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晏阳初在定县——晏振东七十年后的回忆 |
|
|
|
|
| |
作者:江登兴 发布时间:2007-10-11 信息来源: |
|
|
|
|
| |
春天的沙尘暴使北京的气温迅速下降,我蜇进一个旧楼道。四楼住的就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的长子晏振东先生。离我们预约的见面时间还有十五分钟,外面漫天沙尘,我只好躲在这里,用十五分钟的时间期待着倾听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讲述他八岁所亲历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他也许是那一场平凡而伟大的运动仍健在的屈指可数的见证人了。 以下是晏振东先生的讲述:我1922年生于上海,后来搬到北京,我们在北京住到1929,8岁时到了定县。父亲他们决定去定县没有跟我们商量,到了时候我们就去了,也没哭、也没闹,还觉得挺好玩的。 “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机关设在一个大考棚里,考棚里有一个小学叫“景惠小学”,就是景仰朱其惠女士的意思,我在那里念到初一,1936年就到长沙去了。 在定县,我们住的是一个地主家,正厅是一个有尖屋顶的瓦房。我们住的地方是定县的东大街,东大街是一条土路,土路上的沙土有二十公分厚,乱起大风来都是尘土。我父亲到乡下去,开头是骑毛驴,后来东北有一个县长对他非常景仰,就送他一个白马,这个白马是走马,走路不是蹦的,这样我父亲就由骑驴改成骑马了。 我们的邻居的老百姓住的是土房子,那一家的小孩一跳墙就过来跟我们玩。那小孩会送我红薯吃。我教他学自行车,是我父亲给我买小孩的自行车。 我父亲经常跟我们讲他的工作,我对平教会的印象,对农民工作的印象还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他跟我讲他们在农村的故事。他说:平民学校毕业生是以后乡村建设的骨干,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毕业同学会。他们有时候去抓赌,赌钱都是地主在那里赌,他们抓赌地主把他们赶出来。那么怎么只呢?只好在地主的门上洒粪,洒的是驴粪。我父亲说:“抓赌好是好,但是,当是用法律的办法去解决,不要自己去这样做。”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越来越逼近定县了, 那一带已经开始武装了。我看到平民毕业同学会有自发的武装。我们有一个巴中县的亲戚,,黄埔军校毕业的,他学的是警察,他到定县给平民学校学生做军事训练。他们是有带武装的,带盒子炮。 从我父亲的工作,我对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干些公益的事就有印象了。后来我到了南开中学,那时候有个同学对我说共产党的事,说共产党组织农民打日本,我就信了,我说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的。 我母亲是在美国长大的,她们的生活水平高,回国后到了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地方的生活水平也不低,但到了定县就不一样了,但是她尽量把我们的生活水平搞好一点。我们在定县的厨房旁边有热水锅炉,热水随时都是有的。因为没有自来水,在屋顶上放了一个大水桶,有一个仆人每天打水往下灌。后来我们还有两个保姆,一个洗衣服,一个缝衣服,还有一个厨师专门做饭的,还是一个仆人是挑水的做体力活的。我母亲对他们都是平等相待,也不骂他们,不过有时候也生气,因为他们做的事和她要求的不习惯,但是生气完了,她和我们一抱一哭就完了。 我母亲从来没提不习惯。我们还可吃自己做的花生酱、面包。这个厨师是我母亲从北京开始自己培养的,他原是一个当兵的,二十几岁,我母亲自己教起来的。后来我父母离开中国了,他就到体委给外国运动员做饭吃。 因为他们还保持着一定的美国生活习惯。后来我们到了歇马场,抗战外国货没有了,咖啡没有了,他们就拿捧子面炒糊了,烧汤喝,代替咖啡。我父母彼此都讲英文,我母亲平常跟我们说英文我们都懂,但是到八岁的时候我们才学习说。后来到重庆的时候我母亲就慢慢学到能用中文对乡建学院的学生说话。 父亲很喜欢运动,他把我们屋后面的广场改成网球场打网球。 在定县时,有一个保定的美国牧师很推崇我父亲,他教我父亲怎样打猎,他的业余爱好是收集鸟类标本,我父亲买了个小口径步枪学射击,他的兴趣很广泛。那时定县有湿地,父亲用独子枪去打猎,有一次掉到沉沙里面,那是很危险,旁边有一个农民把我父亲救了上来。后来82年我到定县去,那个农民已经很老了,他对我说:“我救过你父亲!”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