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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耕耘结硕果 桃李舞东风——试论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贡献  
  作者:郭星华    发布时间:2007-03-30   信息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作为一个学者,著书立说、创立理论并形成学派,是终其一生的追求;作为一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在本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其梦寐以求的抱负。郑杭生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历史使命感和学者良知的社会学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评述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一、创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全面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并取得丰硕成果,社会学的研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结出累累硕果。郑杭生教授从社会学开始恢复不久,即涉足社会学研究领域。

郑杭生教授是文革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的学者(1981年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留学),这使他有机会较早地直接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较早地直接接触到西方的社会学思潮和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他目睹了文革期间的社会动乱和人性丑恶一面的展示,深感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借鉴孔德关于“秩序与进步”的社会学思想;另一方面开发我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学思想。

回国之后,他一边积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一边深入思考、著书立说。从1985年开始,在此后长达20余年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生涯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概括起来说,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理论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完整的体系化。郑杭生教授先后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既各自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作为一个学者,能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已是不易,创立一个结构严谨的理论就更难。郑杭生教授勤于耕耘、精于思考、不断深入,从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鲜明的时代性。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见证中国走向辉煌的时代。作为经历过十年浩劫的郑杭生教授,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他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他创立的社会运行论,是基于对乱世的切肤之痛,试图探讨一条如何走上社会良性运行之路。在社会运行论中,他不仅对社会学对象问题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厘清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区别,而且全面论述了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与基础,系统地探讨了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转型论,则是他在对当代中国大变革现实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早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试图用这些社会学的理论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1]他大力提倡的学科本土论,既是对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社会学中国本土化追求的传承与延续,又是在新时期全球化的背景下,他的一种新的思考。他创立的社会互构论,毫无疑问是他对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些新变化而作出的更深入的思考,以及尝试性的解答。

二、致力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曾经中断了20多年。社会学在中国复建之初,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其二是社会学的教材建设。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主要的疑惑是:我们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还要社会学干什么?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是什么关系?社会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作用?郑杭生教授在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熟悉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对于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精彩的回答。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并明确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不仅仅需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更需要发挥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作用。郑杭生教授当时的一系列论述,为消除极左思潮对社会学发展的恶劣影响,为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稳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第二个问题,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对于开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在重建社会学的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甚至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社会学教材。直到1984年,才在费孝通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解放以来的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试讲本)》。此后,我国出版的社会学教材如雨后春笋,呈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郑杭生教授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上增删、修改、更新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4年最新版)。这本教材在众多的社会学教材中独树一帜,以郑杭生教授“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为理论主线贯串全书,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根据课堂教学的反映和社会变迁的新情况,对章节安排、教学内容不断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当前版本最新、发行量最大的社会学教材,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作为这本教材的主编,郑杭生教授付出了许多心血,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除此之外,郑杭生教授还对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许多重要的贡献。譬如,他曾多次在报刊上撰文或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鼓与呼,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学、接受社会学;他也曾身体力行地深入海南、贵州、云南等边远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既为自己的理论注入鲜活的实证材料,也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典范;他还曾组织学术力量,并多次亲自到河北定县(今定州)进行实地考察,以延续李景汉先生(1895—1986)1933年所作的定县调查。这不仅体现了郑杭生教授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十分重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更体现了他关注中国农村70多年来的变迁,以便从中描绘农村变迁的轨迹,找寻农村变迁的规律。

总之,郑杭生教授2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他的贡献不仅是理论上的、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甚至可以说,他所起过的历史的作用和正在起的现实作用,是旁人难以替代的。

三、培养社会学人才

正如郑杭生教授自己说的,“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3]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他深知在现代社会不再是以前手工作坊式的学术研究,而是学术群体式的合作。他以宽厚的长者胸怀、深邃的学者魅力和严谨的师长风范,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学术理念,使他们走到一起,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共同努力。其中的李强教授、李路路教授等等,在共同的学术探讨中逐渐成长,现在都已经成为社会学界领军式的人物,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以郑杭生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创立于1984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在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被评为全国社会学学科的第一名。

学术团队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研究生。郑杭生教授自1986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94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对学生既是严肃的导师,也是宽厚的长辈,为培养学生他可谓是敬业尽责、呕心沥血。他对学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先学会怎样做人,再学怎样做学问。”他是这样说的,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教育和感召学生。即使在他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时候,他也总是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与学生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有不少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产生的。在郑杭生教授的精心培育下,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已经各自的工作岗位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如葛延风对“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成为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决策参考,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赞誉;如曾获得过“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学位获得者”称号的张建明,现在已经担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再如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洪大用,现在已经成长为年青的教授、博导,成为在社会学界引人注目的年青社会学家。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有个人努力的因素,同时也是郑杭生教授辛勤培育的结晶。

作为一个中年转研究方向的学者,郑杭生教授在短短的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所做出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这三方面的贡献,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作为他的学生和学术助手,我除了感到钦佩和尊敬之外,也感到无形中有一股力量鞭策我前行。

正值恩师郑杭生教授70寿诞之际,谨以此文作外贺礼。并祝郑杭生教授及夫人宫延华女士: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2005年8月31日



[1] 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2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第3版。

[3]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自序),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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