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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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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布时间：2007-10-11 信息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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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很多人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知道胡适、陶行知；还有很多人可能至今仍未听说过晏阳初，而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教育家的世界影响，毫不稍逊于胡、陶，并且更具有传奇色彩。
晏阳初生于四川巴中县一个塾师之家，童年在传教士举办的西式学堂接受教育，后毕业于耶鲁大学。于1920年回国后，献身平民教育事业，于1923年，成立了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文盲主要是在农村， 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而后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河。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这一教育主张和他们所实施的工作包括：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他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农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以卫生教育救“弱”。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
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与许多理论家不同，晏阳初是作为实干家。他积极提倡“博士下乡”，并且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他的同事许多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许多人舍弃了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会，来到农民之中，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晏阳初自称“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1]1943年，美国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委员会等倡议，由180位杰出教育家、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推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伟人”，当选的10人中，包括杜威和爱因斯坦。
二三十年代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被抗日战争所中断，乡建运动后来被视为“改良主义”，有人批评其实效差，未能挽救农村破产的命运。其实，教育本来就是一个迟效的事业，对教育改革不能持过于简单的评价。1934年，在定县工作五年之际，晏阳初坦言困难和他的态度：人才短缺、经费匮乏，面对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教育改革难被重视；改造民族生活之大计，决不会刹那间成功，只能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去做。的确，这种坚持理念，在险恶的环境中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所应当珍贵的。即便从物质进步的层面，当年的耕耘也是有实获的。据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50年代之后，晏阳初将他的事业推广到国际上，在泰国、印度、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加纳等国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并祝贺他97岁诞辰。1985年，晏阳初终于重回祖国，并到四川访问。他于1990年3月逝世，享年百岁。环顾今日之农村，虽有天地翻覆之变，但基本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相似的。晏阳初当年的“定县实验”仍是我们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值得借鉴的珍贵资源；而他一生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的精神，更是当下十分稀缺、需要我们勉力继承和弘扬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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