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摘要： 本文通过郑杭生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课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内涵、要义、特征，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时代感、实践感和全球视野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和更新的根本性意义，展现了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的兴起，及其思想的推进与中国社会学步入成年期的内在关系，并对“四论”的学术贡献和发展前景给予了评论。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社会运行论 社会转型论 学科本土论 社会互构论

郑杭生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三部著作的出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作为一种研究理路和学术思潮 ，“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的真正兴起、成型和确立，并向当代中国和现代世界展现自己的理想和风貌。

自郑 先生的 社会学学术生涯开始以来，就将 “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作为 执著不舍、引领推进的一项事业。在上世纪的 70 和 80 年代，中国社会学取消后重建，面对西方社会学的逼人强势，理论流派繁杂林立，学术传统悠久源远，由是“理论构建”被默视为西方学者独有的资格和“专利”。因之，郑先生的学术抱负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人能否创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所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不独为社会学界仅有。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等领域，智士英才不可谓不多，但对自己理论的追求却鲜有设想和尝试；甚至史学领域，虽中华历史举世著称，却没有产生过像样的史学理论，堪与文化形态学（汤因比）、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等）、谱系学（福柯）等比肩；及至当代哲学，迄今唯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后再无他论。无怪有人酷评：中国大学的教授只能“解释别人理论”、“跟国际潮流”、“想不出自己的东西” ^[1] 。近日，钱学森、丘成桐等对中国的教育、研究，亦发出中肯责言。

郑先生当年面对的，正是这种心理、思维及至人格的社会常态，却毅然选择了一条“另类”学术道路，担当起了理论创建的重任，以一部“社会运行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先河。此举亦可视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新里程的开端——它打破了国人一向熟视无睹、听认放纵的一种心态、一种俗性陋习、一种学术僵局。自其以往，理论创建的疑虑和惰性开始消逸隐遁， “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的思潮已然崛起，并逐渐蔚为传统。

然而，理论创思何以可能？这项事业何以持续？即至今日，先生依然在不断寻求和给出新的回答。观视先生“四论”，其中逻各斯（ logos ）之深韵，或可曰：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全球视野。

一、时代的想象与穿越

20 世纪 80 年代，“ 社会运行论 ” 问世。这是一个终结 漫长 时期的标识：它对中国社会学能否有自己的理论这一历史悬念，永远画上了句号；也是一个开启更长 途程的 宣示：它揭开了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的史章。

“社会运行论”立言的基点在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独特阐释。此前，社会学自 19 世纪中期始创，经历了经典时期直至当代，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均未能从根本上予以明白的揭示，以致这一点成为了社会学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于创意的、合理的回答。先生当年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因此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的全部研究的依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和站立的起点。

诚如米尔斯所言，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与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 ^[2] 。每一个社会学家都不是历史的例外，他们也是生息、活动于社会世界的万千常人中的一员。然而，社会学的研究则要求，社会学家必须超越个人生平的视界，跃出自我直接体验的具体限制，使自己的个人化经历的述说和书写，放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现象和事件过程的背景之中，“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米尔斯），促成某种理论的想象及穿透力，并通过富于创意的学术表达和陈述，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成为可能。“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正是对于社会的事件洪流与个人的生活历程的交织融会和相互跨越而形成的结果。

“社会运行论”首先是对社会学理论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和反思的提升。它揭示了，社会学理论从其创生直至当代，尽管研究范域因时代的变化而呈现游移转换，但研究指向始终是恒定不变的。在古典时期的“ 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学理论 ”中 ，从 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反映了在现代性变迁、社会劳动分工、阶层和群体分化急剧推进的时期，极端的个人自由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表达了社会系统对于秩序和均衡、稳定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人的异化，展现了对于新的社会形态及其运行秩序的构想。显然，如何重建和维持工业化过程的社会稳定与和谐，是古典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设问，如特纳所言，尽管每一位思想家提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想他们都问及了类似的一些问题：社会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可能？什么使社会联结到一起？什么导致社会变革？ ^[3] 在成熟时期的“民主社会的社会学理论”阶段，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中，对个人的可整合性和社会整合的可能性作了系统阐述，建构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相一致的理论模型；其他如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社会批判理论等，虽然它们各自的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理论形式、观察角度、设问方式等也有很大区别，但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的秩序与个人的权益的相互关系及协调问题，所以亚历山大作了这样的归结：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正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 ^[4] 。在当代，从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理论”中，可以看到对于 超越了本土社会和民族国家制约的现代性的深入反思，如现时现代性的难以掌控的流变特征，现代世界的所谓“失控”、“风险化”、“毁灭性”，社会行动的后果的不可预知，以及对社会管理系统、制度安排、设计规划及知识体系造成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为现代工程进行辩护的正统社会学家，还是对现代性采取否定、批判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当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社会运行论”也是由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历史性事件的体验和感受给予提炼，所凝成的社会学理论表达。郑先生通过对社会现象洪流的透视，总结了建国以来经历的种种曲折，归结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三种基本类型，即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这三种类型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工具性意义，因为，这三种类型提供了使社会运行研究得以展开的具体模型。通过模型的运用，一方面，能够厘清社会“运行历程”和“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在理论上给予理解和解释；另一方面，可以集结各种有意义的社会事件和细节，形成经验性的描述和刻画。实际上，正是“社会运行论”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双重意义，贯穿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运行的三种类型和五大机制、社会指标理论、社会运行状态的评价原则、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方面，是这一体系性的社会学理论具有持久活力和广泛影响的重要根源所在。

总之，“社会运行论”聚焦于现代社会之大疑问和社会学研究之根本问题。诚然，自现代以来，社会世界不断在演替和变迁，个人生活也充满跌宕和起伏，风险与机遇互生，失落与希望交替，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也繁复多变，而公平、正义、和谐亦难有一劳永逸的答案。然而毫无疑问，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着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考问，每一个具体社会也在孜孜寻求自身如何能够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答案。正因如此，在时代的演替变移之中，在社会生活和个人历程的流光溢彩之中，对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探求和阐释，正体现了社会学的多重品质——“一”与“多”、变与不变、理论范域的多样性与研究指向的恒久性——相依互成的道理。这也是“社会运行论”中的 logos ，这一理论具有与社会世界和现代生活相似的独特资质，并宣示了社会学家应有的特殊秉赋——灵动而沉滞、透彻而厚重、锐利而包容、刚韧不替而又无形无像。由是，先生也告诉了我们，从社会世界的常人迈向理论社会学家的途径。

“ 社会运行论 ”具有 “启蒙”和“解放”的双重含意。 上世纪 80 年代，它 以时代 的、民族的、本土的风貌 向当代中国、向现代世界展现了自己， 中国社会学 的“理论构建时代”也就此 开篇 。与此同时， 中国社会学的独立意识、责任感和创业精神也为之唤起，从此迈进了一个 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意义上说，这一理论也开启了 中国社会学 的 “ 精神解放时代 ” 。自此，“理论构建”和“精神解放”一直存显于 “ 社会运行论 ”的实践之中，启迪了新的学风，垦拓出新的研究范域，培固了学科地位，润育了众多学子。 今天， “ 社会运行论 ” 已在学界汇为一股思潮、聚成一个流派、凝为了一种学术传统。

迄今，先生虽已有“四论”，但仍将其开创的门派喻为“运行学派”，足见“运行论”始终独得先生深爱。究其原由，若论 开源拓荒， 建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四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

二、实践的揭示与解释

社会理论首先是针对确定现代性形貌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5] 。社会学对于社会生活的感受力决定了，理论的构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末，郑先生形成了他的第二个理论——“社会转型论”。这一理论是对“社会运行论”思想的进一步承续和拓展。

“社会转型”着力展现的，是我们时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变迁。对于这一宏大过程中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发生的巨变，有的学者以“断裂”来描述（如吉登斯），旨在凸显“生活与现代世界的人们于生活与先前社会和个历史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同使他们与久远的过去得以联结起来的那些联系相比，意义更为深远” ^[6] 。与之相比，“社会转型论”对现代性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阐释：它展示了现代性进程的既断裂又连续的特征，如作者所言，“ 社会转型论 ”是 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即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依存、吸收 ^[7] 。因此， “社会转型论”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现代社会是持续推进的现象，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不断变得“更加现代”；这一过程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和连续，是从传统的持续脱出、向现代的不断转变；断裂本身就是一种持久性的连续过程。

“社会转型论”聚焦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从社会学理论上给予了表达、刻画。这一理论的显著特点可以称之为“实践的揭示与解释”。

首先，这一理论提供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经典刻画：从 1840 年开始，中国大致经历了低速期、中速期和加速期这三个不同的转型阶段，中国社会也由殖民化（外族入侵）引发的外源型现代化的起步，经过冷战时期的内向型发展，进入到了 1978 年以后的社会改革与开放，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社会运行对现代性的一系列回应，再现了一个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特立独行的“中央帝国”，如何汇入了世界体系，成为现代性之全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进程。这种理论的俯视效果，将宏大变迁过程以及具体事件尽览其中，从而确定了观察、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基本研究框架。

“社会转型论”尤其对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高速推进着力予以了研究， 涉及了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社会结构变迁和重组，描述和分析了 “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国家与社会分离，价值观念多样化” ^[8] ，以及利益格局转型（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分化、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社会控制转型（组织控制、制度控制、价值评价等），社会支持系统转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偿救助和服务、社会支持主体等），文化模式转型（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模式的转型过程等），以及农村社会转型实证研究、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等等。

同时，“社会转型论”从两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和社会转型的能力、态势、发展趋势——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中提炼出了社会转型研究的两个基本范畴——转型度和转型势，这两个基本范畴构成了社会转型研究的基本骨架。由两个范畴的进一步分解——转型度的五个次级概念（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转型势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转型域、转型势位、转型势级的不平衡性） ^[9] ，等等 。如此，这一 新型的社会学理论所提供的框架和方法，能够应对现代生活所产生的宏大驳杂、繁复流变的表象，使深层结构和过程之中隐匿的真实性得以显现出来。运用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社会转型论”真实地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变迁，对社会转型加速期予以了几乎全景式的展现和刻画。

“社会转型论”深沉的 实践感，使 “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汇合为一体，它时刻在警醒 中国社会学的责任，也赋予了其本土特色的依托，如郑先生所言：“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0] 多年来， “社会转型论” 对这一时代性题域的发掘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性研究框架，几乎所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都是与之相联系的。社会转型研究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学成长与成熟的一个标识，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表达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方式，以至可以说，当代 中国社会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体系。

“社会转型论”的底蕴在于，理论的陈述必来自实践的事实，而且，正因其是实践的，才可能成为理论的。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一体性，从两者的成长关系来说尤其是这样：具体的实践总是局部的、分割的，特定的理论也有其覆盖限度，但也因此，社会学理论与生活实践形成了彼此助推的关系，两者共同穿凿和跨越了一道又一道解释与应用的障栏。所以，德勒兹的观点是悲观的，他如是以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局部和零碎得多，因为理论是“区域性的”，理论的实践应用是“变动的、弹性的”，必会“受阻、碰壁”。相比之下，福柯的思考更为彻底，因为他主张，理论并没有表达、反映、应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11] 。“社会转型论”本身就是实践的，对于“实践的揭示与解释”正是其深蕴所在。

“社会转型论”仍然在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践齐驱并进。转型的激烈推进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具象——体制转轨、经济市场化、文化变迁、利益结构重组、阶级阶层变化、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存在、社会福利与救助的各种困境、人口老龄化、农村与农民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风险化，以及人权、公共领域、社会认同、社会建设、社会和谐面临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性的另一面——“社会进步”的事业常常意味着无数的代价和付出，意味着难以言喻的艰难抉择和痛苦放弃。

由“社会转型论”的实践感，郑先生概括了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在此，理论的宏阔质性完全超越了经验的狭隘性，社会学家的高远抱负与平民情怀也相互衬显。从中既可以听得出对社会阴暗和不平的慨叹，也可以体会到对富足丰裕、和谐生活的向往。所有这些都向我们传达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先生的心怀，无时不在至深至切地注视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关怀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三、全球视野：中国社会学之世界镜像

“社会学学科本土论”是对一个新题域的开拓，表现了中国社会学对自我历程的认识和分析。这种自我对象化的剖析，与自我的对话和质疑，对自我的体系、结构、因素、过程的回视和展望，以及全面性的重新判断和评价，展现了中国社会学步入成年的特征和风格。

“学科本土论”这种社会学的自我对象化探讨，是以现代性的相互依联的两个侧面——本土化与全球化——为背景来展开的。 从现实 性 上说， 现代性本身就是 本土化的。 迄今为止， 现代性变迁总是发生在 具体的社会空间范域之中的。因而 转型过程的种种社会现象，如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与传统社区和乡村终结，经济市场化过程的推进与习俗和生计经济形态的衰落，社会分化、分层、流动的加剧与先赋身份制度体系的解体，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形成本土社会的个性化表达，这使 现代性进程 获得了 各个本土社会的具体性、差异性、特殊性。 同时，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性又是全球化的。“走向现代”开启了社会、个人、组织、以及国家、民族迈向全球的时代。当 资本积累逐步跨出了 欧洲经济世界 和国际经济体系， 世界经济体系也随之成型， 现代性也跃出了欧美地缘，进入了非欧美国家和地区，开始了以资本的面貌征服和改变辽阔的“异邦”的过程，这使得现代性 呈现出 全球进程的普遍性、共性和一致性。在新的地缘空间和社会人文条件下，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地缘文化理念和内涵被摒弃，其原有特征和形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现代性具有了繁复多样、异彩纷呈的非西方形貌，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向和广阔前景，真正开始了由欧美走向全球的过程。

在“学科本土论”中，通过这两种视域的切换与交汇所形成的题域，在理论的高度上展现了社会学的世界格局和全球之旅：

“学科本土论”展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宏大过程，这一过程通过 “地区性到世界性”的发展阶段，以世界各国社会为具体“化域”逐渐拓展；这一过程是“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可以追溯到学科发展的古典时期，这一趋势在当代仍然有增无已；这一过程也是“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积极建构，无论是欧美社会学还是非欧美社会学，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同时，社会学本土化呈现出非均衡的发展状态，这一过程形成了强势身份与弱势身份、主流地位和非主流地位。这种过程性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学的包容和互动、超越和创新的学科品质。

“学科本土论”阐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 社会学本土化过程型构了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这两大基本的结构要素，“社会学世界格局”的“结构”基础得以形成，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在“格局”或“体系”中的结构性“势位”也得以确定。这一分析暗示了，一种不平等的世界学术身份体系的存在。由此，郑先生的社会学世界格局的观点拓宽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思考空间，展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互动、全球传播和积累的本质特征，凸现了各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体系性意义，并勾画出了社会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状态。

“学科本土论”涉及了作为 世界体系现象的社会学，其各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欧美社会学对非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非欧美社会学的成果也促使欧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正是通过各国社会学的碰撞冲突、融通互构的关系与过程，社会学改变了原有的单一和僵硬模式，获得了异彩纷繁、形质多样的特征。所以， “学科本土论”揭明了各国社会学面对的 世界性学术背景，无论是欧美社会学还是非欧美社会学，都必须对社会学的全球扩展予以积极的回应。所谓积极回应即意味着，各国社会学根据本土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选择自己独特的回应方式，也意味着知识的累积和学科的成熟，各国社会学必然超越本土和本土化、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

“学科本土论”的 重要意义还在于，阐明了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正在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因为， 通过学科的世界格局，中国社会学获得了自我之镜像，形成了关于 对象化自我的透视和分析，中国社会学因之发现了自己、领悟了自我，这就促成了创新理论、更新方法的某种必然。正如郑先生明确指出的，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 世界各国社会学发展 的基本趋势，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相依不离的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也即使外来的社会学发生转变，使之在解释、说明、应用等方面适合中国的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气派或特征。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实现从本土化、国际化走向全球化过程的根本依托。

“学科本土论”深入分析了， 中国社会学积极建构自我身份和地位、自立于世界社会学界的首要基点，在于锻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其中，理论研究的突破是推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之一 ^[12] 。在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具有本土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是一种根本性的发展方略，唯其如此才能够建立起基本的独立性和学术身份，形成自我知识传统的培育和累积，进而在形成本土特色的过程中超越本土特色，成为世界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独特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漫长时期里，中国社会学一直处于一种晦暗不明的境地中，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社会学体系结构的“边陲”，从“中心”——西方社会学——那里获得思考、讨论、研究的话语、路径等等，以本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模仿、复制、再现或论证来自“中心”的话语、路径等，这种本土社会的学术“再生产”机制，不断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的学术依赖。与之完全不同，“学科本土论”注入了一种逆向思考方式，它指明了在社会学的全球旅程中，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东方的兴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件——这一事件促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因此， “学科本土论”的 探讨不仅揭明了中国社会学身份处境的暧昧性，而且逼问我们的选择——是否还将听任这种状态的持续下去，同时也考问我们的勇气——是否敢于在未来博取中国社会学的无量前景。

四、理论创思的重新集结

“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既立，郑先生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地位已经确定，若以“功成名就”而论，亦不为过。而先生却笃信，社会学的理论事业“永远会有值得每一代人进行再探索和再尝试的领地”，并且，此言于他本人亦不例外。因之，这种“对创新的真诚选择”敦促了理论创思的重新集结，形成了跃出既有境界的力量，把成功不断置于自己的身后，迈向新的有待开垦的理论空间——“社会互构论”正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 社会互构论” 的底蕴来自于现代性的“不安息” 。现代性就是没有“现在”，是不停地流动、转变、演替。一旦驰入现代性的里程，整个社会生活就贯穿和体现了这一质性，不断形成新的问题。正因如此，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互构论”的一组论题。

中国社会现时正在 加速从各种新旧传统的脱出 ，这 促使中国社会学面对着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在 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上，一向以来，社会屈从于经济的法则，经济发展不是服务于社会，而居于了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上，成为了社会和人的异己力量，因而如何才能引领和掌控经济运行，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使社会和人回复到应有的地位上来，就成为了一项具有时代性课题； 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在很长时期中由于经济发展需要的牵引，社会沿着“对抗自然”的路向越行越远，低技术、复制型、高耗低效的增长模式，使得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利润和绩效也受到严重的侵蚀，与此同时，绿色的危机成为了社会安全最深刻的威胁，所以除了彻底扭转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选择，我们的行动不再有其他的选择；至于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在 劳动力资源绝对过剩的同时，资本却越来越摆脱了劳动的束缚，自由化程度却与日俱增，因而 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冲突也超越了传统范畴， 劳资关系成为牵动社会和谐首要问题，既要实现合理赢利，又要确保资源的 有效配置，也要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使得 社会公正面对严峻的考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因之变得更具有挑战性；与此相联系，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也进入了新的调整期：经济运行的体制惯性，宏观调控机制 的障碍 ，政府职能的公共性，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地方政府和部门及人员对市场活动的介入等等，不仅导致了 利益关系的失衡， 也造成了制度性的僵局，使宏观调控机制在实践中发生 扭曲和 虚化。可见，“社会互构”涉及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的思考与反思。

“社会互构论”也基于当代世界社会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跨国化、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个人、群体、组织的行动日益超越了国界，社会的各生活共同体、经济法团、政府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方式和互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世界社会的急剧分化中在不断产生出多种不同的趋势和因素、现象和过程：全球化与地方化、一体化与“碎化”、资本博弈与文明冲突，价值的共享性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霸权与反霸权、单边主义与多极化、强权与对话，等等。它们之间既相互对立和相互冲突，又彼此相互依赖和并存发展，每一方按照自己的意愿、理念和逻辑改变对方之时，却被对方所型塑和构建。所以郑先生认为，我们从中可以体察到一个时代性的基调，这就是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的基本精神。强弱悬殊和支配屈从已不是社会行动的规则，并存互构、相应协变成为了现时代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这其中蕴有一种实质性的关系、效应和机制，即“ 社会互构 ”。因此，郑先生也将“ 社会互构论” 称为 “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 ” ^[13] 。

“社会互构论”中贯穿着新型现代性的理路框架。 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引发的巨大困惑，创生了社会学这一知识体系；现代性的每一步扩展也促成了社会学的自我更新。“ 社会互构 ” 论分析了，西方 旧式现代性的实质性前提在于 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价值取向，以 对自然的征服来换取 人类的自由 ，以对自然的 控制来推进现代社会 工程，资本积累成为了支配社会生活的铁律，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制度安排等等，都被置于资本需要的天平上称量， 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经济主义居于了至上的地位，科学技术的理性却为之销蚀而衰落。 “社会互构论”将 这种以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为基础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

在上个世纪接近尾声之际，现代性进程发生了巨变，欧美现代性模式的弊端显露无余，前苏联现代性模式则彻底解体，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正是在这一新的世界格局下，以旧式现代性的巨大缺口作为自己新的起点，走进了全球化时代。在旧时代的消逝隐退之际，现代性正在获得一次新生。正是在这种边界状态下，“ 社会互构论 ” 阐述了 新型 现代性的基点和内涵——在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根本性重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优点，社会与自然相携至永久，个人与社会和谐而富足。因此，社会互构论将同构互生、互构谐变视为新型现代性时代的最为基本的关系，并认为如果恪守这一基本关系，新型现代性的未来就会是社会与自然双盛，个人与社会双赢， 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人员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 。 “ 社会互构论 ”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变—— 改革开放、科教兴国、两个文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部开发、共同富裕，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指出了这组 实践之中的新型现代性意涵。

“社会 互构 论”通过对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阐述，重新制定了理论社会学的 理路。根据“社会 互构 论”的观点， 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的演变过程。对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社会 互构 论 既承认两者的区别，又强调它们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既是差异的、 对立的和冲突的，也是适应的、协调的和整合的；个人与社会的这种二重性关系始终互为前提和条件、不可分离。

在“社会互构论”的理论预设中，排除关于个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分裂性表达，也排除对于它们中任何一方的优先选择，更不赞成任何霸权式的、单极化的陈述。“社会 互构 论”所见的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也不是因果性关系，更不是主导和从属的、支配的和被支配的、强制和被强制的关系，而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或“互构谐变”的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生活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必然性的链条。“社会互构论”既看到了社会对个人、结构对行动的制约，更强调个人对社会、行动对结构的创新；因而这一理论既不是集体主义的，也不是个体主义的；既反对各种宿命论，也反对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

“互构共变”或“互构谐变”阐述了现代社会何以能够达成和谐的深层机制。以“社会互构论”的观点，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个人、群体（阶级阶层、社团、集体、组织、系统等）、社会，以及作为整体社会的代表的国家——之间，达成的相对稳定的、持久的行动协同和一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行动的共同参与过程中，通过民主对话、平等协商、共同分析和探讨，达成相互宽容和理解、彼此认可和让与，社会主体经由这种“行动意义效应”的过程，从意义的分歧和冲突走向意义的协同和一致，从而使得社会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交融，在实践上获得最大限度共同认可的社会正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更是一种启迪与建塑的过程，是社会主体对行动共同意义的积极开拓与创新。由于这一过程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嵌入和胶着，因而能够奠定社会行动的整合与协调的坚实基础。简单地说，和谐社会是行动主体在社会互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动关联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以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型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表达 ^[14] 。

“社会互构论”仍在继续展开对当代社会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最新发展的思考。由于全球化趋势对民族国家社会的某些特征的重大挑战，使社会学的传统“感知背景”的重大修正在所难免，这对“个人”、“社会”的传统概念、预设前提、研究视角和方法等形成了震撼。譬如，早期现代性、工业化、“民族国家”崛起是影响社会学研究的重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的传统解释及其集体主义的预设前提，并融渗在个人、社会、家庭、群体、组织、制度、结构、变迁等等研究之中，显然，现时社会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此外，现时现代性的诸多新趋势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正如 鲍曼的刻画，现代性融化了一切固体，把一切神圣的东西拉下神坛 ^[15] 。事实上，被现代性拉下神坛的既包括前现代性的、也包括现代性本身创造出来的神圣事物。 现时现代性的这种流变状态、“液化趋势”是极为深刻，它意味着，集体性的记忆、命运、经验图式和行动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消解了，生活状况、劳动就业、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因人而异、更为个人化。譬如贫困，“穷人的公共汽车不再造就集体命运，而是不断地有人在上车和下车”（贝克）。再如劳动体制和就业体制的迅速分化和瞬息变动，人们越来越放弃了充分就业、长期就业、稳定就业，各种各样的短期就业、灵活就业、临时雇佣、自雇佣等取而代之， “永结同心、‘至死不分离’的情况现已罕见”（鲍曼）。还有，社会的流动愈益自由和“液化”， 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终其一生的人不断减少，人们携带着各种资源——资本、技术、信息、知识、观念、社会关系，在不同的所有制间、地域间、社会间、国家间流动。除此之外，个人的受教育模式、家庭、成才和成功也日益创造出新的模式和途径，使得人们以往建立起来的“社会化”生活经验正在被瓦解，地位、身份、角色、权利义务、行动方式也在经历剧烈的转换，社会的认同、共识和整合也因此必须寻求新的有效机制。这就促使“社会互构论”对“个人化”和“社会化”展开新的探讨，这种思考是根本性的，因为，“个体的社会化”与 知识的理性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三个问题将被视为现代社会理论的规定性特征” ^[16] 。

应当提到的是，“社会互构论”在理论创思方面的新集结，也带动了社会学的经验和实证研究，如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刘仲祥， 2004 ），农民理论更新和农民市民化（王道勇， 2005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潘鸿雁， 2005 ）等等研究，这些都预示了“社会互构论”的发展前景。

总之，“社会互构论”再一次展示了“社会运行论”以来的一贯传统——“理论构建”和“精神解放”。社会运行的思想自其开源， 及至今日，衣被学子，已非止一代； “社会运行”的事业也从最初的涓滴细流，一路轻尘，聚纳百汇，蔚成大川；“社会运行学派”也“从自身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不断迈向成熟和壮大。郑先生的不断发展着的事业，划出了一条中国社会学理论成长和成熟的轨迹；“四论”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理论成年期的到来。

事业已经开创，道路还在继续，未来当会如何，掌握在理论自己的手中。

注释 ：

[ [1] ] 参见未知： 《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人民网， http://www.mwjx.com/bbs/html/8000/6766.html 。

[2] W.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1 页。

[3]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42 页。

[4]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 9 页。

[5] B. 特纳：《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2 页。

[6] A.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37 页。

[7] 参见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8 、 11 页。

[8]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3 页。

[9] 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4-53 页。

[10]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年鉴 1979-198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年， 20 页。

[11]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 204 页。

[12] 参见郑杭生、王万俊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0 年， 259 页 。

[13] 参见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 589—593 页。

[14] 郑杭生：《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载《太平洋论坛》创刊号，深圳， 2005 年 3 月。

[15] 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63 页 。

[16] 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