种特殊的分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 (stratification) 的范围之中,分层或层化是个大概念。笔者在 1992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担任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当时就提出了这一点,并且事实上就这么处理了,即把阶级纳入分层的范围,只是没有明确说分层或阶层是个大概念。但不管那一种理解,都表明阶层和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包含关系。

从上述根本点——阶层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来看,在当前,我认为,阶层范畴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度淡化了的阶级概念。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对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社会应取不同态度的要求的。

首先,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阶级成为一个火药味很浓的概念,即时使到现在,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这就是担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适度淡化阶级概念,而是不恰当地强化它,那就会引起新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就会引发我国急需的国内外资金到不了位。这对我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其次,由于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能或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寻求更加合适的、更有概括力、并又能包容阶级概念内容的范畴已不可避免。只有用以职业为主要原则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所构成的多元标准来加以划分,才比较说得通。而这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阶层或分层的范畴。

再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而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总的说,不应该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应该逐步加以淡化,这样才能逐步减缓社会的张力,增加社会的整合力。在这方面,我们经历过的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月月讲、年年讲”,直至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都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总之,在中国社会适度淡化阶级概念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阶层范畴的身上。

2 、甄别机制与激励机制

与阶级阶层的核心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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