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教授的三部著作《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著作共计二百五十多万字，包含作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和学术评论等，完整地反映了作者20多年的学术历程演进和学术思想发展。如三部著作的书名所示，贯穿其中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书中阐述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则使这个核心得到了充分展开。

中国社会学自八十年代初重建以来，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和学科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对社会学越来越热切的需求，在于社会学直接面对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从现实中获得了展开自己的能量，而且也为现实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同中国社会现实的这种互动共进的关系。

“社会运行论”形成于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生活混乱无序、恶性运行的历史教训，寻求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不仅是党和政府面对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学术界急需回答的历史课题。郑杭生总结“文化大革命”和古今中外历史教训，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发展的理论，概括出社会运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并对社会运行条件、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社会转型论”形成于八十年代末，它首先是对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概括。如郑杭生所论，时至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越来越清晰地展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过程，无论是个人的身份地位、行为模式，还是社会分层状态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性质和形式的变化，现代化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目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郑杭生在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点、形态和运行方式等问题做出具体考察基础上，对社会转型这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做出了清晰界定，并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使社会转型理论展开充实内容的基本概念。

“学科本土论”的一系列观点阐述于九十年代后期，这不仅与纪念中国社会学形成百年的活动有关，而且也同关于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有深刻联系。虽然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要在一定的秩序中展开自己的运行过程，也要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变迁，但是社会秩序的形式和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转型的方式和转型的途径都有很多重要区别。因此，尽管西方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有许多深刻论述，但是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必须建构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才能对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做出更充分的理论概括。

“社会互构论”是前三个理论的深化发展，郑杭生对这个理论做了这样概括：“社会互构论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揭示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解释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1可见，社会互构论不仅抓住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而且将之作为社会基本问题开展深入探索，触及到社会学思维方式、概念框架、方法原则和价值评价等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上述清晰地表明，郑杭生20多年来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做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建树。回顾中国社会学自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开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能不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自身、致用社会的根本大事。严复的“合群进化论”、康有为的“去界大同论”和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这些作为中国社会学发端的社会学理论，虽然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的标准来衡量尚不算做“规范的”社会学理论，但是，正是这些同中国学术传统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理论观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史开启，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使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成为表征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揭示中国社会根本弊端、呼唤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中心学科。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在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汇中进一步以中国社会现实为根据，建构了一些既有中国本土特点，又能同西方社会学对话、接轨的新社会学理论。梁漱溟的“文化冲突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等等，都是在民国期间产生的揭示社会深层结构、启示民族意识和推进社会进步的植根于本土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正是这些有中国本土意蕴的社会学理论，才使中国社会学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西方人才知道中国有自己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思想。

20世纪八十年代，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迅速，大量的社会学教学科研单位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不断设立的研究课题和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使中国社会学展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却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1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把社会学看作“经验学科”的普遍认识。在中国社会学界，很少有人怀疑社会学是“经验学科”这个判断。事实上，不仅社会学不能是“经验学科”，而且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是“经验学科”。道理十分简单，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不能成为具有一定概念范畴和理论构架的学科，甚至连保持思想观点连续性和学术传统承继性的学术研究都谈不到。直接存在的经验都是个别的，只有用理论来概括和整理经验，经验才能显现出普遍性，而此时的经验已经不是直接存在的经验，是具备一定理论形式的经验。

孔德最明确地提出要立足经验事实开展社会学研究，并据此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但是，孔德从来没有认为社会学可以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相反他一再强调，社会学在观察经验事实的同时，必须保持深入的理论思维，必须用深入的理论观念才能把握经验现象的本质。孔德指出：“科学，实实在在寓于现象的诸规律之中，事实本身不管它是如何真实、众多，也只为科学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然而，通过考察这些规律的恒常功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精神的主要特性，正如整个天文学研究将会令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的那样。”2 “这样的预测，是不断发现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必然结果，它绝不会把真正的科学与虚妄的博学混淆起来，后者机械地堆砌事实，却不想对此加以演绎推断。”3可见，孔德十分明确地认为社会学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察经验事实层面上的“经验学科”，而是必须用深刻的理论揭示社会现象本质规律的社会科学。

孔德没有因为强调社会学的理论性而模糊同传统哲学的界限，在他看来，社会学同传统哲学区别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坚持理论思维，而在于是否坚持了相对性，他指出：“社会学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相对性。”1孔德所谓的相对性，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开展社会学研究，而这种研究的结果——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也就具有直接同人们的历史条件相统一的相对性或具体性。而传统哲学理论以形而上学自居，它可以不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它追求的是超越历史条件的抽象普遍性，因而它的特性是绝对性。

概言之，孔德不仅强调社会学要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展开自己，而且认为社会学的理论是在特定条件中产生的并受特定条件限制的相对性理论。如果承认孔德作社会学创始人为社会学确立的这个原则，那么则意味着，社会学家不仅要建立理论，而且要面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实际，建立具有一定时空限制的社会学理论。

由此而论，郑杭生面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深刻分析中国社会运行条件、机制和类型，概括中国社会转型特点、模式和趋势，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互构论，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为之努力的根本追求，也实现了孔德等西方社会学家为社会学确立的根本原则，即植根社会生活实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亦即有区域相对性的社会学理论。

郑杭生的三部著作内容丰富，不仅有作者以深刻的理论思维概括出的许多新概念、新理论，以积极而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新思考、新主张，而且还有立于国际学术前沿同当代各种流派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开展的广泛对话，读者可以从中明确地领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新形态的理路、构架和意义，并由此而被引入一个宏阔而深邃的思想空间。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学如何抓住机遇有效发展自身？这是每一个业内人士都应当深入思考并积极回应的问题。从郑杭生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没有理论的思考一定是浅薄的，而没有立足现实生活、缺乏特色的理论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学的追求者们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