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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郑杭生 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  
  作者:杨敏,郑杭生    发布时间:2009-07-1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

杨敏 郑杭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

摘要:19世纪和20世纪是两个具有独特个性的百年:前者以建构“大写时代”为己任,后者则以力促这类“大写”的终结为标志,关于主体的人、知识体系、历史模型、政治意识形态的论争,构成了“大写”系列的几个主维。其中,自由的迷影随处可见,公平和正义始终是基本的追求。20世纪晚期的历史巨大弯道的成型,带动了各种末世之感、灰色幻像和生活中的阵阵逆潮,理论的回波与新潮也异常激涌。当代社会学领悟到了来自实践的邀请,“历史终结”的话语并没有阻断生活的巨流,我们“依然在路上”,“弯道上的中国”正以独有的方式对这个历史时刻作出积极的回应。在个人、群体、阶级阶层趋向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同时,社会对共同性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强,制度创新和意义创新能够推进利益的共同性和意义的共同性。这样,越过弯道的经历将化为社会和谐的推动力。

关键词:大写时代;建构与解构;社会共同性;制度创新与意义创新

 

回视现代性进程,可以看出19世纪和20世纪各自的独特个性:前者以建构 “大写时代”为己任,后者则以力促这类“大写”的终结为标志。这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页展示着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性——它的壮丽、美好、进步性趋向与阴暗、暧昧、破坏性症候,也揭示了历史过程的辩证性——原本充满希望的目标却转向了自己的反面,使起于正题的憧憬走进了反题的绝境。实践领域的这种极度反差投射在思想领域,形成了关于主体的人、知识体系、历史模型、政治意识形态等几个基本维度的论争,在独具个性的这两个百年之中,始终牵动着社会思想和学术主潮的跌宕起伏。

20世纪的后20年,随着全球秩序进入重大的调整期,思想领域中对“大写时代”的反叛也走向了极端。历尽艰辛得来的真知和成就显得荒谬了,已有的答案再度被划上了问号,严肃性的事物及意义笼罩着浓重的疑云,既有的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这意味着,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面对着一个空前巨型的历史弯道。

生活实践永远是开放性的,“依然在路上”正是当代社会学领悟到的来自实践的邀请。两个百年中几个基本维度的论争有助于我们解释以往、穿越弯道。与此同时,越是在逼近这个历史弯道的尾端的时刻,越是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但是,越过这个历史大弯道的经历,终将使我们与既往时代区别开来。

 

一、大写时代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困局

 

19世纪的这页历史中聚合了如此多的重大事件,成为这一时段的“大写”符号系列,对后来的历史行程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是人类型塑历史的伟大百年,有关作为主体的人、知识体系、历史模型、政治意识形态的主题性思想的形成、建构或登场,意味着现代性已驰入了自己的成熟期。这些都使得19世纪成了一个怎样也绕不开的永久记忆。

(一)大写的人”——历史型塑者的诞生

19世纪推涌的“大写”创举中,有关人的现代意识的充分表达成为了一系列变化的先声。所谓“人的现代意识”也可以说是“人的大写意识”,它表达了人是行动的主体,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型塑历史的强烈意愿。这种大写意识对于现代性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代性既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过程,也是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实施过程,价值目标与人为工程构成了相依不离的两个侧面:人的自由和解放越是具有普遍的意义,人也就有越有可能改造自己的生活;反过来,人越是能够规划和型塑自己的历史,也就越可能体现主体身份的大众化和社会化。就此而言,大写意识的展现也是现代性变迁的一种表征:人与社会不断从传统中“出走”,在更为现代的生存方式、生活样式、组织模式及社会秩序和制度体系之中,增进自己的自由度和解放度。

然而,“人的大写意识”却导出了种种矛盾和分裂。在实践中,现代人远远没有使“大写的人”成为普遍的和共享的,而是把自己区分成了两个不同部分——大写的、主体的人与非大写的、非主体的人。大写的、主体的人是历史的真正主角,他就像一个伟大的船长,确定航程、执掌航向,总是以坚韧的意志与自然抗衡并取得胜利,引领他的水手们抵达胜利的彼岸。在现实中,这种主体身份的大写的人是行动的先知,是具有完美理性的立法者,代表着人类的普遍利益,能够决定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正确的决策,许诺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民主、平等、进步等等。而非大写的、非主体的人在文明进程中没有显著的地位,他们的行动是由“大写的人”来作出决定,他们常常处在现代社会的边缘,是大写的人的配角或辅料,等待着支配和型塑,他们的存在意义仿佛只是印证大写的人的主体性。

所以,“大写的人”表征了现代社会体系的不平等,诸如主体与客体、强势与弱势、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以及尊卑、贵贱等等这些区分,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规则、制度及社会基本结构和利益关系中的深刻矛盾。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中的两大阶级间的对立,正是这种矛盾的经典而具体的缩影。马克思曾以阶级和异化理论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劳动的分裂和人的本质的分裂,劳动者的非人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己性,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正因如此,在现代性过程中促进“大写的人”的大众化和社会化,使之成为社会成员的共享权利,始终有着深沉的意涵。

(二)“大写的理性”——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

随着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异邦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文明”轨道,理性也随之步入了“大写的”过程。这是科学技术跃进式发展的世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新技术不断发明并在机械、制造业、工程、建筑、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应用,形成了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着西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理性走向大写。在自然科学上,牛顿力学的成就提供了“大写理性”的第一个楷模,人们由此相信对自然界的完备认识指日可待,人类将因此抵达自由的彼岸。在社会科学上,康德哲学为“大写理性”的代言,刻画了一个整体性、连续性、有规则的现代社会的趋势和目的地,这一思维路向对西方社会科学始终有着深刻影响。后经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努力,到19世纪初期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哲学陈述,绘制了人类社会走向以自由为终点的总结局。其他社会科学的新兴一族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也在高等教育的学科体制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大写理性”中隐含着这样一些假定:一是客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客观效果的想像。由于科学技术发挥的对自然的认识、改造和控制的功能,激发了对人类理性的崇尚之风,人们坚信终有一天可以穷尽这个世界的客观法则,建构出完备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一理性模型将为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提供充分保证。二是主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主观能力的想像。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很长时期)人们相信,“真知追求的永远都是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i][2]]。这一信条忽视了,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是知识的内容之一,对不确定性、有限性、偶然性的探索和把握也是获得真知的途径。理性本身的这一盲区是后来知识困局的重要原因。三是最大化假定,这是对理性的实践功能的想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人假定、市场崇拜等可以说是很典型的表现。经济人假定、市场崇拜中隐含了人及其行动的完全理性,主张个人在实现自我利益时能够满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竞争、效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新自由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其四是价值中立化假定,这涉及理性的道德优势的想像。很长时间里,新兴社会科学几乎都有把自己打造为“科学”的梦想,它们以自然科学为摹本,以价值中立为主则,力图把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真与善截然分开,主张社会科学研究要拒斥价值倾向,像科学那样只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和陈述。由于价值中立隐蔽了自身价值取向,具有超然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假象,有的人误以为这样就意味着自己的观点更科学,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更有道德优势,自己的准则可以作为评判一切的尺度。“大写理性”的这类假定引导出了西方思想和知识体系中的一些重要传统。

(三)大写的历史”——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

所谓“大写的历史”是对于人类历史的一种叙述,它力图阐明以自由为最终目的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真谛”。这实际上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学者构想的一种历史模型,其中贯穿着一些重要的前提假设:自由人——人生而自由,历史是自由的故事,自由人将为此不惜殊一死战。自由终点——“历史终结”是自由历史的题中之义,自由目标的实现“必然会推动历史走向终结”(福山)。普遍性——自由是世界上各地区、社会、民族和文化的共同归宿,不同的历史进程及其个别事件只有与这一终极或目标相联系才获得了意义。单极思维——自由历史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特征,西方社会为非西方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典范,通过征服、改造使非西方社会汇入这一历史趋势。

这一历史模型成为“大写”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其重要变化如阶段描述,康德曾假定历史的发展将以自由为终点,但要经历漫长的进步。黑格尔论证了历史是自由意志的自我展开,经过了东方、希腊和罗马阶段,在日耳曼王国中最终完成。孔多塞阐述了历史的10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将实现财富、地位、教育平等,为自由提供保障。孔德则主张历史的3阶段论,第三个阶段是科学与工业的时代,而欧洲工业社会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再如方法改造19世纪的社会科学崇尚实证方法和价值中立原则,历史学也倡导史学研究要摒除主观的偏见,“如实地书写历史”(兰克),以经验性资料作为证据,从具有直接续发关系的历史事件中归结出因果表述。研究方法的转向导致了一场“史学革命”,由学者们建构历史模型也发生了转换,从思维中的“应然”变成了外在过程的“实然”,具有了客观化、科学化的特征。又如历史叙述的超历史性,在以自由为终点的历史模型中,非西方社会的情节和事件被滤掉,形质万千的地方叙事和话语被排除,对局部社会过程的历史叙述也就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性”,从“非历史的”绝对优越地位上来俯视、把握人类社会的进程和走向。西方的历史叙述完成了向“世界普遍史”的转变。

“大写历史”反映了西方几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迁。现代的开启打破了经济与乡土社会的共生状态,市场摆脱了传统习俗经济的束缚,竞争取代了自给自足和互惠原则,资本、效率、利润、剩余成为了追逐的目标,经济和市场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殖民”,最终“社会变成了经济体制的附庸”(雅克·阿达)。显然,自由的理性人挑战自然和同类,自我利益最大化、对强者的追求和对弱者的征服,以及整个社会屈从于市场制度,迄今为止仍是这部自由历史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ii][3]]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大写历史”引导的对人、对历史的一种错觉,也启示了我们进行自由历史重新探索的必要性。

(四)重大政治意识形态的登场

意识形态及其竞争是现代性的另一伟大创举。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个人及群体的异质性增强,社会利益结构、资源配置机制、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人事配置等的重大变化,不同个人及群体的损益、得失的逐渐积累和固化以及贫富差距等,公平和正义问题愈益凸显。此一过程培育出了多种多样的政治主张,表达不同社会群体、阶级阶层及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这些政治主张所提供的不同社会改造方案、制度安排、体制设计等,提升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和论证,形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发展,催生了政治党派的相互竞争,推动了社会信念体系的现代性变迁,所有这些都促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生态现象。其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

19世纪是重大意识形态政治化的关键时期。在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开始发轫或发展。1848年欧洲大规模的民族和民主革命,推动了政党及其政治斗争的成熟,西方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的斗争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沃勒斯坦如是认为:19世纪兴起了三大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称这三种意识形态的诞生及其相应立场的政党的创立都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iii][4]]

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反映了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过程,一直是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潮的主流意识。它强调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个人利益的实现即保证了社会利益的实现,极力论证自由人对自我最大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中,自由主义推行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对政府干预持批评立场,在最初的经济自由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的全面论证。保守主义维护传统的利益结构、权力制度及其社会秩序。在19世纪,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及社会方案主要以“民族精神”、“精英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为表现形式,倡导“精英民主”,对大众民主进程、社会平等要求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社会主义是对资产主义社会及其基本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行质疑、批判的产物,在16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基础上,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经过了理性化、理论化过程,使自己的批判性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的广为传播,使得社会主义发展为对现代社会深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意识形态。可见,19世纪的一个特殊贡献在于:推动着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断走向“大写”,使之成为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传统资源,并对现代社会发挥了持久的影响。

19世纪创制的系列“大写”中,“自由”的迷影随处可见。关键的是,如果自由离不开强弱的区分、利益的博弈、强者的对决或纵横捭阖,它无非是市场、竞争、利润、效益及最大化的另一表达,“自由”的原意——自发的、自足的、绝对无条件的行动前提——也就不复成立。可见,即使理性制定了“何谓自由”,仍要由实践来回答“何以自由?”正因如此,康德——系列“大写”的重要理论奠基者,曾以罕见的智慧看透了“自由”概念中的二律背反:自由既是自足的也是非自足的,既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同时意味着成立与不成立。自由的悖论折射出人类历史及现代性所内含的自相矛盾:历史的荒谬往往表现在欲正却不能、欲邪又不可,在实践过程中亦正亦邪,于是建构与破坏同生、创造与毁灭共存;现代性也在正题与反题之间不断选择、游走和穿行,面对这种绕不开的两难一再触礁——本想拥有自由却毁掉了自由,本想实现民主却盗窃了民主。康德的极度忧虑是有理由的:如果自由的自发性、自足性不成立,即是“纯粹理性的无疾而终”,也就是人类行为“自由”根据的无疾而终。这位启蒙巨擘的思考已经穿透了未来历史的幽深迷雾。擎起“大写时代”四维之中的悖谬已为下一个百年的离经叛道播下了种子。

二、大写时代的衰落与现代性的绝境

走进20世纪漫长而艰难的岁月,现代性的重大剧目不停地轮番登场。全球社会被撕裂之后又被重新组合,经济全球化伴随着资源争夺的白热化,社会运动和社会矛盾也此伏彼起。沉重的代价使社会进步与社会的苦难和文明的灾难汇成了一体。不过,“自由的理性人”依然故我,由于成功反而更加欲壑难填。社会思潮也因之出现了根本的逆转,从“大写”的建构转向了“大写”的解构。以上世纪的巨大四维作为反叛的基础和路径,20世纪的怪杰们铺开了一条逆行的轨道。

(一)的终结——福柯的寓言

在福柯看来,“人”这一“怪物”在历史中的登录是一个大事件:文明辨认出了现代性,知识分类学的重建构成了一个排列的图表,劳动与匮乏、人口增长与过渡,市场、货币、土地、财富,习俗、伦理、法律、产权制度等符号和思想的运作,打开了人文科学的空间,划定了现代人能看、能说之间的独特关系,也制造了物与词、看与说的永恒紧张。福柯断言,肉体的、能劳动、会说话的人只是现象层面;能把自己的思想置于语言的褶层、能看能说且处于话语中心的人,才是实质性的存在;话语装置包含着知识与权力的暧昧关系。从知识年代学的考证可以揭示“人”及其制度、体制、法律、管理等等。

所谓“人”特指权力主体、“大写的人”,他的对面是非主体的人。福柯用理智人与疯狂人的寓言来刻画两者的关系:理智的人以理性的名义发出秩序、道德约束的要求,实施匿名的集体压迫,他们派去医生来解救(实际上遗弃、放逐)疯子,精神病学是以科学话语表达的理智人的独白。从此,疯狂被压抑、遗忘,在历史的边缘漂荡,它没有讲话的主题、没有交谈者,哽咽在喉的煎熬把它变成了“烧焦的意义的根”。福柯主张,现代思想有义务去重述历史,揭露“人”造成的缺憾、焦虑和罪恶,而这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到斯宾格勒的一个思想主题。他断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iv][5]]

无论是理性上还是实践上,福柯都宣判了“自由”的无疾而终。他如是认为:法律永远由非法行为所建构,法律允许某些非法行为并使之成为特权,容忍一些非法行为作为补偿或为统治服务,而禁止、隔离另一些非法行为[[v][6]]。所以,法律本身即是非法的,是战争的替代物;现代社会的权力、秩序、法律以及道德戒律都是缺乏理由的;意识、精神、文化现象都不过是一些偏见。福柯的逻辑把批判引向了极端,为了将现代以来的全部是与非彻底颠倒过来,他永远站在一切现行权力、体制、秩序、规范甚至法律的对立面,永远对现有主导性的思想、判断和话语采取否定的姿态。事实上,福柯选择了一种极为安全而有利的立场,一种经济、便捷且成功的生存方式。尽管福柯并没有说明这一点,但他以行动为某些后继者开创了一个范例。然而,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权力、体制、秩序、规范、法律,特别是宽容、开放、文明的精神与自由、民主、和谐的本质这些现代人矢志不移的目标,不会有福柯的成功。可以说,福柯表现了一种既深刻又肤浅的矛盾的集合:他的深刻在于以极为独特的方式揭示了自由与限制、法律与非法、协调与失调、和谐与失谐的相反相成;他的肤浅在于打碎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他本人)思考和行动的依据。——福柯就是这样一个同时坐在矛与盾之上的精神国王。

(二)知识和真理的“终结”——利奥塔的重创

利奥塔的论题可以看成是福柯对现代知识体系迸发出一连串“大笑”的一个回音[[vi][7]]。福柯以考古学方法来揭示知识和理性缺乏稳固的根基,对知识和理性的彻底颠覆则成了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工作。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质疑,所谓“元叙事”即指阐述现代知识、文化、社会制度的合法化,及社会进步的基本理论。利奥塔看来,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大叙事”(great narrative),所有的现代叙事“都把事件所提供的素材置于一种历史过程之内,这种历史过程的终点被称为自由”[[vii][8]]。他断言,“元叙事”已经过时,正在失去它的功能部件,即它的伟大的主人翁、巨大的危险、美妙的航程和宏伟的目标[[viii][9]]。因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论述“元叙事”合法权力的衰亡。

利奥塔从“元叙事”中解构出思辨叙事、解放叙事、科学叙事、技术叙事等一组“现代叙事”,展开了对知识和真理的批判。科学的批判:科学是一种话语“霸权”,它以特殊规则的语言游戏排斥其他话语,把其他话语降低为表达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化偏见的“意见”,以权威的、价值中立的、非意识形态的真知及文明和进步观念的代表自居。技术的批判:技术叙事是对科学合法性的证明,它以金钱和财富为基础,以效率为游戏规则,实力是惟一真实可信的目标,正义也因此得到了证实[[ix][10]]。技术叙事将科学的语言游戏转换成财富的语言游戏,建立起了科学与财富、效率与实力、真与善的联盟。知识的批判:科学不仅自己缺乏合法性,而且带领其他知识语言“一头栽进胡言乱语之中”,这种状况导致了知识的腐蚀和危机,使学科的边界不断变动和消失,甚至使大学失去了其合法化的功能。真理的批判:真理被置于科学话语的中心和知识等级的塔尖,以惟一的标准、准则和一致性压倒了弱势话语,扫除了差异性和多元性。所谓真理就是一种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以貌似客观的话语来体现权力主体的意志,使社会群体区分为不同的“话语共同体”,制造出“我们”、“你们”、“他们”之间的鸿沟。

利奥塔的论点对知识和真理造成了重创,对现代性的价值信念形成了深度震撼。他以“奥斯维辛的集中营”象征现代性,竭力证明科学和知识之危机的根源并不限于其自身,而是在于整个西方现代性,其结果是“一度衰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重新部署”[[x][11]]无法挽回的。他倡导以所谓“异教主义政治学”展开多元政治的游戏,来反抗正统权威和现行体制。然而,对任何可能的行动标准或准则的否定,使他的批判显示出极端的破坏性。在对现代性造成连续打击的同时,他的批判也褪变成一堆持续而混乱的反复发作。所以,当他把现代性送上终点之时,也断送了自己论点的合理性。

(三)历史的终结”——后历史的到来还是旧历史观的终点?

20年前,在前苏联、东中欧诸国的变化中社会主义阵地大范围沦陷,这场剧变导引出了历史性转折:30余年的冷战结束了,东西两半球合而为一,市场化经济进入了全球化进程。这一激起了有关“大写历史”的不同想像,在“大写历史”被添进了新的话语和图表的同时,对“世界普遍史”模型的批判性反思也创出了一个新高。

福山表达了对这一新时势下的话语亢奋。尽管对“历史的终结”使他在东西方一举成名,但事实上他只是再度复述了“历史是自由的故事”。他比喻道,整个人类就像一辆辆马车,在同样的道路上奔驰,朝向同一个目标。“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因为马车与马车之间是非常相似的[[xi][12]]。他高调拒斥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各地区社会及民族的差别、价值准则的分异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导致的人类同质化,将使这类差异成为历史和文明遗产。福山强调,历史必然走向终结,这是从基督教开始的所有世界普遍史中的“题中之义”,它赋予了一切个别的重大事件的潜在意义[[xii][13]]。与基督教不同,福山把最后审判日的超度定为自由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普遍实现。这个原则也是区分现实中“历史时间”与“后历史时间”两重世界的标准,前者是混乱、贫困的“历史世界”,后者是“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的“后历史世界”。这类话语使人们再次有机会重温了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等殖民时代划分的记忆。

全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贯穿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世界普遍史”提出了挑战。全球主义者指出,这一历史模型是西方大权在握的知识精英提出的一种话语,旨在建构自己社会的认同,而且也建构其他社会对西方的认同。现代性之全球进程表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视为是沿着西方的方向前进,当今世界是“一个由全球情景定义和社会自我定义构成的场”,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多的全球范围‘现实性建构’(reality construction)画面”[[xiii][14]]。全球化进程的分析视角大大锐化了20世纪新史学流派批判的锋芒,其重要人物如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以及新史学派中的年鉴学派,表达了对“世界普遍史”模型的深刻质疑。

后现代主义者更为激进,他们对世界普遍史中的基本预设给予了全面的“解构”。他们认为,以往的历史聚焦在统治者、决策者,充满了贵族式的偏见,把平民大众推到了史学的边缘。应当重新审度历史,重视作为生活史、大众史、文化史的历史,运用多元认识框架来叙述日益分化和多样化的人与社会。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性视为话语精英编制的宏大叙事,他们主张“碎化的历史观”,一般拒绝连续、一致、有序的历史图景,更为关注历史过程表现出的差异、断裂、混乱。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包含着真知灼见,许多也未必经得起“再解构”。现代性毕竟承载着民众对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的期盼和追求,不断推动着人的主体性的普遍化、大众化、平民化。因而,领袖来自民众、精英起于微寒、历史由人民来行动和书写,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基本事实。这种领袖与民众、精英与平民、人民与历史之间越来越凸显的某种一体性,他们共同推进自由、民主、和谐趋势的努力,当然值得现代史和当代史郑重对待和书写。

(四)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20世纪的运行轨迹呈现出剧烈震颤: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了社会主义从理想走进实践;二战及战后,左翼力量持续壮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异常迅猛;世纪末,苏东社会发生剧变,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有史以来的低谷。政治意识形态上随之出现了三次历史性摆动:左—左—右;并汇成了两条主线的来回拉锯:自由主义的波动与社会主义的起伏。我们由此可以刻画出一幅基本的政治图景——这是一个“为主义而战”的世纪,在百年征程的末端,还留下了一个“主义终结”的悬念。

福山主张,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当历史走到尽头时,自由民主便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强劲对手[[xiv][15]]。在他看来,“历史的终结”即是“社会主义的终结”,1989年便是自由主义胜利的历史标志。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已经退出了历史,主义之间的“对话”也不复存在,唯一剩下的是资本主义的“独白”。然而,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人主义加剧了竞争和垄断,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化趋势频频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推动了自由主义阵营的自我反思。如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认为,着眼于更为长远的历史前景,从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并没有看到自由主义的观念和制度普遍胜利的先兆,反而可能是西方衰落的前奏[[xv][16]]。索罗斯的看法是,对作为开放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这个社会本身——“自由放任的对自利的追求”。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尽管在创造财富方面资本主义十分成功,但不能依靠它来保障自由、民主和法制[[xvi][17]]。福山本人也从“历史终结”的极端立场步步退却,认为美国社会信任和社群生活的衰败从社会的大量变化中得到证实,美国人缺乏与周围人共享价值观和群体的观念[[xvii][18]]。美国社会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文化里,违反成了唯一保留下来的规则,必然导致“大分裂”[[xviii][19]]。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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