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先生是享誉海外的我国著名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奠基人。然而，他在国内却鲜为人知。晏阳初先生1893年出生于四川一书香门第。在父亲的教导下先后在私塾、教会中学接受启蒙教育。后来经香港赴美留学深造。1918年，他在耶鲁毕业后的第二天，即整装赴法国战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支持的为华工服务工作。在法期间，晏阳初为华工做代写一些家信、翻译、传达、代购物品等工作。在工作中，他发现华工这些被西洋人轻侮和蹂躏的“苦力”，并不愚笨粗鲁，只是由于贫穷和缺乏读书的机会才不识字。他们虽然苦，却蕴藏着无限的伟力。他首先创办了华工识字班，后又自编了适应华工学习需要的常用汉字《千字课本》，在华工中广为传播，形成了识字运动。晏阳初在法的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下定决心在美完成学业回国后，将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教他们读书识字，使他们有扬眉吐气、发挥才智的机会。1920年晏阳初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后，便启程回国。回国后，目睹阔别多年后的祖国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各种状况，他深感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便立即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之中，积极宣传和推动平民教育。自此，晏阳初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他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中国长期的教育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其它地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 为了更好地理解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必要首先了解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渊源及发展。 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的心路历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很快便又陷入了一片混乱，南北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勾结列强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交迫至极，几无日不陷入纷争凌乱的漩涡之中”，国内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非常紊乱，人民困苦至极，面对这种形势，具有爱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并努力探索、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救世良方。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华民族大觉醒运动应运而生。乡村建设运动正是这种民族大觉醒的产物。“乡村建设不是偶然的产物，它的产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所推迫而出”[3]。它是当时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寻求救国道路的一种尝试。 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文字教育、农村建设和县政建设三个阶段。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支持下，以满腔热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游历了19个省，对各省的平民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完毕以后，他很快就根据中国的民情的国势，提出了推广平民教育的办法，并决定立即推行。他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等华中、华东、华北地区各种不同地方，实验、宣传平民教育，推动城市平民识字运动，全国反应非常强烈。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成立后，河北省保定地区二十县开始提倡乡村平民教育。晏阳初为推动这一运动步行到许多乡村，实地体验。他认识到“乡村的精神和物质都是今日中国的主干，也是中国未来的基础。”“晏阳初且认为在乡村推行平民教育较城市更多便利。”[4]于是平民教育的重点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 平教会成立之初主要从事教农民识字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晏阳初进一步了解到农民所经历的各种痛苦，深刻地认识到要办农民教育非对整个农村改革不可。因此他决定一方面以文字教育作为工作的基础，一方面以农村建设作为工作的目标，农民教育与农村建设联环进行，改造农村，中国社会基础才能巩固。中国的县不仅是行政区域单位，也是社会生活单位。如果在一个县进行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可以把它所取得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向其它县推行，甚至一个省，乃至全国，达到改革中国社会的目标。晏阳初及其同仁经过二年的选择与考虑，1926年决定以河北定县作为实验研究的中心。经过1924至1929年在保定地区、京兆、清河以及定县翟城村的实验与社会调查，晏阳初对平民教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识字教育仅是一种基本教育，其目的不在使民众识字，而在使其达到整个生活改造的目标。……中国的民众当然以农民为先。……他们……大多数的民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跟到哪里。所以要做第二步的工作，即农村建设。”[5]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往定县。平教会机关与全体成员也同时迁往定县，平教运动的重点发生了第二次转移，即从平民教育转向乡村建设，开始了堪称壮举的“定县实验”。 乡村建设是平民教育的一个新阶段。数百名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博士、教授，如陈筑山、熊佛西、翟世英、陈志潜、李景汉等等，离开生活舒适的大都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们认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确实是救国建国的一条途径，于是便放弃舒适的生活和升官发财的机会，以无比的信心苦干实干，相信这一实验的成果不仅对中国大有裨益，而且对世界各国农民生活的改造也将有积极的贡献。 乡村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晏阳初与其同仁以坚强的毅力一心一意扑在“定县实验”的工作上。在实践中，他们不断探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乡村建设的第一个时期是进行社会调查。定县实验自始自终都是建立在深入、认真、细致地调查工作基础上的。1926年夏平教会到定县的少数同仁最初着手的就是社会调查。目的在于以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的一切社会情况，以便为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事实依据。1928年8月平教会设立统计调查处，由具有学术基础和实地调查经验的李景汉负责。并制定了以县为单位作实验对象的调查计划，在定县进行全县的实况调查。李景汉与当时的工作人员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克服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凭着他们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勇气，走遍许多村庄，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1932年他们将调查资料整理并编辑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公开刊行发表。这一调查报告详细地记叙了各村的饮食、起居、疾病、死亡、农田农业及全县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灾荒等各方面的情况。 根据社会调查得出来的结论与建议，针对中国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疾病，“定县实验”的主持者采用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进行了四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研究与实验，即文化、经济、卫生、政治建设。〖1〗在文化方面，在定县工作的学者和艺术家们力图使各种文化媒体有效地适应文化建设计划，采用办报、编辑图书、无线电广播与文学、戏剧、绘画等形式为人民的智力和精神提供滋养品，并为人民娱乐服务，以此来激发人们进行乡村建设的积极性，焕发出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2〗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们为改革农村的农业和乡村工作进行研究，认识到农民要富强必须依靠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农业科学可以增加生产。但是，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是全盘移植，而是要因地制宜，并提出了“科学化”“简单化”的工作计划。他们总结了农业生产中土办法的科学性，使它们容易被农民接受作为改进生产的一种方式。另外，由于参加乡建的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他们对动植物品种进行了研究改良，并且训练农民从事科学种田。他们还对定县的工业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改进机器操作，引进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的技术和设备，努力达到农民能够利用改进了的技术，建立一种能使乡村工业经济有效运行的目标，使农村经济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支柱。晏阳初非常重视经济制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为此定县进行了许多研究与实验，组织了一体化的合作社与自助社。为了培养具有正确观念和理想并由现代技术和技能装备起来的、能够改进他们生活的新一代农民，农民训练所按农历安排课程时间表，派教师挨村进行教学，并由表证员负责田间指导，演示如何实际掌握操作技术。〖3〗卫生建设，“今日中国农村建设方面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急需建立一种医疗制度……使广大民众得到基本医疗和健康保护。”[6]1930年定县平教会生活调查组与公共卫生组共同做了定县医疗卫生情况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开展了卫生健康实验工作。他们在定县按照行政三级单位村、镇、县建立了医疗制度，提供了三个类别的医疗服务：村卫生保健员、乡镇保健站和县保健中心。〖4〗县政建设，在定县实验过程中，晏阳初深深体会到乡村地方政府与乡村生活文化、经济、保健等方面工作密切相联,有必要重建县政府机构。于是平教会决定与国民党政府合作进行县政建设。1932年12月全国内政会议结束后，县政改革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心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1933年河北省成立了政治社会研究院。晏阳初被聘为研究院主席，平教会其他有经验的人员也被聘负责研究院的工作。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研究工作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壮举。他和许多知识分子抱定诚心、热心、虚心的精神，深入乡间学习，进行调查研究，期望将所获得的成果提供给全国各地，能作为农村建设的依据。到三十年代初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全国各地的欢迎。“去年（1933）来自四川、内蒙、广东、云南等地到定县参观、访问的不下3000人次。他们大多数人，是为了把他们研究的定县乡村建设计划，试图在他们所代表的机关团体的所在地加以实施。”[7]平教运动20年代中期以来在海外的影响就日渐生隆。1925年7月，晏阳初出席了太平洋关系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举行的第一次会议。该学会最初由基督教青年会经过1919－1924年各有关国青年会的商讨，决定以太平洋各国人民的问题作为讨论主题。1925年7月在夏威夷举行第一次集会，推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总干事韦尔博士（Dr. Ray Lyman Wilbur)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晏阳初在会上做了《中国一建设力量……平民教育》的报告，获得了各国代表的一致赞扬，可谓“一鸣惊人”。檀香山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支持中国的平民教育，这可以说是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继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从此平教会的若干工作才有经费可以进行。1926年韦尔博士赴日本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顺便访问了中国。他认为中国之行使他感到最愉快、最有兴趣的是亲自看到了中国平民教育的推行情况。1927年7月太平洋关系学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韦尔博士连任该会主席，再度赞扬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1928年晏阳初曾返美接受母校耶鲁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多次演讲为平教运动募集资金。韦尔博士与其友人积极帮助晏阳初此举，使他募捐获得成功，并扩大了平民教育在海外的影响，得到了众多海外友人的慷慨相助。晏阳初此行募得50万美元，定县实验因而能够按计划进行，取得卓有成效的成就，为中国和全球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树立了典范。
二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有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ion Rockefelller,Sr.,1839-1937）于1913年创立的。基金会创立之初，其大部分捐赠流向国际卫生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中国医学委员会（The China Medical Board）和美国的医学教育部（Depart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致力于发展科技、医学卫生和医学教育事业。洛氏基金会创立以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在华活动，捐赠大多用于建设和发展以北京协和医学院（Peiking _nion Medical College,英文简写为PUMC）为主的医学事业。 1928－1929年晏阳初在美国募捐期间，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会晤了小洛克菲勒夫妇，他们应允捐助中国的平民教育。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其在华援助的方向进行了改革，由注重医学与自然科学转而兼顾中国的农村建设运动。此举为晏阳初的平教运动和乡村建设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和财力上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晏阳初久为苦恼的人才缺乏问题开辟了一条途径。 洛氏基金会对华援助由医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向乡村建设的转变，是与其自身政策的变化相联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兴起的进步运动，使洛克菲勒受到了来自各阶层的攻击。内幕揭发者不断披露有关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贿赂政府官员、操纵政治机器、牟取暴利的丑闻。为此洛氏基金会最初向美国国会申请合法注册登记时，被国会断然拒绝，直到1913年洛氏基金会才得到纽约州法律上的许可注册。因为社会科学总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基金会建立之时起，尽管基金会内部对是否资助社会科学有争论，洛氏基金会还是竭力避免这一“危险”的举措，早期资助主要对准医疗卫生和医学研究领域。洛氏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的政策是与洛克菲勒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分不开[8]。最初洛氏基金会卷入社会科学研究完全出与实用的目的，例如对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rch Council）、国家经济研究署(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rch)、和政府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Government)的资助。20年代洛氏基金会对社会问题研究的投资不断增加，主要是低廉的住房问题和种族关系问题。“一战”以后美国经济产现了一段极度繁荣的“新时期”，这对基金会来说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充满了希望，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建立自愿的、非政府的机构，使美国社会发生他们所希望的变化，摆脱贫困。赫伯特·胡佛总统上任伊始就寻求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帮助，召集了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研究美国的社会状况，进行政策研究，为自己的一些主要社会改革计划提供基础。这种社会研究正是美国私人基金会梦寐以求达到自己目标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其所资助的社会研究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在政府的努力下，建立“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的社会。这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华援助政策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中国为洛氏基金会海外捐赠提供了机会。30年代初晏阳初倡导的平教运动以生机勃勃的“定县实验”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目标与洛氏基金会政策转变的指导原则不谋而合。1931年洛氏基金会副总裁冈恩（S.M.Gunn）从巴黎返回纽约的途中，在中国停留了七周。他从广州至沈阳参观了40多所学术机构、医院、政府机关，并会晤了中国和外国在华的各界人士130多人。而且，在洛氏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的鼓动下，他还特别参观了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定县实验”，以及农村社会学研究实力较强的燕京大学和农村经济学、政治学研究实力较强的南开大学。在华为期七周的参观和与各界人士的会晤给冈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基金会不能忽略世界上这一重要地区。”[9] 冈恩的初次中国之行使他强烈地意识到：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的改进只是中国全国发展计划中个别的、分散的部分；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需坚持以中国的机构为基础，做一些进一步深入、发展的事业。1931年9月8日冈恩向基金会主席麦逊（Max Mason）提交了此行的正式报告。报告以较长篇幅、坦率地分析了他所参观过的中国机构的优点、不足之处和前景。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冈恩指出：他认为，洛氏基金会的对华政策就中国的重要地位来讲是不妥善的；根据他的调查结果，基金会必须对远东予以更多的注意。 冈恩的报告激起洛氏基金会主席麦逊的强烈兴趣。征得董事会的同意，他委派冈恩为基金会的特使，于1932年10月再次赴华，负责为基金会提出一项新的对华援助计划。经过15个月的详细观察与研究，冈恩1934年1月向基金会主席和董事会提交了一份长达97页的报告。一个月后返回美国，进一步向基金会阐述他提出的富有远见的提案。 进入30年代以后，晏阳初倡导的乡村建设，虽然“定县实验”生机勃勃，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仍处于集中研究时期，还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美好愿望的象征。要实现晏阳初将“定县实验”成果推行全国、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标，还相去甚远，面料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乡建当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私人机构与官方机构缺乏合作。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始终是以私人团体的身份进行的，竭力避免政府部门的干预，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部门重叠，相互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竞争激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工作毫无效益可言的情况。乡建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人才。经济学家何廉1936年写道：“中国的乡村经济建设，多数工作是由未受到充分训练的人员进行的。”[10]冈恩第二次来华期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乡建工作主要是掌握在有无限美好愿望的人手中。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专门的训练。即使乡建的先驱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学术经历也是有限的：晏阳初接受的是政治学教育；梁漱溟是一位哲学教授。第三个问题是学校、乡村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直接的、持续的联系。虽然个别高等院校已开始使自己的研究面向全国的实际需要，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学术知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面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问题，乡建谋求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已不可能。他们只能另寻出路。乡建运动的继续发展，不能再仅仅进行另一个实验县的工作，而是要将“定县实验”的成果推广全国。这样的任务和目标，必需求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大量的资金，培养一大批专门人才。 冈恩第二次在华期间，不仅征求了来自各界著名人士的建议，而且还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乡村建设规划进行了研究。1934年1月冈恩向基金会提交了题为“中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它是了解30年代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 冈恩在报告中提出，洛氏基金会在医学领域的长期努力，并没有植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他写道：“虽然基金会沿着当时看起来很重要的方向毫无疑问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坚信那个计划不再与时代相一致，或者说不再是我们所发现的最好事业。”[11] 北京协和医院“尽管在其本领域内非常重要，但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却是有限的。”[12]冈恩对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当时的教育制度论述之后，提出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援助应改变方式，对中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采用一种综合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应向着晏阳初及其他乡村局势改革者所开拓的方向迈进。冈恩的报告接着讨论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情况。他指出“如果说中国的自然科学比较微弱，那么，必须承认社会科学更弱。”通过对大学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得不到充分发挥自己所学知识的情况、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回国后学无所用和学非所用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冈恩建议基金会取消海外进修奖学金，转而协助中国建立若干高等研究中心，并给予本地奖学金。 冈恩的报告第十节题名“国家建设”(National Reconstruction),再次强调基金会应改变对华援助政策，需要一个新的能够“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计划。”他通过对定县、邹平、无锡等地的实地考察，发现中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第一，各地的乡村建设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第二，缺乏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即使有二三个机构正注意这种情况，也只是讲授理论而已。冈恩因此认为洛氏基金会应抓住机会，承担起为乡村建设培养实用人才的责任。 冈恩接着在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他所提出的“华北计划”(Program for North China).所谓“华北计划”即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协调并支付费用给予以下六个机构：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平教会、华北工业协进会。这些机构在工作中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训练人才，学习理论与实地工作并重。估计每年约需30万美元。 1934年3月冈恩向洛氏基金会董事会提交了他的报告。董事会接受了该报告，并任命由弗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等组成的评议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研究。1934年12月董事会投票表决同意了冈恩的报告。并拨款一百万元作为中国乡村建设三年的实验费用。第二年7月该计划正式付诸实施。1935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推广时期。 1935年1月冈恩在基金会评议委员会成员弗斯迪克的陪同下再次来华对乡村建设进行调查。根据此次调查结果，7月基金会开始实施其计划。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所得到的款项最多150,000元。定县实验的成功已使它通过培养人才向全国推广的机会成熟，其目的在于使这一经验广泛地推行到全国。平教会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培训委员会。洛氏基金会授予了教育、卫生、地方行政、农业、经济学等37个当地奖学金。定县成为了乡建的中心实验室和人才培养中心。他们还提出了向全国推行的措施，并且在一年内就开始实行把“定县实验”向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许多县推广的计划。“华北计划”的第二部分资助给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共37,500元。当时在何廉领导下的南开经研所，其教学与研究已开始注重乡村建设问题，并加强了与平教会的合作关系。以定县作为部分研究生的培养基地，经研所制定了二年制研究生培养计划，目的是为乡村培养合格的管理人员。“华北计划”另一部分资助给了燕京大学，共计77,325元。燕京大学具体负责教育和自然科学，由定县、南开大学派代表参加燕京大学组织的专门委员会，加强、协调相互之间的合作。剩余的款项给予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国家农业研究局等机构。 1936年华北计划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效果，其标志是在北平成立的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强烈感到把教学和学生与乡建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决定扩展合作机构，建立定县、济宁两个实验基地。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对各合作机构的任务进行了分派：〖1〗平教会负责“联环的农村改造工作”及“平民文学”；〖2〗清华大学负责工程；〖3〗南开大学负责经济与行政；〖4〗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和社会行政；〖5〗协和医学院负责社会卫生；〖6〗金陵大学负责农业。1936－1937年的研究训练工作，教育、社会卫生及农业以定县为基地，经济、工程、社会行政、民政以济宁为研究区域。洛氏基金会在华北乡建协进会成立的第一年共给予了289个奖学金，其中社会卫生类106人，农业54人，护理32人，农村教育23人，农村经济学和社会学21人[13]。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的合作计划，为来自全国最好的公立或私立高校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在专家教授指导下，使他们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机会，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华北乡建协进会的创立第一次使乡建所迫切需要的合作和必需的资金得到满足。 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成立以后，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蔚然一时，开始在湖南、四川等华中、华西地区推广。1936年夏，在定县实验工作照常进行的情况下，平教会南迁至长沙，以便就近指导华中、华西的实验工作，推动乡建运动的推广发展。1936年7月，湖南衡山实验县举行了成立典礼，开始因地制宜地在“定县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实验工作。10月衡山乡村师范学校开学。该校的课程安排完全是依据平教会多年从事乡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与体会又几经考虑制定的。当然与救的课程也有所不同，显示出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的特色。同年10月，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拟定以省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及其同仁领导进行了全省范围的社会调查，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中国一伟大创举。四川省设计委员会还对新都县进行了集中调查，选定该县为实验县。新都实验县的工作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1〗整顿公安，清丈土地；〖2〗调整乡村学校区划；〖3〗实行卫生保健制度与农产品改良[14]。1936－37年可以说是乡村建设运动大发展的一年。 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除与定县密切合作以外，对济宁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也做出了许多贡献。该研究院设文化、经济学、社会行政、农业、工程、社会卫生和教育七个部，目标是为乡建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和村民。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研究所的工作始终笼罩着一种紧迫感。然而研究院的工作成果却是喜人的。到1937年，经过二年的学习和实地实践，10名第一批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1936年入学的8名研究生也已开始接受这种训练。同时，来自协进会几个不同合作机构的本科生也在该院注册登记，接受实地训练。当时乡建运动对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非常需要。10名硕士生和23名本科生毕业后马上便供职于乡建的私人或政府机构。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炮轰了华北乡建协进会的执行之一南开大学。几个月后整个“华北计划”已处于崩溃的状态。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了许多优秀的中学、大学继续其中国计划。除了燕京大学在日战区存在下来以外，南开、清华、平教会、华北乡建协进会都迁往了中国西南地区。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改名为全国乡村建设委员会，与平教会合作继续其人才培养计划，先是在贵阳，后迁至重庆。战时洛氏基金会为中国的乡建仍然每年拨款300,000元。到1942年，基金会已为乡村建设捐助了190万元。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乡村建设计划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1943年基金会的拨款终止。
[1] 堵述初：《毛泽东会见记》，载《晏阳初文集》，宋恩荣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95－400页。 [2] 参见1985年9月21日《人民日报》《邓颖超会见晏阳初博士》。 [3]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59页。 [4]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77页。 [5]《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390－391。 [6] 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7] 同上，第171页。 [8] Karl, Barry D. and Katz, Stanley N.,"The American Private Philanthroopic Found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1890-1930", reprinted from "MINERVA" Vol. XIX, No.2, Summer 1981, P267. [9] Thomson, James C.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28. [10] Ibid., P123. [12] Ibid., P131. [13] Ibid., P144. [14]《晏阳初传》， 第382－3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