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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者的足迹——晏阳初和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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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恩荣 发布时间：2007-10-11 信息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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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两位著名的大教育家深广地影响于海外，并被誉为世界的伟大名人，这就是两千四百年前的孔夫子和今朝的晏阳初先生。孔子为中国人老幼皆知，而晏阳初先生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却鲜为国人所知。
晏阳初先生（1890-1990），名兴复，又名遇春，家人称呼云霖，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四代书香家庭。五岁启蒙，入塾就学。十三岁时离家赴阆中县中国内地会创立的西学堂求学。十七岁入省城成都一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十九岁赴香港圣梯芬孙书院深造，次年转升保罗书院。1916年夏，他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半工半读。在学习期间与纽约市华埠首先创立基督教党的许芹牧师结识，后与其次女许雅丽相爱。1918年夏，他在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即束装赴法国战场，参加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工作。
在法国普蓝（Bonlogue）设立的战地服务中心，他为当地五千华工做代写家信和翻译、传达、代购物品等工作。在工作中，他发现工这些被西洋人轻侮和蹂躏的“苦力”，并不愚笨粗鲁，只是由于贫穷和缺乏的机会而不误字，他们虽然很苦，但却蕴藏着无限的伟力即“脑力”。为了开发其脑力，他首先创办了华工识字班。他自编的常用汉字《千字课本》，富有简单化与生活化的特点，十分适应华工的学习需要。通过误字班的三个月教学，成绩显著，由此很快得推广，形成识字运动。一年后，仅在法华工的二十万人中就有38%的人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书写家信和阅读由他创办的《华工周报》。通过这些活动，他获得两项珍贵的发现：一是中国诚实质朴的农民智慧能力强，只可惜缺乏读书求知的机会；一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是这样愚昧无知，完全不认识自己多数同胞的“苦”与“力”。因此他下决定决心，在返美完成学业回国后，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教他们读书识字，使他们有扬眉吐气、发扬才智的机会。
1920年7月，晏阳初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即开始准备回国。8月抵达上海，目睹阔别八年的祖国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各种状况，深感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他认为，平民问题和军队问题为当时中国两大难题。国内文盲众多，国民素质低劣，代议政体封锁无法实现，贪污腐败的官僚政体继续存在，社会经济没能改善，健全的舆论无从建立，以上种种乃为内乱外患的根源。因此推行平教育，启发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国家观念，是当务之急，必须迅速发动。自此后，他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勃兴的民主教育和平民教育思潮的大势，走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积极参与蔡元培、梁启超、蒋梦麟、陶行知等到人倡导的教育改革运动，先后在长沙、烟台、杭州及武汉等地宣传平民教育，推动城市平民识字运动。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不久，就有18个省及32个市相继成立了平教会分组织。晏阳初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为了开展平民教育，平教会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实验区，进行家业教育、农民研究和农村调查等主要工作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居定县，平都会总机关与全体成员用家属也同时迁往定县。数百名知识精英分子，包括许多博士、教授、大学校长，为了探索一条用教育改造社会的道路，离开生活舒适的大都市，走向条件艰苦的乡村，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在不断社践和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立了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手段，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进行和整体推行为特征，以提高大多数农民的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为奋斗目标，以从根本上铲除“愚、贫、弱、”四大劣根和救亡图存、建立一个新中国为理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教育模式——“定县实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定县沦陷，实验工作初迫停止。随之，平教总会人员一部分投入筹敌斗争，一部分陆续迁往长沙，在湘西南继续进行实验。1940年，晏阳初在重庆成立中国乡村建设才院，担任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院扩充为乡村建设学院，成为平教总会的工作中心。1949年月11月，晏阳初赴美国定居。从50年代起，他致力于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先后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访问考察，指导各国平民教育运动，受到各国政论和民众的欢迎。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人类四大自由原则。当时，晏阳初指出“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尤关重要，这第五项自由乃是前四项自由的基础。美国名流学者非常赞赏他这第五项自由的提示，国际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女士（Pearl S·Busk １８９２——１９７３）特请晏阳初口述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矣心得，撰成《告语人民》（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一书，强调全球三分之二人群都陷入文盲、疾病、饥饿、虐政压迫下，哪有世界和平可言，必须应用中国平民教育经验经验推行亚洲、非洲、中南美洲各地，逐渐改善这大多数人的生活，才可免于战争。１９４５年联合国正式成立，其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基本教育计划，即渊源于此。１９５２年，晏阳初经平民教育运动国际委员会推派前往东南亚及中东各国访问考察，他发现菲律宾各种条件比较适合，若干机构及学校早已采用“定县实验”方案。大些基础上，他在当地人的协助下，并经过平民教育国际委员会讨论决定，协助并指导当地组织菲律宾乡村改造促进会，同心协力以“定县实验”为蓝本，结合菲律宾国情，并在技术上加以调整推行工作。由于成效显著，鼓舞国际热心人士进一步支持赞助他在菲律宾马尼拉南郊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ＩＩＲＲ）。该院主要任务是：“实地工作研究、国际培训、国际推广”。１９６７年，这所学院正式建成，二十年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成为进国际乡村改造实验的中心机构；晏阳初成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和宗师。联合国、美国及亚、非、中南美洲的人士赞扬晏阳初生平努力的理想见诸事实，将四十年珍贵丰富的乡村改造方案及经验提供给全球各国，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又一项新贡献。
晏阳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世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和实践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家。他的思想理论集中地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和教育实践的经验部结及其论著和其它文件中。概括其思想观点，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 不仿古、不仿欧，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体系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社会独创的一种教育体系，它与近代中外教育史上所称的贫民教育概念迥然不同。它不是以慈善为怀的施米施粥的贫民教育；不是为少数人专有的“贵族教育”；不是欧美式的成人实习教育；也不是社会教育的别称。平民教育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的，为全民所有的一种新兴教育。它既不仿古，也不仿欧，而是一种空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运动。
晏阳初在回顾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历史时指出：“现在的‘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的拿来借用。”他认为学习外国是必要的，但不能东拼西凑，而应当有独立性、选择性，要把中西的学问融化在一起，应用到人民生活中去。他认为教育要根据问题定方针，不能不问病源乱吃药。中国的教育家要自尊自信，要有自己的哲学，走自己的路。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病源在哪里？救治办法又是什么？“五四运动”前，晏阳初在法国举办华工识字教育时，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对华工的轻侮与蹂躏，痛感到“苦力”和“苦”，同时也认识到“苦力”的“力”。回国后，他看到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不受教育不知社会情形；社会腐败，而多数贫苦人民只能淡漠旁观。他认为中国正患着瞎、聋、哑的病。救治这种病症的办法就是“多在平民教育上做工夫”，“万灵丹就是在读书识字”，指出“这个现任完全在教育界”。他期望五年之内能在全国普及识字教育，否则国家将会“主权旁落”。他说“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教育界可以支配中国。支配前途，改造社会。”正是这种“教育界国论”的信念，使晏阳初毅然放弃了专心攻读的政治学专业，决心不走升官发财的道路，不上政治舞台而投身于平民教育，并把它作为自己矢志追求并献身的事业。他说平民教育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教育机会平等”的意思。由于社会制度的不良，剥夺了多数人受教育的机会，使得人们本来平等的人格显出了高低上下之分。他相信“在社会组织未经改良之前，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藏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这样，人格不平等的原因就可以消除了。”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民的“脑矿”未开，平民教育就是开脑矿最简单最适用的工具，它是为在国家教育系统上不占位置的二万万以上的青年与人文盲创造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是“民主国家里最重要、最正宗的教育事业”，“在中国现状之下，比较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义务教育还更重要。”
1924年以前，晏阳初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称“平教会”）的工作重点是城市平民、士兵和妇女识字教育。后来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平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不顾及农民的平民教育算不上是整个的平民教育。为此，平民教育运动由城市为重点转向农村为重点。以后又经过1924年至1929年在保定地区、京兆、清河、获鹿以及定县翟城村的试验与社会调查，晏阳初对中国社会问题与平民教育的性质、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教会逐迁往定县，开始了定县实验的一具新时期。其后，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逐步完成了由误字运动到农村建设的重大转折。关于这一重大转折，晏阳之前是这样认识的：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与封建传统的压迫，中国整个国家是陷于不宁和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乡村的踊产与广大农民的衰老、钝滞麻木和种种退化现象，就使社会面临着一个“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问题”。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所以结果也就逼上了乡村建设的一条路。在这种情况下，平民教育如果还仅仅停留在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上，而不去提高他们的觉悟，不激发他们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的信心，不给予他们使用工具的机会，不顾及他们的生计，那么平民教育对于农民与农村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乡村建设是平民教育的一个新阶段。它要求将改造人与改造环境结合起来。在这里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各种改造、建设的成功，都需要经过一个教育的过种程；教育成功了，一切改造与建设才有希望。
（二） 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成立时，宣布“除文盲，作新民”为其根本宗旨。晏阳初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我们内受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和新潮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良谋”。他认识到二十世纪的世界是民族智积的战场。中国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但其中三万万以上是文盲，这些同胞名为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如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为了使民族能生存于当今智识竞争的世界，并对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只有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尽心竭力以平民教育为天职。“……力恶不出已，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唤醒旧邦人，在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平教运动的宗旨体现了晏阳初从根本上改造人的主体思想。早在欧洲战场时，他就发誓毕生为劳苦大众服务，要为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而献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直是主宰他从事平民教育的根本信条。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在这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必须从四万万同胞身上着手。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垫高民族的基础，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必须唤醒民众”的遗愿。因此，他认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了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
“除文盲”是整个平民教育转入乡村建设新阶段之后，晏阳初强调指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是农村运动）的使命是“它耸着巨大的铁肩，担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增减他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他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他的新团结新组织。”为什么“民族再造”的使命要靠“乡村建设运动”来担负呢？这是因为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他们身上，中国民族的优点美德要比都保留得多一些。因此，乡村运动责无旁贷要承担起“民族再造”的使命。三万万农民当中，希望之所寄尤在八千万左右的农村青年。他们是继往的好手，也是开来的良工。他们可以做救护中国的生力军，改造中国的挺进队。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什么样的教育能承担这一重任呢？中国式的古董教育和西洋式的舶来教育，只能促成民族自杀民族退化的悲惨结果，只有“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才能肩负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这种教育以“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为原则，要求教者与学者都到实际生活中历练。欧美教育讲求适应生活，而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要去创造生活、改造生活。在改造生活的实验中去培养民族的亲手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要深入乡间，从农民实际生活里去找问题材料求方法，而不能呆在大都市里蹲在图书馆里去讲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的农村教育等于闭门造车、隔靴搔痒，无补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晏阳初认为“今日中国，危亡已迫于眉睫，今日所应施之教育为最低限度最基本必不可少之救亡图存之教育。”最急需最迫切的教育有三个方面：第一，培养知识力，最低限度须培养农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第二，培养科学的生产力，更换那些老农、老圃的旧习惯旧技术，使他们明白定胜天，一切均可自已创造的道理，养成自给自养的能力。第三，培养组织能力，克服自私散漫，养成纪律生活，做到自卫自保。为了培养以上三种能力，要周密规划目标、计划与策略。教育的方式应有别于儿童教育，应采用开导的方式，即从旁给予一种助力，以此达到开发他们自身蕴藏的无穷创造力的目的。
（三） 深入民间，推行四大教育
1、 通过社会调查确定工作方针
晏阳初认为，农村建设的工作必须有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必须靠有系统的精神调查。所以，当1926年平教会在定县开始实验时，首先把社会调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企图在平民教育运动的立场上，通过有系统的合乎科学的方法，实地调查县内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教育、民俗、户籍、人口、农业、地亩疾病、商业、物价等一切情况，根据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出一套以县为单位的教育与建设结合的原则、方法技术与制度、贡献给国家社会。1933年平教会出版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李景汉编）就是这一调查的主要成果，这本书被称为是我们近代以来爱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社会学方法与技术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的社会调查的代表作。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又将此书重印出版。
通过调查，晏阳初认为，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基本的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这就是，愚、穷、弱、私。所谓愚，系指中国大多数人民缺乏知识，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所谓穷，是说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指大多数人民是病夫，根本谈不到科学治疗与公共卫生。所谓私，指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与公民训练。有这些基本问题。晏阳初提出了四种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1929年，晏阳初与平教会决定，人马迁到定县，集中人力财力作一彻底的、集中的、整个县单位的实验。
2、 推行四大教育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运动要解决上述基本问题，就要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使中国人特别是最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富有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的新民。
文艺教育，是从文字与艺术教育上着手，使人民认识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促进文化生活，并能对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有相当的欣赏与了解。为此，他们先后研究制定了通用字表（3240字）、基本字表（1320）、词表（包括平民用词、新民用词）；推行简笔字；采集选编出版了三秧歌、鼓词、歌谣、歇后语、谚语、谜语等民间文艺读物；编辑出版了三种千字课本（市民、农民、士兵）、三种自修课本、两种文艺课本以及各类平民读物五种，并编辑了农民周报。艺术方面，搜集了民间绘画，编辑了画范、图案，绘制了插图、挂图、幻灯片等，搜集研究了民间歌曲、乐谱，自制各类乐器。推广无线电广播，修筑 农村露天剧场，培训了农民剧团，并公演话剧。
生计教育，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以达到农村经济建设的目标。定县实验中，在农业生产方面注意到训练农民能接受最低限度的现代农业知识与技术，如选种、园艺、畜牧等各部分工作，使他们应用农业科学提高生产。在农村经济方面，教育农民利用合作方式组织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等经济组织，以使农民在破产的情况下能得到相当的补助。在农村工作艺方面，除改良农民手工业之外，并提倡其他副业，以增加经济收入。生计教育具体的做法，一是加强农业科学的研究，一是组织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推广农业科学之表证训练制度。
卫生教育，是要根据农村医药卫生的实际情况与人力财力的可能，“一方面实施卫生教育，使人人成为健康的国民，以培养其身心强健的力量”；一方面要创建农村医药保健制度由村到县组成一个有系统的、整个县单位的保健组织。全县设保健院，每区设一保健所，每村设一保健员，保健员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平民学校毕业生同学会会员担任，以保证他们最低限度的健康。
公民教育，是要“激起人民的首德观念，施以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平教会在定县实验中有计划地进行了“国族精神”的研究，完成了40套《历史图说》，出版了《国族精神论例浅释》以及公民教材多种，进行了农村自治与公民活动的指导。
3、 采用三大方式
四大教育的主要实施方式有三种：学校式教育，以青年为主要教育对象。分别设立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初级平民学校以识字教育为主，内容为四大教育，采用导生传习制利用业余时产进行教育，课本为《农民千字课》。高级平民学校是为初级平民学校毕业生提高而设，不为升学而。以四大教育的知识能力为主要课程内容。另有生计巡回学校，已如前述，是为使农民获得适用于农村生产需要的训练，按一年中节令时序分别进行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农村工艺及合作训练。以成绩优良的农家为“表证农家”，作为示范引导的典型。
社会式教育，是向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内容取材于四大教育。平校毕业生同学会是社会式教育的中心组织，此外还发行《农民周刊》，举办图书展及展出巡回文库等。
家庭式教育，是对各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员用横向联系的方法、少年会、闺女会、幼儿会等组织形式。教育内容仍是四大教育，选材标准侧重家庭需要与身份特点。
晏阳初指出，以上三种方式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联锁进行，目的是使整个社会都造成一种教育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
50年代开始，晏阳初将他的事业推广到国际上，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创设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进行研究、训练、推广，广设农村实验研究点与推广与发展。在近40年的国际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大量实践中，他进一步提出“十大信条”等主张，更加丰富充实了自己的理论。
（四） 重视平民力量的培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社会基层建设
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大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迅猛发展，发达的工业，商业、国防工业实现了现代化，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表现出昂扬亢奋的创造力和现代国家公民的团结力。晏阳初在早期留学美国和服务法国战场的华工时，目睹欧美国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身强力壮，都具备基本知识和独立奋斗的精神，虽然个人主义观念盛行，但对公共事业和国家义务都踊跃争先参加。因此，国家强盛。而中国外遭列强凌辱，内受君主专制与贪官污吏枉法弄权，四万万民众尤是终年辛劳的农民，则疲惫衰弱，生活在死亡线上，人性不得伸张，精神不得昂扬，愚昧无知，任人宰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平民程度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热力之强弱。“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论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即不固，‘邦’又何能宁呢？”欲根本上拯救和建设中国，必须从“民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晏阳初与平教认识到：“所谓根本上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是‘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到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所以我中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
要从“人”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发掘
人的力量，改造平民的素质。这种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是教育救国论的中心议题。但是，中国的新教育尽管取代了封建科举教育，但由于一味热衷于从形式上摹仿外国，没有在民族的文化上和广大平民的生活与心理上扎根，以致非但不能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唤醒人民的国民性，反而造成中国人心理上的空前矛盾、迷茫、怅惘与冲突，生活与精神上的分崩离析，民族自卑与崇洋媚外的扭曲心态，严重地摧残了中华民族原有的潜伏力和创造力。有鉴于此，晏阳初大声疾呼改革中国的所谓“新教育”，使之成为真正能够培养“平民力理的教育”。他与平教会认为，教育的使命在于培养民族的自信力、团结力、建设力、在于昂扬平民的人性和主观战头斗精神。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教育方针、宗旨等总体指导思想的确立与大众教育的实施。
晏阳初在中国倡导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经历了两度大的转变。一是从城市平民教育转变为乡村农民的识字教育，一是在定县实验的经验基础上，将一般意义的文化教育转变为乡村建设，实施综合整体的社会基层改造。自五十年代以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实验走向世界化，在实施方案、计划、宗旨的目标上，都根据不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和世界发展的趋势，升华了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理论。晏阳初在早期平民教育实验中，注重平民的识字教育，以为只要平民有了文化知识，就可以从愚昧中走出来，过达的传的传授信息的符号，文字教育虽然给平民提供了一种“种文盲”的帮助，而不能完成“作新民”的任务。要使愚昧贫穷和积弱自私的平民真正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个性、有道德和有参政监政权利的国家公民，必须彻底改造他们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和生产与生活方式，要履行这些，就必须将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基层建设。在乡村社会基层的系统工程中，教育服务于乡村的基层建设。在张村社会基层与建设来开发和实现人的无限潜力和人的个性，重建新人格。晏阳初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工作过程中必须由平民自身来做，换句话说，平民是乡村改造的主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于启发和指导平民如何组织起来和在实践中措索乡村改造的合理方法。这种通过教育和在乡村改造过程中培养人民的创造力、组织力、建设能力的理论，在五十年代后一直成为晏阳初倡导的乡村改造的指导原则。
（五） 从民本思想出发，将乡村改造与社会本位教育融为一体
晏阳初的理论核心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围绕这一核心建立了一套有关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理论体系，其思想集中地概括在他近年来总结的“十大信条”中。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历代王朝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性原则。晏阳初一生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极深，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建立了他的社会观、政治观、教育观。他说：“先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古训中有一条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本不固则邦不宁。这虽是几千年的老话，但它却是历千年而不朽的真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他在定县推行实验，企图通过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来再创民族的新生命，从而使得传统的儒家思想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进步意义。
晏阳初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而且也深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他的美国求学，首先是学习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然后又学习历史学，这使得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思想论，有较深刻的了解。美国前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nm H·Taft1857—1930年）的“民主宪法政与民族平等”的思想，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平等的思想，以及罗斯福总统关于人类四大自由原则，等等，都对他的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其次，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对他的人生观影响也是深刻的。由于西方民主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深刻而广泛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这使得他感觉到民主的“真谛”，也使得他从传统的民本思想模式中超脱出来，将乡村改造提升到社会本位的高度。在他的十在信条中，“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要求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将“新民”培养成为新社会的国家公民，使新社会成为人民自己当作主的充分体现人民主体性的现代国家组织建设，建立合作社、互助社，以县为单位进行社会改造，改革旧政治体制，培养人们的组织力和现代国家观念、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这种思路和做法是符合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也正因为如此，晏阳初的民本思想和社会本位思想在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
（六） 大教育观与系统论思想
晏阳初与平教会认识到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因此，晏阳初主张在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中，教育与建设要相依并进，互相影响与促进。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问题，自始至今是人们共同的建设问题。早在二十年代，知识分子对农业建设就有不同看法，并形成所谓“平民教育派”和“农业派”。前者的代表有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他们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不在农业生产量之不足，而在于农民教育水平之低落，故农业建设应自平民始。强调客观的人文社会环境以及人事与机构的改造，是实现乡村建设和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保障。而“农业派”则认为农业科技现代化是提高生产量和从根本上实现农业建设的决定因素。实践证明，单方面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轻忽技术背后的整体社会改造，特别是人自身的教育和发展，是难以使农业社会现代化的。
1988年4月，笔者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与晏阳初先生有过两次长谈，他多次申陈：“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与事业”。事实上其乡村改造的教育与建设是一种以社会为实验室的文化建设，只有用“大教育”概念才能概括他的教育。他的乡村改造思想里系统论思想是十分突出的，在实践上他把乡村改造思想里系统论思想是十分突出的，在实践上他把乡村改造当作一种从经济、政治、心理、习俗、文化环境、人口素质诸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重建的社会改造事业。在这整个的改造系统工程中，教育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以建设为任务的过程。它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最终通过高素质的“新民来振兴民族与国家，实现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样，教育就成为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的一个关中，为改造和建设运动准备人才和人文环境。不通过教育这一关，改造与建设无从谈起。晏阳初认为：“整个的农村建设，当然要从政治、文化、经济、卫生种种方面着眼，同时并进，不容稍事偏颇。但各种建设的成功，自须经过一个教育阶段。教育成功，一切建设才有希望。所以‘教育建设’，在整个农村建设工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以教育的总动员，以引发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同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均与‘教育建设’有其不可分性存乎其间”。教育与建设，二者是一而一的关系；而乡村建设作为大系统工程的高层次系统，又是教育过程的延伸和内容的具体化。
晏阳初把社会改造视为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工程，乃是根据生活系统和社会有机统一的观点考虑的。社会生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能零碎解决，应当统筹规划。因此他提出“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盘筹划”的乡村建设原则，强调“在农村建设的工作上，文化与礼俗的建设，农村经济的建设，农村卫生的建设，农村自治自卫的建设必须联贯起来”。在生活的基础上，为大多数国民谋教育的新路；在教育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乡村改问题；注重的不是课堂书本知识的传授，而是实际建设力量的开发和训练。这种从宏观上整体认识与把握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教育与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思想，对于打破狭隘的教育观，从新的角度认识教育的社会功用，通过教育手段来结合乡村建设改变农业社会的问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它对于制订“教育为本”的社会建设计划，对于摆脱千年因袭的狭隘学校教育制度和思想束缚，对于突破就教育而论教育和就教育办教育的传统观念与做法，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七）理论来自实验，实验又是检验与修正理论的标准，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理论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任何社会改造的教育实践教育离不开一促理论原则的指导，而理论的建设又必须以科学为基础，同时实验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不是抄袭前人或时人的模式，也不是预先在主观上拟定出一套计划或方案，而通过深入的实际调查和反复的实验不断地模索与总结出来的。他将“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列为十大信条之一。定县实验，正如晏阳初所说：“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背颂经文注疏，以仿模古人和“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迂腐学风和态度。同时他亦批评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一昧拜倒在西方文化足下和盲目照抄照搬西洋教育制度的错误做法，毫不客气地指斥这类知识分子是“民盲”，是“百无一用”。他主张中国的教育要有中国的特点，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制订切实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计划。在定县实验过程中，他和平教会以定县为“社会实验室”，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定县的情误解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总结出乡村社会的病症和医治方法，然后进行曲实验，不断地修正方案，调整计划，经过反复验证之后，才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晏阳初认为，任何理论离开了实验和实践就没有实际价值和发展的源泉；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的实用性，实用部是相对的，任何不分地区、民族、时间等实际情况的照搬照抄，依样画葫芦，都将会导致正确的理论走向死板教条，失去本身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因此，他强调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的实践教育要以实验为基础，因地因事因人而异，因为生活是活的，社会是发展，人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理论要发展，要完善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就要大断的地进行社会调查，“向平民学习”，“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他要求乡村改造工作者必须具备四个C：即能力（Ccmpetrnce），至少有一种专长才能；创造力（Crea—tivity），既能解决书本上查不到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发现民众的潜力并引导发挥出来；奉献精神（Commitment），长期扎根于民间，与平民打成一片，“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百折不挠；以及品行（Character），以身作则，不为利诱，不为威屈，不为富贵所动心。总之，他的方法论思想，贯穿了实践（实验）第一的科学性原则。在几十年的乡村改造实践中，晏阳初开成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特别是晚年的著作中，是值得我们认真研讨和借鉴的。
回顾晏阳初先生七十年来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历史，笔者认为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与评价晏阳初以及他毕生所从事的这一神圣事业。
1、 晏阳初是一个爱国教育改革家。在他身上具有中国直步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他身上还有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主思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在他的世界观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可以看出，在童年的启蒙教育中，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与经世大同的理想就在他的脑中扎了根，修齐治平的抱负影响了他的一生。其后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与欺凌激起了他的民族意识。在香港与美国求学以及在法国战场期间，他目睹了外国人对华人的轻侮，亲身感受到“国势衰微的种种悲哀”。面对白人对华工的虐待，他敢于奋起抗议抱打不平，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并以民族精神启发鼓舞人民的斗志。
晏阳初对近代变法维新以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是东抄西袭，不全国情，不切需要，不曾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成‘造人’的使命。”他批评国民党政府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注意关起门来训练干部，而不去注意更为迫切更为基本的“唤醒民众”的民众教育工作。认为统治中国数千年来的旧教育虽被推翻了，而真正适合中国国情，为国家富强、为人民造福的新教育却没有产生，人民实际上处在“无教”与“误教”的阶段。他决心倡导的一种“实验的改造民族的新型教育”——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我们说，从主观上来看，晏阳初倡行平教运动是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历史使命感的。其主观动机是为了人民的富裕与国家的强盛。这是应当予充分肯定的。
2、 影响广泛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际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的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还在本世纪20年代，他们就已认识到20世纪是人类智识水平竞争的时代，中国的严重问题是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他们试图从教育的立场出发，以提高国民特别是占人口总数85%以上的农民的知识水平、团体组织力与经济组织力的水平，而谋求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最终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从初期的城市平民教育到后来的定县乡村改造，平教会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逐步制定并实行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方案，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设施、教育方法与手段，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实验。他们还提出“科学简单化”的口号，将现代农业的有关技术用经济组织形式、管理方法引进定县实验中。晏阳初和平教会当年所从事的教育改革实验运动，无论就其规模之宏大、历史之长久、组织之严密、计划之周详、参加的教育与农业等专业人员之众多，以及运及现代教育理论指导实验的深度与广度来看，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全国各县市的平民教育及各处乡村教育实验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倡导的知识分子走出象牙之截回到民间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做法，可谓是首开风气之先的壮举，也是对士大夫封建旧习的种严重挑战。从北京到定县，其意义远不只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程的转移，实在是时间上十几个世纪的超越，它表明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官本位封建意识的彻底决裂。几十名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五百多名大学与专科毕业生，抛弃了城市舒适的环境和优裕的待遇，心甘情愿地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从事教育工作，这本身说明了这一运动的号召力吸引力。作为一由私人学术团倡导的教育运动，克服了经济、人才、环境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以后又从中国走向世界，竭力推行长达近70年之久，如果没有坚持的信念，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难以坚持到底的。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标榜“无主义的主权，无党派的左右，无宗教的成见，无地方的畛域，无个人的背景，无新旧的界限”，拒绝了军阀重金的利诱，政治上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确也是十分容易的。
1938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平教会代表堵述初先生时，曾对晏阳初及其同人“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并表示“共产党愿做你们的朋友！”由于晏阳初的倡导，并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与“泥巴佬”同甘共苦，启示并帮助他们为摆脱愚昧自救自振。这一崇高的事业过去感召了旧中国许多热血青年；今天发展中国家众多优秀的有志青年又以晏阳初为榜样投身于乡村改造的行列，当前，开发广大农民的“脑矿”，提高他们的知识力、生产力，改变他们小农经济狭隘的旧意识，仍然是我国现代化面临的巨大任务。我们广大农村，特别是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正期待着有文化的年轻的一代去奋斗。晏阳初、平教会及现在从事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人们，为我国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树产了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建国40年来，农村的教育以及经济、卫生等事业有了很了的发展，但是，无可否认，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导致了在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从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上来看，由于经济的制约，农村教育的发展受阻，至今仍有2亿3千万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困难重重；而农村教育的不发达反过来对又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愚昧、自私、散漫等仍然是不少农民的病症；农业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严重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晏阳初先生提出的四大教育联环进行，综合治理改造农村的系统思想，对我们当前开展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以农村为背景的“星火计划”、“燎原计划”、教育改革实验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都有极大启示。令人欣慰的是将教育与经济建设、社会改造统筹规划的观点现在已经逐步为社会所接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已作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的一项基本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原则。无疑会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晏阳初与他所领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自然也不要避免地有其自身的与时代的局限。从宏观上讲，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对中国与世界社会的总体把握上，还缺乏一种“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对于70年来的实验研究，也缺乏理论上进行高层次有总结与升华，哲学上的思考还未展开。但是，这些局限并不妨碍他的实践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体系。笔者认为，包括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在内的，活跃在20—40年代中国现代史舞台上的规模宏大的乡村教育、乡村建设、乡村改造、乡村复兴等运动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课题。过去，我们对于这些历时长久、流派众多、主张不同、做法各异的乡村运动，一般都只简单地及政治概念去衡量，一概予以否定。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实，乡村运动的出现自有其当的时代背景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今天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得到根本改造，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新时期全民族的根本的任务的时候，对于中国前辈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改革的实践，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要从他们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中国社会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借以推动我们今天的改革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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