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建设和谐文化 , 离不开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这个根本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是不同思想领域核心价值组成的体系和主文化 ; 要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 必须搞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
关键词：社会主义 ; 核心价值 ; 指导思想 ; 共同理想
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6)12-0005-06

在 2006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五个重大问题就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它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从而第一次阐明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的崇高地位。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中国建设和谐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

当代社会学关于文化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有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之分，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因此，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的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角度来分析社会的思想文化现象以及它们对社会运行的影响，也从这一视角分析和谐文化的建设：既要建设和谐的主文化，也要建设和谐的亚文化，同时还要限制与主文化背道而驰的反文化，反文化，通俗地讲，就是一种不和谐文化。 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成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简要地说，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社会的主文化。

主文化是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文化。笔者曾经指出：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主文化和主旋律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价值观之所在，是我国社会的强大凝聚力之源泉；一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正是从这些国家某些前领导人“自毁”主文化和西方国家某些势力“他毁”主文化开始的 [1] 。现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更集中地也简洁地表达了 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

对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文化的内容，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有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第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这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魂灵和与时俱进的品格；第四，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文化，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作为不同思想领域核心价值组成的体系，为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提供了基本准则。

在一个社会中 , 与一种主文化并存的还有多种亚文化（又叫副文化）。亚文化的承担者是由民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的差异所形成的众多群体和小群体。它们一方面属于主文化所代表的大群体 , 受到主文化程度不同的支配 , 同时又有表现自己特有观念、行为规范和利益的文化——亚文化。 转型加速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一句话， 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也为亚文化的兴起和多样化提供了条件和动力。亚文化的日益多样化，是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一般说，亚文化的多样化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是好事。这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表现。亚文化绝大部分与主文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有利于维护和改善现有的社会秩序。对这一部分亚文化，主文化不但不排斥，而且给予鼓励、扶植，有时还吸收成为主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说来，只要引导得当、得法，亚文化的多样化是好事。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亚文化会不利于主文化呢？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亚文化的多样化模糊了甚至淹没了主文化；第二，亚文化的多样化诱发了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反文化的恶性膨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说来，反文化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 ‍ 反文化有不同的形式，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不同。一些有局部性的危害；一些则有 ‍ 全局性的危害。当然，不论是那一种危害，都不能忽视。那种有全局性危害的反文 ‍ 化否定、背离主文化，是为了取主文化而代之。主文化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这种反 ‍ 文化。因此，在当前主文化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亚文化，更有必要强调主文化。

在作为主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方面的内容中，我体会，核心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及其具体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因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才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培育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位为不同思想领域核心价值组成的体系和主文化后，我们就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了。我个人越来越体会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当今国际国内环境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的。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生动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和发展者的论著中，特别是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只有沿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康庄大道，只有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要真正坚持和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体会，主要是要把握以下三个关键之点。

首要的关键是要分清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上面提到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的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做出的判断。根本观点必须坚持，具体论断必须与时俱进，并用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来丰富根本观点。混淆两者，把具体论断（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和中间阶层将归于消失的具体论断，显然与现代西方社会存在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客观情况不再相符）当作根本观点，不但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会这样那样地败坏马克思主义。而用具体论断的需要与时俱进，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则是根本不懂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随着实践的前进而前进。无庸韪言，现在有来自两个方面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程度不同的“过时论”，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能再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要说能，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这种“两套话语系统现象”是“社会主义低潮期综合症”的主要表现之一。另一种则是程度不同的“教条论”，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否认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这两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没有搞清楚 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的区别和联系， 都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另一个关键是要分清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与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态度。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采取革命的、批判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调革命批判的态度，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强调资产阶级这个“剥夺者必须被剥夺”，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马克思主义对待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主要采取建设的、维护的态度。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正确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2]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用破坏旧世界的方法来建设新世界，会使中国社会陷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动乱和全面恶性运行。正是根据这种实际情况，我们从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它对资本主义是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而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它是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

第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关于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判断和基本理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最新体现。基本判断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1 世纪头 20 年是我过社会的战略机遇期等。在当代，真正把握“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就犹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判断一样，十分重要，否则就会寸步难行。基本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是为解决新形势下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的新论断；也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根据实践经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更是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奠立了理论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运行体制的建立，也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只有遵循这些基本判断和基本理论，我们的社会建设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健康发展。这些基本判断都包含在根据创造性的实践而不断丰富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中。

上述三个关键之点，无论是分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分清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与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态度，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最新体现，都贯穿着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精神。它们使我们获得一种能力，去反对和抵制对马克思主义各种形式的歪曲、僵化。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具体体现和创造性应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要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必须搞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国内外的情况来看，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第一，它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例如已经解体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是一种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而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蓬勃发展、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第二，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但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也即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说，它是汲取和利用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的东西，最终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总之，社会主义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3]

所谓“利用资本主义，但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就是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须分清两个层次：目标层次和手段层次。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4]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是目标层次；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手段层次。邓小平还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或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做了区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生产力。” [5] 这里，目标、基本制度、方向属于同一个层次，而手段，具体体制、方法属于同一个层次。

在目标层次上讨论社会主义时，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最充分地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例如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6]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 [7] “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8] 。而在手段层次上谈论社会主义时，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充分地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其中，主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方面，是必须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能为我所用的优秀成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当然，这样做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所谓“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体会，首先不要忘记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的目标，其次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第三要保持独立自主，决不受制于人，牢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9]

正是在手段层次上， 他反复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10] ，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为社会主义服务。” [11] 也正是在手段层次上，他说明改革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 “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其实，开办特区、引进外资、建立三资企业等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手段是多样的，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的手段，都可以用。也正是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手段层次上，邓小平还强调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阶段性，不能犯性急病。他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 [12] 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13]

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侧重在目标层次上讲社会主义，有时则侧重在手段层次上讲社会主义。但两者是统一的，不能人为地加以割裂：目标需要手段来实现，手段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这二者的统一，正好体现了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如果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产生种种误解。例如，现在一些人之所以担心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国外有的人之所以把中国叫做“红色的资本主义”，这种声音至今仍然不绝 [14]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注意到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对目标层次的大量论述，而只注意他们对手段层次的论述，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没有理解，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仅仅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

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当上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时，一些学者秉承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析这些国家的社会变化、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其中有不少人由于这类研究项目而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学术上的较高声望。这一过程逐渐培育起了一个学术派别。也许是由于匈牙利的一些学者如 J ·科尔内 等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性研究以及社会制度转变的分析 [15] ，也许是因为匈牙利社会变化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如在宪政制度变化上实行的所谓“天鹅绒革命” [16] ，以及“革命”后西方跨国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等等，这一学派通常被称为“布达佩斯学派”，但在我看来，应称其为“ 新布达佩斯学派 ”更为确切 [17] 。“新布达佩斯学派”提出的狭义转型论，把这一社会变迁概括为由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 [18] ，并把改革中的中国也归入这类“转型国家”，此后这一思潮更加活跃，以至于在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中国版，它非常政治化地把社会转型狭隘地解释成为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这一种模式，并把这套用到中国，公开地说什么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甚至走向一种很不好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误导。这种狭义转型论，挑战和否定中国社会学界的主流 ­ ——广义转型论所主张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 , 广义转型论已经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社会转型期”或“社会转型加速期”已经成为广泛使用的大众言语和学术语言。

与此同时，国外有的社会学者以更系统的方式，论证中国是一种“社会资本主义” [19] 、“新资本主义” [20] ，如此等等。这种观点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 Capitalism is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从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成长”（ Capitalism leads to economic growth ）的命题，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 If there i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must have been capitalism ），并寻求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征、机制（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mechanism ）及其全球意义（ global impllications ）的解释 [21] 。还有的学者则对中国和东欧的市场转型专门进行研究， 通过与一些经济学者合作展开的研究项目，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中高效率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人力资源上有竞争力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显示这三种机制对于市场转型的作用 [22] 。显然，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 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进行论证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论题。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正如有的外国人评论的：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现在应该反过来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看到了新的希望，而不是西方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多了一名新成员。

《六中全会决定》这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四．提高坚持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的自觉性

《六中全会决定》强调，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并指出，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这些重要的思想，用社会学来解读，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文化模式，即：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亚文化必须多种多样，反文化必须受到限制。

所谓“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是指主文化必须强调自己的存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只有旗帜鲜明才能 引领社会思潮。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从主文化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如规范文化、审美文化、认知文化等中，寻找自己判断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尺度；主文化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形成和选择根本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影响极大。一个社会的主文化模糊不清或受到削弱，社会成员就会无所适从，有失落感，社会就会陷入失控状态，也就谈不上 引领社会思潮的问题，相反会被别的思潮牵着鼻子走。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坚持作为主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自觉性，并且如实指出 这样那样、有意识无意识地否定、模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主文化的倾向。

所谓“亚文化必须多种多样”，就是“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 ，就是形成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多种亚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区文化、和谐友邻文化、和谐民族文化等等，就是这样的亚文化。

所谓“ 反文化必须受到限制 ”，就是抵制和反对各种与主文化背道而驰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反文化。 《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的要加以 反对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中“黄”与“非”，社会主义荣辱观中与“八荣”相对的“八耻”等，就是这样的反文化。

应当指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处理这三种文化的关系上明显地存在着三个“不够”，即对主文化强调不够，对亚文化引导不够，对反文化抵制不够，特别是其中的“主文化疲软症”时有所见，这已经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对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带来了消极的 ‍ 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加强主文化的建设，防止“主文化疲软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六中全会决定》还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辱这个崇高的使命。

[1] 郑杭生：《关于当前文化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人民日报》 1994 ， 6 ， 9 ，第 5 版。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3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3]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73 页。

[4]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69 页。

[5]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70 页。

[6]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26 页。

[7]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45 页。

[8]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208 页。

[9] 均见《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 页。

[10]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64 页。

[11]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87 页。

[12]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252 页。

[13]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 379 页。

[14] The Rise of Red Capitalism by Jim Rogers, May 19, 2005,

[15] Janos Kornai ，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 ；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Budapest: HVG Kiado, 1990.

[16] 在通过宪政制度的重新修订而造成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方面，匈牙利极为典型。西方舆论也称之为“天鹅绒革命”。 Adras Sajo （匈牙利教授， 匈牙利中欧大学比较宪政项目主席，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项目顾问，美国纽约大学国际法客座教授，曾任匈牙利总统法律顾问，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回顾 1989 年的这次巨变时，这样说：这是一次全面的修改，每一条都作了这样或那样的修改，最后几乎只剩下这样一句话：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首都没有变，其余的都变了（参见 Adras Sajo ： 匈牙利的社会变迁和宪政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宪政讲堂， 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1960&cols=1714 ）。

[17]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与和谐社会的持续性构建”系列论文之五《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视角》一文中，做了这样的分析和说明：“布达佩斯学派”最初是以卢卡奇（ 1885-1971 ）为代表的，一般来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后来以卢卡奇和他的学生为主体的布达佩斯学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分化的过程。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即前苏联、东欧剧变前后，由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学者加入到对于匈牙利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中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这已经远远超出原来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围。为了区分这种不同，我们更愿意把上述新的趋势叫做“新布达佩斯学派”。但是我们并不反对把这一趋向也叫做“布达佩斯学派”。只是要注意，这样意义上的布达佩斯学派已经与卢卡奇没有直接联系了（郑杭生、杨敏， 2005 （ 5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于采取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对俄罗斯、东中欧、中国等国家的社会转型进行研究的国外学者，也可以归入这一学派。

[18] 《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东欧的新统治精英》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 伊亚尔、 塞勒尼 、唐恩斯利的一部著作（ 1998 ），现在这部书的导言部分被译为了中文并发表（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9] 林南：《正在崛起的有中国特点的社会资本主义》， 2006 年 9 月 21-22 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提供的论文。

[20] Lin Nan ： The Emerging Chinese Neo-Capitalism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 Paper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 Asian Sociologists on The Global Futures of World Regions: The New Asia, Sept. 28-29, 2006 , Seoul 。

[21] 同上。

[22]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Firm: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 Volume 1 Page 23, March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