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文作者2004年7月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所作的三个主题发言之一。其他两个主题发言分别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施卢赫特和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欧门所作。本文后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04第五期。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轨迹。中国社会学在自己百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这四句话，如果换个说法，也就是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中体现自己的特色，实现自己的创新的。

       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最基本的条件。

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

    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留学生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正是通过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留学生，将社会学引入中国，使之适合中国的情况，得到发展的。在借鉴外国中，中国社会学注意保持欧美的平衡。我们注意既对欧洲，又对美国社会学大师们的著作进行翻译，又用分析的眼光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研究和借鉴。社会学中国化也是在与世界社会学互动中实现的。

    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在早期，严复用治乱思想给社会学下定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说明乡土社会划分群己人我界限时所形成一种社会结构格局，等等，就很有中国特色和创造性。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后，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也涌现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例如，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理论和实际等。我本人和我的学术群体也有幸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先后提出了或从新的视角审视和探讨了四个理论，这就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这里，我想以这四个理论为例，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步的关系。

    社会运行论[1]。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可以从治乱兴衰这种社会运行的角度来加以概括。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化，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1966至1976年期间发生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给每个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那个期间几乎每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受到了不同形式的伤害。这是中国社会最近经历的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十年大乱”。面对这种负面变化的严酷事实和后果，在严复社会学定义[2]——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的启发下，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用治乱兴衰这种社会运行的视角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运行类型的概念，把社会运行区分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三种类型，并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样的新观念。这事实上既继续了严复的思路，又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和创新。我们把这个既有中国特点，又没有离开世界社会学的传统和潮流的观点，叫做社会运行论。这里，所谓传统，是指从孔德开始到现在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定义都没有离开“秩序和进步”、“结构和过程”、“运行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所谓潮流，是指世界社会学的综合性倾向。现在，笔者的观点为国内不少教科书吸收、采用；也作为一种主导观点，被运用于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上。

    运用上述视角，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1978年的社会运行状况作了分析，可列简表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社会运行状况

    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纠正了过去一个非常幼稚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会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现在，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如果再不注意，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给我们上了极其充分的一课。既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加以争取。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中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使之进入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状况，并向我们展示了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转化的现实可能性。

    对社会运行论的重要概念“社会运行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我们进行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探讨。关于社会运行条件，我们首先回顾了中外社会学界前辈们对于这个问题所做过的研究，考察了他们从社会要素、社会条件和功能主义三种角度发表的见解，在吸取其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对社会运行条件作了理论说明。接着，分别说明了社会运行的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最后，特地研究了对我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内外两个条件，即转型时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国家的迟发展效应。关于社会运行机制，我们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运行机制”这一概念的涵义，对社会运行机制的体系作了分析。接下来分别说明了社会运行的五个重要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对条件和机制的阐述，都力求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以及人们关心的问题。通过上述的探讨，使社会运行论向结构上较为合理和成熟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社会转型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还可以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加以概括。1989年前笔者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3]这一概念，用社会转型或者社会转型加速期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笔者还论证：“转型”也和人口多等因素一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如果说人口是“硬”国情，那么转型就是“软”国情。当前中国的各种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例如，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在近20年的社会转型加速期中，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和制约。总之，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可以说是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现在经过许多质疑以后，“社会转型”这一概念已被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笔者和李强、李路路等教授阐述这一理论的代表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等和相关著作共六本，已在注释中加以说明[4]。陆学艺、李培林等也是较早对社会转型的概念进行研究的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

    在中国社会学中，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即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因此，它与一般的转换不同，是一种特殊的转换。

    这里，说“传统型社会”，而不说“传统社会”；说“现代型社会”，而不说“现代社会”，主要是想说明，我们不象60年代旧的现代化理论那样，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我们认为，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就中国社会来说，尽管传统因素实际上还在这样那样地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现代因素也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早就不是那种典型的传统社会了，而且，分别看来，纯粹传统的东西也很难找到，总是多多少少、程度不同的带有一些现代特点，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传统因素不仅可以转化为现代因素，而且如果方针和做法正确，还可以成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例如，对东方集体主义的重塑和开发，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深层因素。即使将来现代因素实际上起主导作用了，传统因素也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存在，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时，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又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

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社会转型，就能知道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就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向异质性日益加强的社会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现代民主在某些文盲充斥的农村的变形，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从现代退回到传统（彩礼、买卖婚姻；不仅为死人，还为活人作坟等）；既有传统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的复苏、以换汤不换药形式出现的家长制等；又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等。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社会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正如我们后来指出的，还表现在它们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特点，笔者还提出了“社会转型度”这一概念[5]，把它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转型度可具体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问题，正十分集中地从这五个方面表现出来。所以，我把它叫做把握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特点的一种视角。“社会转型加速期”是指1978年到现在这一段时期。之所以把这一段时期叫做“社会转型加速期”，是与中国社会这以前所经历的转型相对而言的。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40年-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中国社会转型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而为了说明中国大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转型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还提出了“社会转型势”的概念，并按转型势把中国大陆分为三类或三种水平：东部地区是转型强势地区，中部地区是转型中势地区，西部地区则是转型弱势地区。当然转型强势地区，确切地说，是强势因素占优势的地区，但并非一切都强，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弱势因素和中势因素；同样，转型弱势地区，也并非一切都弱，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强势因素和中势因素，而转型中势地区也有自己的强势因素和弱势因素。中国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各个地区不断地改善、增强和提升自己的强势因素，不断缩小、减弱和清除弱势因素和中势因素的过程。

    社会学的一个特点是将能够量化的对象尽量量化。我们提出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的概念，就是试图把社会转型能够量化的部分，用社会指标表示出来。

    学科本土论[6]。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呼唤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动力。

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却极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我们的新视角主要是两个：一是研究社会学本土化，首先需要探讨的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我们是着重结合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实际，结合其在中国的实际进程，结合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来加以考察和说明的[7]。这是理论研究的视角。二是社会学中国化可以而且应当从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这一更开阔的眼界来加以研究。因为社会学中国化只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比较研究的视角。

    在学科本土论中，我强调这样几点：第一，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应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从世界社会学变迁和世界各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开阔视野，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观察、评价和展望，是多年来笔者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的分析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社会学要发展，中国社会学要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首先必须在眼界上超越本土，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资质，以加快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为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当是“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其中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构建，是重中之重。

第二，提出并论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文化同源、社会同质的欧美社会学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社会学构成的非欧美社会学，是构成这一格局的两大基本结构要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在“格局”或“体系”中居不同势位。从对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影响看，在学术资源、学科话语和知识方面拥有优势的欧美社会学居于主流、主导性的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处于非主流、非主导性的弱势地位。所以，“势位”也暗示了一种不平等的世界学术身份体系的存在。在这一特定的格局下，各结构要素以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每一方的变化都有改变他方的可能。笔者的分析表明，不仅欧美社会学对非欧美社会学产生了重大作用，非欧美社会学也对欧美社会学发挥着日益增强的影响。非欧美社会学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美社会学对自己的漠视，促进了强弱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意愿与行动，因而增进了互动过程的学术内涵。这对于造就社会学的多样化个性和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笔者认为，只有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和具体发展过程的视野下，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性的学术现象。应该说，关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观点拓宽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空间，凸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互动、全球传播与积累的本质特征，以及各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总体性意义，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实质。在社会学的世界格局中，各国社会学(包括非欧美社会学)将显示其各自的学术价值、汇入到世界社会学知识系统之中。这就预示了欧美社会学的“元叙述”、“元话语”特权的变迁，世界社会学的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深邃前景。

第三，提出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机制。笔者提出，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社会学本土化能否顺利地进行，与本土社会社会学者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对本土化的阻力的认识以及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社会学成果和本土社会已有的有关资料资源等基础性的因素，关系密切。中国的前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没有主体意识，就没有社会学中国化；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边陲思维”，是没有出息的，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所谓“主体意识”，主要是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反省—批判意识、责任意识、竞争—发展意识等，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笔者还提出，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有效机制。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几个学派的形成，不论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也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无一不是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如果不要社会学本土化，而只是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至多也只是在中国的西方学派，而不可能是采中外古今之长而加以创新的真正中国学派。

笔者自认为，从上述新视角形成的学科本土论，是继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之后的第三个理论，在自己的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互构论。社会互构论是对经历巨大变化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是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互构论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探讨了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的转换和变迁，揭示和阐述了这一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由于社会互构论所集中探讨的这一问题在社会学理论、应用和经验实证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理论既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融汇和聚纳，更是在这种基础上的凝练和提升。社会互构论广泛而深入地涉及到了社会学研究过程的知识与经验、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以及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等关系问题，所以又称之为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社会互构论是一个强调创新性的理论系统，这一理论的鲜明个性和特点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1．社会互构论阐发了现时代的总体特征。社会互构论指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的更为深刻的变化。它们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社会互构论还认为，当代世界社会也处在总体性的转型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生产跨国化、市场经济一体化使得个人、群体、组织的行动日益超越国界，社会内部的各种共同体、经济法团、政府组织以及国家间的关系方式和互动方式也在变化。全球政治地理的“碎化”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并立存在却相悖而行，等等。社会互构论正是从当代中国和全球社会的转型趋势，对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和阐释的社会学理论。

2．社会互构论展开了社会学的一种新理路。社会互构论较为深入地思考了当代社会的急剧分化过程不断产生的多种趋势和因素、现象和过程（全球化与地方化、一体化与“碎化”、资本博弈与文明冲突，价值的共享性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霸权与反霸权、单边主义与多极化、强权与对话，等等）及其既相互对立冲突、也相互依赖并存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型塑和构建。社会互构论由此阐发了对我们时代的基调（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和基本精神的体悟，并将其中的实质性关系、效应和机制，称为“社会互构”，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眼界和理路。

3．社会互构论展示了一种新的概念范式构成的理论系统。譬如：社会互构论的框架性概念：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作为框架性的概念范式，贯穿在社会互构论的每一个结构部分中。社会互构论用“旧式现代性”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对现代性进程的主导性影响，及其导致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给予了反思和检视；在此基础上对“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个人与社会双赢，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新型现代性，进行了探讨和界定；着力阐扬了中国现代化过程所蕴含的新型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初始内涵、实践努力。又如：社会互构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互构。围绕“社会互构”概念，社会互构论展开了个人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阐释了人类生存共同体中相互关联的多种二重性关系，及其既差异、对立和冲突，也适应、协调和整合的关系，强调这两个方面的互为前提和不可分割，论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是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之间互构共变关系的演变过程，说明了认识这种互构共变关系、机制和效应，对于自觉促进社会与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个体与集体互利的重要意义。以社会互构为核心概念，社会互构论对个人与社会两大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等，进行具体探讨。

4．社会互构论探索了一种新的理论逻辑。社会互构论对理论社会学的经典研究进行了重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基本理论逻辑。社会学的元问题与基本问题：社会互构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元”性质做了深入的阐述：“个人” 和“社会”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元事实，是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元点，也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根本性事实基础，关于这一问题的预设是社会学的元预设，对这一问题的理论陈述构成了社会学的元命题，衍生出社会学的更为具体的预设和命题陈述，并构成了理论社会学的元层面，成为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平台和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支撑。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基本及其设问形式 ：社会互构论论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性质和主要设问形式，阐述了社会学通过自由与秩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行动与结构等形式展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对现代性给予了宏大而细致、广阔而深入、普遍而精微的刻画和反省，不断追踪和逼近其深刻本质。关于个人与社会“二元”关系的重新思考：社会互构论对西方社会学中的“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路进行了深入剖析，阐述了个人与社会“二元”之间既区别又联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指出了“二元对立”仅仅是对这种既区别又联系的多重属性中一个侧面的描述。西方社会学的误识造成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种种分裂，导致了社会学诸多范式的二元对立的理解和解释。

5．社会互构论还努力运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思路。这主要表现在：以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作为经验事实基础，采用理论性与经验性、人文性与实证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形式，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描述相结合研究方式，对个人与社会二者关系的连续性、过渡性特征进行阐发的研究特点。

把握时代的脉络。上述四个理论均产生于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之中。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是多年不遇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的。只有努力把握时代脉搏的学者才能在自己理论中，表现这个变化。由于它们是从实际中来的，必定能够回到实际中去，从而使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成员对它产生共鸣。笔者在80年代末曾写过一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提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8]

令笔者感到欣慰的是，上述四论都已程度不同地产生了自己的影响，例如“社会协调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只是学术性语言，后来在90年代逐渐成为大众性语言，到本世纪初经过十六大，正式成为政策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