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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作者:    发布时间:2007-03-29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  ]21年前,本文第二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了这样的界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殊性,它的两种形态,它的更为基本的形式。当今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的考量。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原有的对立在融合,原有的统一却在分化;传统界限漂移不定,既定准则也晦暗模糊;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变得异常含混。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甚至成为了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现代性的成长和社会主义的成长总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当代性。在中国新型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诉求和政治议程展现出新的魅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度的思考,进一步认识这个创造历史的时代,构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意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  新型社会主义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沃勒斯坦)。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社会熬过了迅猛异常的红色浪潮卷袭,大劫之后的自我检讨、反思和修补,包括向自己的对手——社会主义——的学习借鉴,换得了稳定、繁荣的趋势。至80年代末,中东欧社会主义阵地的大范围失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议程遭受了极大的挫折,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似乎成了一个大垃圾桶,用来承载对社会和政治方案失误的清算,对政治家和思想家责任的追究,以及各种抱怨愤懑情绪的发泄。这促使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个历史分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更频繁地一次次被宣布已经死去,或作为蜕去了政治倾向的一种学术思潮被囚困在象牙塔里。在东方,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引发的困顿、犹疑和疲惫心态,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结”的一派逆浪中,中国依然砥柱中流,坚守自己的信念,推进既定的目标,等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崛起。

然而客观地说,目前我们仍处在“马克思主义低潮综合症”境况中。是否出于一种“围城”心态,一些人极不愿意正视一个事实: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思想和知识体系已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并成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些人历来对马克思主义抱着偏见和误识,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批判和激进的极端思潮,是对抗社会现实的反体制思想来源。也有一些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即使有也仅仅是一种社会冲突论的、革命斗争型的,等等。这类不同倾向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时代的、实践的和发展的。因此,在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及其当代形式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什么是它的经久不衰的精神底蕴?什么是它在现时社会趋向中最为活跃的思想特质?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都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上。为此,我们应当再次回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最初发祥。

19世纪中期,一个巨大的问题牵动着欧洲国家神经中枢,归结起来就是如何把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来,对这个大问题的“解决足以同时衍生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1]。从社会学理论上说,这一焦点性问题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疑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在社会学研究的不同形式下展现出一条学术轨道——关于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思考:当时的“种种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障碍和不协调,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如回答能,则有一个如何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如回答不能,则又有一个如何解决、出路何在的问题”[2]。西方社会学的两大谱系——从孔德开始的西方改良维护型社会学,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也由此导源,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各自做出了不同回答”(郑杭生)。

孔德改良维护型社会学的一个理论前提是:与旧式现代性相携而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制度是合理的,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消除病态和失范现象,实现社会和谐和均衡发展。孔德对西方现代性给予了这样的断定:这一过程代表了社会的进步趋向,指示了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和理想结局。

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型社会学对旧式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制度表达了强烈的批判立场,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它导致了劳动的异化状态、剥夺了人的本真自我,并从社会劳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的病态基础中产生出使这种不合理性得以继续再生产的动力机制。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超越了人道主义和道德诉求,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变革的政治议程,通过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路来改变劳动的异化状态、恢复劳动的自身价值,实现整个人类向本真自我的回归。以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为起点,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含的矛盾和冲突,阐发了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秩序体系的特征,及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蕴含的社会现代性变迁及其运行和发展的理论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伟大过程的开端,它意味着对社会劳动、社会关系和结构体系的持续性型塑,建立全新的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所以马克思主张,“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3]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社会本质不再体现为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力量,而“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4]。这些炽热如火的话语所表达的对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最优状态的构想,对人类生活和生命的最高价值及意义的呼唤,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持久的当代性。对于马克思的继承者来说,他的思想永远是引领性的,是点燃激情、型塑理想、拓展思考空间的巨大原动力。

21年前,本文第二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了这样的界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总体上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只有代之而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但又是统一的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它的一种过渡性的、预备性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5]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保持着某种开创意义: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界定,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殊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凸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为基本的形式。这些仍然可以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一系列起点。

二、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质的再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之中深藏着体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当代性、展开其中永新的精神底蕴的密匙,使得我们能够在现代性这一充满巨变和历史机缘的进程中,找到视野、理路、研究方法常绿常新的思想基点。

近年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关于一系列的“成长性”认识:现代性是不断成长的,它是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不断成长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以及社会实践结构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正如现代性和中国社会转型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走向更加现代的、更新现代的社会主义。近来,我们聚焦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通过“新型现代性的全球视野与本土社会转型的中国眼光”的社会学二维视野,指出当今世界和中国的一些代表性的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6]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及其当代性提出了新的考量。在古典现代阶段,社会各个领域更具有边界分明、线条清晰的特点,如社会利益、关系、权力结构,阶级和阶层、群体和组织、行业或部门,城乡、区域结构等,都带有某种刚性特征。而今这种结构特性正在被销蚀,实践中筑起各个基点也似乎在融化——原有的对立在融合,原有的统一却在分化;传统界限漂移不定,既定准则也晦暗模糊。尤其是观念、理念、思想领域呈现出异常含混的局面:左派的批判性渐渐蜕去了亢奋激情,右派的保守性却日益锐化而锋芒毕露,左与右的界分不再一目了然。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信条施以调节和限制,而保守主义则对官僚主义的僵化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实中互换了的角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曾经壁垒分明,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免引发了深度的困惑。

在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分上,更是鱼龙混杂、难分彼此: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视为“斗争哲学”,是一种表达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强调二分法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反对一切现行体制的极端思潮,试图聚合对社会基本制度的挑战力量。有些原本马克思主义并无好感的人却表现出对工人阶级、边缘群体的非常关切.也有人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等同于对市场经济的拒斥,混淆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手段,把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当作向资本主义转变,并高谈阔论“超越资本主义”。更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说成是意识形态的、充满价值偏见的,却把资本主义刻画成超意识形态的、价值中立的。

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

譬如,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为“斗争哲学”、阶级对立和斗争理论,甚至歪曲为反制度的极端思潮、反社会的理论来源,正反映了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相互割裂和对立起来,把前者看成是其唯一特征,把过渡性、预备性形态绝对化了,使之成为了脱离具体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抽象教条,从而看不到维护建设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

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几年前我们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如果把事物、过程假设为可分的、包含差别、对立(即矛盾)的结构体,那么,这一假设无论在自然或社会领域,迄今为止唯见证实,不见证伪。不可分理论早已成为过去,可分性根置于现实本身[7]。对于解释现代性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这一点是具有元意义的。在现代性过程中,这种关系既包括对立、冲突,也包括协调、整合,而且这两个方面始终是互为前提、彼此依存的。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8]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和当代形式。

再如,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看不到两者之间关系的新变化、看不到新型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快速成长和实践创新,也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当代形式的不理解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目前已经超越了由最初的简单对抗和冲突,在恪守各自的基本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在彼此借鉴、吸取、融通的过程中形成互构,正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动向。在这一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于社会主义的维护建设性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它所包含的目标与手段的辩证法——既定目标是不变的,推进手段是可以选择的。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前提:社会主义应当尽可能地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不仅要使其为我所用,而且要将其吸纳到自身的体制系统中,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中,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可选择性既是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启示:不懂得学习和利用是缺乏基本的智慧,而只见手段忘记目标则是完全失去了头脑。

又如,把资本主义视为非意识形态的、价值中立的普世目标,这种观点是很荒谬的。因为,现代性本身就不是超意识形态的和超价值的,它是由多种不同的社会方案和政治安排推进的人为工程,这就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性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领悟到其中的一个自反性逻辑:一种思想话语越是要抹去自己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性,反而越是强烈地表征着它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性。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当今时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能够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更坚韧不拔,使政治抱负在现实策略上更富有睿智。

三、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议程的当代活力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道德诉求和正义向往,更在于它使这种道德感和正义观转化为了一种可追求、可实践的政治议程。从19世纪中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荡扩展,直到21世纪初中国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大步迈进,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诉求与政治议程的时代活力。在社会实践经历结构性巨变的时期,以现代性之全球视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眼光的二维视野,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展开一个现实图景:无论是全球社会还是当代中国,各种差别、分异、矛盾和冲突不断生产出新的裂痕、造成新的问题。在此情势下,我国的社会矛盾目前正在成为一种常态现象并显露出一些新特点: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及不协调因素的焦点。随着我国社会分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格局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特别是新生利益群体构成了我国社会矛盾的主体,其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成因,也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

基层的利益矛盾是社会矛盾的重点。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的社会矛盾。这类矛盾直接与群众的基本利益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而且涉及的人员众多、影响范围较大,往往后果严重,有很大的危险性。

不同领域的矛盾形成链式反应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倾向。由于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其中许多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辐射性,形成了跨行业、跨地区、跨体制的网络,在社会关系上相互牵扯。这种状况使得矛盾容易传导到更大的社会领域。

地方政府首当其冲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突出特点。现在的党群、干群关系普遍比较紧张,各地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多,特别是地方政府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一些矛盾现象与地方政府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矛盾本身就是地方政府造成的,这样就把政府推到了矛盾的第一线。

制度性缺陷使社会矛盾形成恶性循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上有浓厚的“官控”、“官治”、“官办”传统,习惯于通过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的重复性介入和干预来处理实际中的同类问题,这种人治或半人治的管理方式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体制资源,而且治理效果不佳,常常会激化、加剧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问题不断复发、久治不愈的深层原因之一。

特权阶层对体制的俘获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官控”、“官治”、“官办”传统具有一种机制,即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构成很高的互换率,使得体制在客观上容易被侵蚀。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不断地冲击政策和规则的底线,导致系统性和根源性的社会不公平对更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造成体制性排斥。等等。

每一道裂痕都意味着和谐与冲突的复杂胶着,每一个问题都表现了利益与矛盾的具体聚焦,正义与共享也因之愈益成为众所瞩目的期盼。我国社会目前两极化、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正,这些意味着真正实现社会成果共享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诉求和政治议程所面对的社会主义实践课题,一个重要方就在于对社会公平与正义进行的理论新探索。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内在活力的激流腾跃,及其维护建设性社会学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正义与平等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平等区分为两个方面: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亦即法理性平等,主要指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的平等也即实质性平等,是指社会经济平等和满足需要的平等。从人权的观点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说的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事实上”的平等实际上指的是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平等的思想揭示了,作为正义的社会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的合理性。

罗尔斯提出的正义两原则,实际上也是暗示着这两方面的权利。第一个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是说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即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是说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9]。所不同的是,罗尔斯围绕社会的基本结构,实际上给社会正义提供了一个伦理社会学的规定。他说:“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 还指出“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10]

在这里,无论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是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都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同时,正义与平等或不平等以及公平概念,总是这样那样地联系着。因此,在理论上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罗尔斯等人的观点,在现实上根据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在此,公平和平等是对正义不同程度的表达。

从公平和平等的区别,可以看出社会正义的内涵是有阶段性区分的。本文第二作者曾经对公平与平等的不同给予这样的阐述:“公平与平等,或者说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且它们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或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竞争规则的平等属于公平的范围,这是它们的联系。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如果说,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则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由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说,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这与平等以同一尺度来衡量形成反差。同时,公平与平等的内容可以是矛盾的,如结果的平等基本上属于不公的范围。”[11]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们也开始谈论“宁要不平等的公平,不要平等的不公平”。这些说法突出了公平与平等的区别,也表明了我国社会在价值观上从平等取向为主转变为以公平取向为主。

从以公平强调“异”转变到以平等强调“同”,可以视为正义的阶段性的一种体现——正义也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而且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正义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义主要与公平概念联系在一起,正义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 “合理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正义则是与平等概念、特别是“事实上”平等或实质性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正义应当实现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平等和满足需要的平等。显然,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公平的正义才是具有可行性的,而平等的正义仅仅只是可欲性的——它是经过努力在未来达成的一种现实。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超越了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性,也即意味着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具有的正义能力,或者说超越了这一阶段上作为社会公平的正义观念。因此,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应当记取的一个经验教训是,不懂得对于正义的追求有一个从公平的正义转变到平等的正义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过早地以平等观念作为社会正义的主导观念,而不知道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只能遵循公平的正义观,而平等的正义观对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具有现实性。

四、寄语未来

当今中国和全球社会共同面对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经济市场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和非理性、社会风险化、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生态环境危机、贫困现象、弱势群体、社会公正、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成果共享与风险共担、社会成员对幸福及人生价值的新期待,等等。这是一个充满非常风险、重新开拓前景的时代,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仍在继续他的事业,担当起大大超过以往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主要趋势的分析表明,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进程,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驰入了一个全新的里程,我们称之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社会主义正在最新的实践中扩展着和更新着自己的理念。正是由于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依循,对这一实践过程的维护建设性阐述反而需要超常的勇气。与此相反,对失败的社会主义旧模式进行斥责、批判和否定早已成了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情,这个过程已经完全失去了创新的意愿和动机,无论表象上如何慷慨激进也遮掩不住实质上的保守。这也说明,一个人所持的基本价值理念、理论预设、研究视野,往往会决定他能够看到多远的前方,能够走到多远的未来。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需要以反思性的体察、逆向性的智慧,在逆潮中看清并执掌时代的真正趋向:透过矛盾和冲突的纷扰蕴生出和谐的大势,通过相互竞争铸起更为持久的广泛合作;利益博弈无法断离相互依联的共同体,零和游戏的衰竭添助了创造双赢、多赢、共赢的动力。在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各种分疏、差异日益凸显和明晰的时期,我们正在从旧有的一致、整合的方式中脱出,通过新的生活实践锻造出更高层面的认同和更大限度的共识。正是在这种从分疏和差异产生出新的一致和整合的过程中,集体的认同和共识将被推向更高的阶段。

总之,现代性的成长性赋予了社会主义的成长性、马克思主义的成长性。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度的思考,进一步认识这个创造历史的时代,构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意涵。



注:

[1]本文是郑杭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构建: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应用与发展05JJD84014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二期。

* [作者简介]  敏(1955—),北京人,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

郑杭生(1936—),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1]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3页。

[2]郑杭生:《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版,第25卷,第926-927页。

[4]《马克思思格斯全集》,1995年版,第42卷,第24页。

[5]郑杭生:《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170页;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19857293版。

[6] 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7]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8]郑杭生、杨敏:《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方法论意义》,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9]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编第46节。

[10]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1]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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