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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  
  作者:杨敏    发布时间:2009-01-1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

杨敏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的“近30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之一——“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笔者承担了其中的第一章“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的撰写。因丛书的篇幅所限,笔者在完成全稿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压缩。也就是说,本文是“中国社会学30年”中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较为翔实的文本。

在时间跨度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直至目前。在发展过程方面,笔者将30年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社会学恢复重建约至上世纪末期,第二阶段约从本世纪以来至今。应当说,这种划分的依据主要并不在于时间,而在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内涵和形式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30年回顾,对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也许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认识,即它的前导和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几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理论研究往往形成一种前见和先声,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大领域、主要分支领域、应用研究或专题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回顾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更逼近某种真实,从而把握它的成长过程,它的特点和品质,它可能的未来趋势,以及它现有的不足和偏差,等等。

应当说明的是,笔者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是一种历史含义的文献。因而在资料的选择上,笔者强调的是对第一手文献的把握。在所涉及的各专题内容中,着重采用的主要是相关研究者本人的文章或著作,而不是使用其他研究者的引述、评论等。此外,国内学者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学30年”中另有专文阐述,不属于本文的内容。还应补充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的进程,内容丰富、文献浩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的研究成果涌现,笔者因个人的目力所限未及全面周详。如有疏漏,也请各位读者见谅。

一、恢复重建至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动向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约从1979年到世纪末的20年间,是中国社会学理论重新奠定基础和快速推进的阶段。从理论研究的关注来看,主要是在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结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构建等其他方面。这些重大题材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展开,产生了一批丰硕成果。

(一)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

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之始,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构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组课题。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学基本问题。

1.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曾先后出现过三种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三个层次(一般社会学、特殊社会学和个别社会学)中的第一个层次“一般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经过讨论,社会学界大都采取第三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它指明了社会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中国的社会学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一元性),同时,指导和被指导是双向的,互补的,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下的社会学具体的研究材料、研究成果、反过来又会促进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1]

2.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社会学的性质问题是对社会学学科认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肯定了社会学的科学性、价值性与综合性。从科学性来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是能够在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用科学方法揭示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规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抱着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社会学。从价值性来讲,社会学的价值性关系到“社会学能否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家应扮演纯粹客观的研究者,还是积极参与者的角色?”等问题。对此,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看法存在争议,“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人赞成‘价值中立’的提法;有人则主张‘实事求是’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既包含了价值中立包含的客观性要求,又能避免‘价值中立’在理解上的分歧和矛盾”。从综合性来讲,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社会学的综合性。一些学者从人的行动及其互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构成和变迁,认为社会行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综合;一些学者侧重从社会学兼有多种学科特点、涉及范围广泛上来看待社会学的综合性,它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单科性社会科学,而是全面广泛地涉及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各种人际互助关系;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方面都以不同方式发生联系。总起来说,“社会学的综合性是较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低的综合性,是特殊意义的综合。”[2]

3.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关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社会学恢复以来出版的几十部普通社会学教科书、专著以及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的大量论文都对此作出了贡献。概括而言,对社会学总体结构的划分,社会学界存在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全部社会学知识可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大类,费孝通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编写的《社会学教程》便是以这种观点为线索安排体系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社会学的总体结构应分为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两大部分,采用这一方式来安排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以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其前身为《社会学概论新编》)为代表。

也有一些学者针对西方社会学目前所处的一种二元分割的理论困境,提出了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学理论的主张。盛少波认为,社会学要走向统一,必须超越经典研究中的二分性,即摒弃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对立和分离开来进行分析的做法,运用当代科学的相互作用的原则,对同时体现了个人与社会,因而同时包含了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相互作用的“共同实体”即个人的社会活动进行整体动力分析。盛少波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分别强调和研究不同方面的各种理论派别辩证地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成为可能[3]。这里作者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但能否落实、如何落实,需要有具体的成果来体现。事实上,不能把前两种观点理解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对立或分离,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应用、微观与宏观等可分性的前提,正在于它们是相互联系的。

4.社会学研究对象

社会学对象问题是社会学学科中至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关系着中国社会学的自我定位、发展前景和社会功能。有学者指出: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以及后辈社会学家力图明确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4]。正因如此,从社会学恢复之始至后来的一、二十年里,围绕着这一问题发生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仅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有关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就出现了数十种之多。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如“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郑杭生),“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费孝通)。也有学者主张,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杨心恒等);社会学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及其形式(庞树奇);社会学是通过人们社会行为的分析,研究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不同社会领域的表现形式(苏国勋)。有学者认为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方式的,也有学者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与其他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研究一定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等等。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学学科及理论基础出发,对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原则等进行了讨论(雷洪范洪)。

在这一问题上,苏国勋与郑杭生之间展开了讨论。苏国勋认为,郑杭生的“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观点,是从社会学的研究任务或目的的角度而不是从对象本身的角度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个界定引入‘良性运行’这样一种含混的、带有主观评价意味的概念,使人们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质的认识带上价值判断的色彩”,“只能会使科学蒙上主观信仰的色彩,最终损害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不仅使社会学带上人类中心的目的论色彩,而且会在实践上引出许多理不清的麻烦”;“‘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这一提法侵犯了其他几门社会科学的世袭领地”;“这个定义套用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上,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看法”;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格格不入、截然相反的”,等等[5]

郑杭生的回应主要是,在他本人的定义中,“机制”和“条件”即指研究规律性、实质性的东西;目的、任务只是实质性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凡科学都研究规律性,不同的科学研究不同的规律性;社会学正因其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而与其他科学不同,因而并不存在侵犯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世袭领地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定义也不能做到一点目的都不包含,可以说社会学定义是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统一,譬如苏氏本人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般规律性”这一定义,也暗含着为了认识和改善社会结构和过程这样的目的。并指出,不能将“社会良性运行”视为“主观的”、仅仅适用于将来的“预设”,因为“社会良性运行”既可以用来说明过去社会的客观运行状况,也可以用来说明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客观运行状况。同时指出,广义地说,社会学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显然不可能“以狗类、猫类或物类为中心”;“社会学定义或明或暗地包含着价值观,不可能一点‘价值判断意味’也不包含”,比如苏氏的社会学定义中“研究社会结构”,本身也暗含着“社会结构是重要的、研究社会结构是有巨大意义的”等价值判断。并认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和价值中立二者都是规范性的东两,因此本身就是价值观”。郑杭生的另一个观点是,应当给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新的说明,根据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批判性形态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维护建设性形态。同时,对于不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借用马克思批判旧世界强调“要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观点提出了疑问。[6]

进入90年代以后,有关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仍在继续。如杨心恒、刘豪兴修改了以前提出的“社会学是探求人们社会行为规律的科学”、“社会学是综合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的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7]。有学者将社会学定义为“从群体、个人和文化的角度出发围绕人和社会进行研究的科学”(肖宁灿)[8]。也有学者对以人与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以及其他两种代表性观点即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与“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进行了评析,认为每种观点都有各自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内核,也都存在某些不足(谭明方)。[9] 

总起来看,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是恢复重建初期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本身提出的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学重建的步伐。

5.关于“价值中立”问题

有关“价值中立”的讨论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表现出较明显的分歧。有学者分析了价值中立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价值中立论在理论上割裂了真理和价值、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否定[10]。也有学者主张,科学是关于经验世界的非个体的普遍有效的知识,社会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当然应该采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研究原则——价值中立原则[11]。还有学者作了深入地思考,如司马云杰指出,在西方文化中,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是割裂的,而中国文化的价值论与知识论是相互统一的,中国不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都不能片面地追求目的工具合理性,而必须把价值合理性放在重要地位,努力实现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信念道德与责任道德的统一与一致[12]。侯钧生认为,西方社会学家总是把价值立场与主观随意性混为一谈,认为价值立场介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必然损害它的知识的客观性。社会学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不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进入科学研究领域,而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与特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能保持一致。韦伯的这两个原则根源于主观主义认识论和相对主义方法论基础,都带有“乌托邦”性质。[13]

在价值中立的论题上,一些学者之间也发生了较为集中的探讨。如80年代末,有学者对郑杭生、李强提出的理论综合研究的长处之一是“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凭借丰富的经验、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理论水平对社会运行作出定性的评价与判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段话是欠妥的”,因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本应不具有任何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偏见,不带有任何价值偏向,并援引了韦伯的“价值无涉”的论点,将之视为社会学家都遵循的原则[14]对此,郑杭生等认为,主观能动作用可以正确地发挥,也可以错误地发挥。其分界是是否尊重客观事实及规律;实事求是就可以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反之,无视客观规律性,甚至把发挥主观能动性理解为可以进行主观臆造,就是错误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指出,要把韦伯的“价值无涉”真正贯彻到底,就要对一切价值保持中立,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价值无涉”这种价值观本身。而韦伯一方面坚持“价值无涉”,同时又坚持这种“价值无涉”的价值观,这在逻辑上和理论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可称为“价值无涉”的悖论。[15]

90年代中期,有学者对郑杭生批评价值中立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主张社会的价值立场同科学的价值立场不是一码事,郑杭生教授在批评价值中立的思想时似未分清这种区别,因而认为价值中立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谁只要坚持价值中立,谁就无法摆脱这个悖论”。并主张,价值中立不仅是可能或可行的,而且是有巨大的意义的,对于我们克服华而不实的学风、保持一种理智的谦逊、走出乌托邦,也许正是一剂苦口良药[16]。郑杭生在回应中指出,“价值中立”只是对科学性、客观性的一种很不确切、很蹩脚的表达,绝不象所说的那样有益无害、完美无缺;“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并指出,“价值中立”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17]

回顾这一时期社会学界关于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我国社会学理论逐渐

 
  责任编辑:de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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