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于2005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三卷本洋洋洒洒字数共计252.3万字。《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的出版是对郑杭生先生数十年来社会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几乎收集了郑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的论文。毫无疑问，此三卷本的出版不仅是郑氏本人学术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件盛事。此三卷本的出版，是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创新的尝试，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界开始反思和自觉整合自身力量，重塑中国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地位，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与现实影响力。

纵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每一卷自成体系。在第一卷本《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郑先生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大理论体系；第二卷本《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主要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内容涉及改革发展和稳定、阶级阶层结构、城市农村结构等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第三卷本《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主要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内容集中反映了郑先生多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方面的思考。笔者以为，《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基本反映了郑先生的学术发展历程及其学术思想精髓，但也不能忽视其他的学术专著，因此，要深入、全面把握郑杭生教授的学术旨趣、学术贡献仍然需要综合考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以及郑杭生教授的其他学术专著。通过回溯性地阅读郑杭生教授多年来的学术成果，包括上述三卷本和其他学术专著，我们发现郑杭生社会学学术研究具有如下三个极其明显的理论品格，即本土化、体系化和基础化。

一、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品格

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首先源于西方，西方社会学也是因应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社会发展要求而内生性地诞生。自1838年以来，社会学的发展史并不长，但社会学现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学诞生之后也在不断地扩展到世界各地，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于中国而言亦是如此。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学经严复引进中国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激发了许多青年学子的社会学学习兴趣，此后中国大地也开始出现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本土社会学学者，他们以孙本文、费孝通、李景汉等为代表，他们开创的深植中国本土社会的学术研究理路为中国及世界学界提供了富有理论与现实价值的社会学著作，并一度在国际社会学界获得崇高声望。可以说，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学者所开创的研究传统，从而成就了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中的第一次巅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第一次巅峰之后，中国社会学经历长时期的沉寂，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以郑杭生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会学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新的时代形势下，郑杭生等人秉承老一代社会学学者所开创的社会学本土化路径开始了新一轮更具系统性、创新性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概念、理念的提出就是郑杭生教授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他看来，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世界性特征，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体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多年来，郑杭生教授不仅从学理上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而且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过程中身体力行，以中国本土社会的真实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富有逻辑与体系地提出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四大”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为人们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国本土社会及其转型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本土化理论分析工具。

二、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体系化品格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学研究，亲手办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人大社会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中，郑杭生教授不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有意识地建构自身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派，他的社会学学术研究从而也就具有了明显的体系化品格。

首先是郑杭生教授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大”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郑杭生不惑之年开始社会学专业研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理论创造力，相继提出上述四大理论体系，每个理论体系主题鲜明、逻辑严密、结构严谨，富有解释力和说服力。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他所提出的上述四大理论体系并非泛泛而谈，从他发表的成果来看，每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每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都经过严密的思考、充分的论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努力集中体现了郑氏社会学学术研究的体系化品格。

其次是郑杭生教授秉承老一代社会学者学派建设思路，努力开创新一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学派。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学者在世界社会学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初步形成了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等，这些学派在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直接参与社会改造实践活动。然而，在经历了文革阶段的沉寂后，社会学学科百废待举，社会学学科重建任务的繁重导致社会学学者无暇顾及学派建设，或者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而不敢提及学派建设。如今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提出社会学学派建设观点正当其时。富有前瞻思维的郑杭生教授适时提出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派的观点、思路，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系统整合研究力量，从而开创了新一代中国社会学学者建构学派理论体系的新探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学派化发展。

三、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化品格

郑杭生教授是我国社会学重建后的开拓者，他提出了许多本土化的社会学学科基础性、开创性的概念、观点，为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从而为我国社会学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的社会学学术研究无疑具有明显的基础化品格。

首先，郑杭生教授在我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提出过许多本土化的社会学学科基础性、开创性的概念、观点。比如，社会运行论是郑杭生教授提出的并至今影响社会学学习者的重要概念、观点，他结合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治乱经验后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一、二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观点今天甚至可以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再比如，在社会转型论理论体系中，郑杭生提出了转型度和转型势两个基础性范畴，进而将转型度分解为五个次级概念（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将转型势分解为三个相关概念（转型域、转型势位、转型势级的不平衡性），这些富有原创性的基础性概念至今仍然是解读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分析概念。诸如此类的基础性概念事实上还有不少，它们不仅是郑杭生教授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社会互构论”开始关注社会学基础性的元问题。社会互构论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解释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提示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我们知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是社会学的“阿基米德点”――是构成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以及整个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逻辑支撑或依托，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也试图努力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并因此各自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社会互构论则是以郑杭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元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社会学建构基础理论体系的重大尝试，深刻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化倾向。

总之，郑杭生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明显体现了上述三个鲜明的理论品格，本土化品格集中体现在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努力之上，体系化品格集中体现在他建构的“四大”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基础化品格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主题选择上。事实上，上述三个方面总结仍然相当有限，郑杭生教授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思辨能力强、社会阅历深厚，他的研究成果还体现了跨学科研究、富有历史感、时代感、实践感等方面的理论品格。

（胡荣系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张义祯系厦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