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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农村教育的现实启示  
  作者:吴洪成    发布时间:2007-06-18   信息来源:  
 

【内容摘要】从1926年前后开始,晏阳初与当时一批有见识的教育家一样,将视野从大城市转向中国广袤的农村。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一大批教育家在20世纪浩大的乡村教育思潮。本文将探讨的是,作为乡村教育思潮和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农村的教育活动,以及晏阳初在乡村平民教育理论上的贡献及其对当今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晏阳初,二、三十年代,农村教育,平民教育

   
乡村问题,特别是乡村教育问题,是“五四”以后各界社会人士所关注的焦点。这是中国暴雨骤风式的革命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乡村社会经济、宗法、伦理等受到冲击产生的新的风波。随着教育家在各种新的教育思潮,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探索中国近代教育的新出路,将平民教育思潮引向乡村,又导入职业教育思潮,汲取科学教育思潮,汇合成乡村教育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1
、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的缘由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从事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始于1926年,止于1937年。它的出现除了与乡村教育思潮有同样的历史氛围与时代根源外,还特别与晏阳初的哲学、社会思想以及他对平民教育认识的发展有关。
   
晏阳初曾多次谈到,影响他一生的中国儒家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面对着现实社会,特别是旧中国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设想以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精神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混合体构筑的理论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
   
晏阳初幼时深受家庭教育中国中国文化、濡家伦理传统的熏陶。随后,又在传统思想文化影响很深的成都、阆中等地学习、工作。这就根植了他思想中的传统文化观念,形成了以民为本的哲学观。他曾谈到,我们从事乡村工作主要的一个哲学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也曾谈到,这个哲学是他长期从事乡村工作的信条之一,也是他提倡乡村平民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
   
晏阳初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教会学校中学习,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受西方基督教“平等”、“博爱”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说平民教育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教育机会平等”的意思。1920年,晏阳初归国,开始平民教育工作,起初是通过基督教会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从城市平民教育转向乡村教育,他说:“要想成功,你必须有十字架一心,这心必须怜悯受苦难的人民。”“农民不是缺乏智慧,只是历代传统不给他们读书的机会。”
   
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在方法论上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晏阳初欧洲归国时,正值杜威在中国宣传哲学与教育。实验主义是杜威的认识论、方法论,杜威曾自称其实用主义哲学为“实验主义”。这种方法对晏阳初认识上的变化及平教会后期的活动深有影响。晏阳初说,我们的办法是要办一个民间实验室,深入到民间去发现种种问题,慢慢解决问题。又说,我们搞了这几十年,逐渐地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字,“深入、浅出”。“深入”,实际包括了以调查为基础的实验;“浅出”实际就是推广实验成果。平教会定县实验的基本步骤是;根据事实调查,制定并实施“四大教育”计划,将实验成果制度化,然后进行普及推广。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更具科学色彩。
   
20年代前期的以城市为重点的平民教育活动中,晏阳初与他的同事们认为:“在工作经验中相信,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农村是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所以同仁才决定到定县去工作。”“中国人80%住在乡间,中国大多不识字的,也都是乡下人。中国以农业立国,家产为全国出品大宗。衣食住各种原料多半也是家产。因为中国农民缺乏教育,所以农业也有衰败的气象,而农民自身,更是穷苦不堪。”
   
因此,振兴农村经济,拯救凋敝的农村,根除乡间萧杀之气象,必须从乡村平民教育抓起,从扫除文盲开始,要叫三亿多农民作“新民”。晏阳初提出了一个新颖而独到的命题,即开发“脑矿”,他说: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的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地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地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
   
直到19884月,他在菲律宾召开的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和中国代表谈话时,还满怀激情,至为感人地说:
70
年来,我最大的发现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充分挖掘10亿中国人民无尽的智慧和潜在力,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总之,“除文盲、作新民”,开发“脑矿”成了晏阳初主持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的目标与宗旨。于是,他与同仁便决定到河北定县去安营扎寨,从事化文盲为“新民”的工作。

    2
、 定县乡村社会调查与教育构想
   
晏阳初认为在农村兴办教育,必先了解农民的需要和愿望,不能盲目仿古和搬用外国教育模式。他所奉行的宗旨是,一切国外的先进科学都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要把农村办得有特色,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以达到改造农村的目的,必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作广泛而细致的调查,在彻底弄清问题的症结后,才能有根据地制定方针,设计教育方案。为了探索适合农村的教育模式,晏阳初等人首先从农村社会调查入手。
    1926
10月,平教会选定了河北定县翟城村作为开辟农村平民教育道路的试验区。晏阳初指出:“定县的实验最先注意的就是社会调查”。“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一般的与特殊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了解和明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工作才能为有事实根据的设施”。
   
定县实验一开始,平教会首先把社会调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有系统的、合乎科学方法的调查,模清县内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教育、民俗、户籍、人口、农业、地亩、疾病、商业、物价等一切情况。根据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出一套以县为单位的教育与建设结合的原则、方法、技术与制度。为此,平教会没有专门的统计调查处,聘请社会学博士李景汉任主任,花了三四年时间,对定县472个村庄的经济、教育、民俗、娱乐、卫生以及农民的土地、职业、人口、生活状况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记载,整理出上百万字的调查资料。
   
定县农村社会调查的基本特点是:(1)从农村与农民生活实际中找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结论;(2)依靠“农民学人”作调查,使所得材料比较可靠;(3)在调查内容上重视整体化、系统化;(4)重视调查的实际应用,强调“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改造,根据改造的需要去调查事实。”(5)在调查方法上灵活使用个案调查、抽样调查、随机抽样、间隔选择、特殊选择等,尽量从实际需要出发采取简便适用的方法。
   
通过调查,他们认识到,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问题归结为愚弱穷私。所谓愚,就是农民缺乏知识;所谓穷,是指农民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是指大多数农民是病夫,不懂科学治疗,不讲究公共卫生;所谓私,是指农民不能团结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与公民训练。其中,“穷”又是愚、弱、私的根本原因,“穷”不仅在于土地的封建剥削,还有苛捐杂税、高利贷,中间商的盘剥等。有些问题,任何建设事业都是谈不上的。平教会提出,为要解决这四方面的缺撼,须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中就社会调查的意义说:
   
一为教育的意义。本会社会调查,非为调查而调查,为的是要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寻出生活上的问题,进而解决此项问题。即整个工作要以社会调查为指南针,先求知道生活的依归,然后再事规定教育的实施的方案。二为社会科学的意义。……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
   
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活动中始终重视、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这是有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的。从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看,他们第一次把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手段动用于较大规模的社会教育活动;而且,从主观上讲,还自觉的意识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而是追求一种“中国化”,这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讲,体现了创新精神并事实上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3
、 村平民教育体系
   
在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理论中,“整体性”、“系统性”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乡村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进行这项工程时,不应“枝枝节节”,而应“统盘筹划”。在长期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为基本内容的系统的乡村平民教育体系,使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所谓“四大教育”即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
   
文艺教育,是从文字与艺术教育上着手。使民众认识基本的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促进文化生活,并能对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有相当的欣赏与了解。他们根据定县农民的文化情况,自编教材,先后研制了通用字表(3420字),基本字表(1320字),还编辑了《平民词典》,力求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此外,他们还推行简笔字,采集选编了秧歌、鼓词、歌谣、歇后语等民间读物,并为已脱盲的农民编了三种自修课本,满足一部分文化较高的农民的需要。
   
生计教育,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以达到农村经济建设的目标,“要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要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换言之,要从生计教育着手,以达到农村的经济建设。”他们把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传授融为一体,置教育于农民生产、生活之中,教育内容、方式、途径、设施尽可能结合农民“生计”之需。他们在实验中,办了两个农场,进行改良猪种与鸡种的实验,推广先进技术与良种;实验巡回生计训练办法,其中分生计巡回学校、表证农家及实施推广训练三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教育制度。他们还提出“科学简化”的口号。晏阳初在一次讲话中说:如何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广大农民,这是世界科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需要给农民一把打开现代科学大门的钥匙,这就是“简单化”(容易教、容易学),“经济化”(不经济、学不起),“实际化”(不实际、他不学)。“科学简化”口号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使农民在扫盲识字、学习文化的基础上,能比较经济、实际地享受到现代科技成果,有效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卫生教育。卫生教育的基本涵义有两层,一是改善、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将消极的治疗与积极的预防结合起来:二是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农村需要的卫生保健制度。
   
公民教育,按晏阳初所说:“公民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一方面要在一切社会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使他们无论在任何团体,皆能努力为一个忠实而效率的分子;一方面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达国民的判断力,正义心,使他们皆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平教会在定县实验中有计划地进行了“国族精神”的研究,完成了《公民道德根本义》、《公民道德纲目》、《公民课本》、《公民图说》、《公民讲演图说》、《历史》、《地理》、《唱歌》、《三民主义讲稿》、《农村家庭设计》、《模范家庭调查表新设计》、《农村自治研究设计》等公民教育材料。进行了农村自治与公民活动的指导。在公民教育中,突出提倡“力”的教育,着重培养的是公民的“自信力”、“团结力”、“建设力”。
   
平教会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中,针对过去教育与社会相脱节、与生活实际相背离的弊端,在强调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时,提出了在农村推行四大教育的三种形式:第一是学校式教育,这包括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巡回生计训练学校三种办学形式;第二是社会的教育,这是以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为对象,以同学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进继续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第三种是家庭式教育,这是以各种形式的“家庭会”,如家长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等,把农民分别组织起来,进行教育的办学形式。晏阳初指出:
   
教育的实施方式,有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要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
对这三种形式,晏阳初都强调由当地人去办,强调培养当地农村的骨干,并通过这些人才的成长,推动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以称为当地人才的必要条件是:至少有一专长;有创造力,在矛盾与挑战面前,能够不靠书本而实际地解决问题;能以身作则,有奉献精神。
   
晏阳初认为,采用三种教育方式施行四大教育,就可以完成乡村的六大建设,即:政治建设、教育建设、经济建设、自卫建设、卫生建设和礼俗建议,以达到复兴国家民族的目的。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但就教育这一复杂社会现象本身而论,仍有一些试验材料及实际经验值得我们去整理。特别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本身既是平民教育思潮后期的典型流派,又是2030年代盛行一时的乡村教育思潮的重要支流。整个实验有设想、规程、计划、步骤及目标,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在当时知识界人士中影响颇大。据统计,每年约有120多人从全国各地奔赴定县实验区。其中,曾在国外留学、学有专长和国内大学毕业生占50%,七年内参加过实验区工作的有400人左右。乎教会曾为从四面八方来参加平民教育的同事编了一首《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歌词是这样的: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歌词配上《苏武牧羊》的悲壮曲谱,形象准确地表达了晏阳初及其同事们的理想、情操及抱负。

    4
、 晏阳初对平民教育运动实践和理论的贡献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和平民教育运动,历经十年的发展、激荡、分化之后,到20年代中期,有的偃旗息鼓,有的变换旗帜,有的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开始脚踏实地的努力。可以说,绝大多数流派均不再以“平民教育”相标榜,只有晏阳初及平教社,仍然高举平民教育的旗帜,并将工作和思想的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成为乡村教育思潮的重要一派。尽管平民教育活动的地域、内容、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旗帜始终未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晏阳初及其平教社是平民教育运动的正宗延续。而晏阳初本人,从1916年起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用他的话说:“穷干,苦干,硬干了七十年,从在中国干到在世界上干。”因此,更可以说,晏阳初既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始人,也是终生不渝、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的教育家。就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而言,晏阳初对平民教育运动实践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率先将平民教育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由基本上以识字教育为主而扩大为一种乡村改造运动,这种教育改革重心的转移,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60年代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新教育产生以来,而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运动辛亥革命等几次重大发展,新式教育在大、中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取得了对封建传统教育的重大胜利。但是,相对来讲,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教育,却始终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较大的改造。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极大比例、农业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度来讲,农村教育的改造无疑具有极大意义。晏阳初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体会到教育应以提高占全国总人口85%以上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又认识到农村教育的改造不能脱离农村现实的经济状况,直接将教育的改造与农村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同步进行。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对平民教育运动实践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可以说导致了近代以来教育改革重心的大转移。毫无疑问,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事这方面探索的远不止是晏阳初和平教社;但是,也应该承认,无论就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严密、计划之周详、历史之长久,以及实际影响而言,其它各个流派是难以与之相比的。
   
(二)率先把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导入教育改革的实验研究,引起了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领域中的重大转变。
     20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教育理论、教育学说的大规模传入,我国学者开始了以近代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探索历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这种探索活动,达到了高潮,形形色色的教育改革活动在各大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展开,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但是,综观这些活动,除在地域方面局限于大、中城市中的正规学校之外,其视角始终是着眼于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实验。20年代中期以后晏阳初及平教社的平民教育,不公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从识字教育扩展为乡村社会改造;而且,随着这种教育改革重心的转移,不再以课堂教学的改革为局限,而是以社会为实验的大课堂。他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调查研究,突出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的交互影响,提倡对教育问题“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盘筹划”的研究原则,并创造性地总结出“四大教育内容”、“三大教育方式”。同样,所在这一切,不仅是对平民教育运动初中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领域中有重大突破。
   
(三)教育改造上的新思路与社会改造上的老观点。
   
如前所述,晏阳初及乎教社在20年代中期以后的教育活动中,确实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教育改造问题的深层次的思考和创造性的贡献。但是,就教育问题与社会改造的关系而言,就他们倡导平民教育的终极目的而言,始终没有因为活动地域和内容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他们把“愚穷弱私“作为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没在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破产、政治腐败、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他们试图在不触动现存生产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教育的改造而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造。说到底,这样一幅改造中国社会的蓝图,至少在维新运动时期就有一批志士仁人开始了总体设计。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所推行的种种改革措施与实验,对于百孔千疮的旧中国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的一种补救之术。

    5
、 对当代农村教育的现实启示
   
除了江苏徐公桥、无锡、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处和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巴县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外,还有上海立达学民众教育实验区金家巷农村念二村民生本位的教育实验,燕京大学设立的农村建设科及清河试验区以及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院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组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等都曾进行过研究试验及训练工作。“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于抗口战争时期移至贵州定番。改称“农村建设协进会”,下设乡政学院、训练各校四年级生和研究生。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是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院于抗战时期,曾在巴县等地进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晏阳初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北碚的歇马场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为乡村建设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乡村教育系于抗战后改为乡村建设系,在该系任课的教师主要来自定县,邹平和无锡;该系曾编辑出版《华西乡建》刊物及《乡农报》等。特别是晏阳初在北碚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建国立合并入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该系的一个来源之一。晏阳初也成为西南师范大学教科院走出的“乡村平民教育家”。
   
历史经验证明,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对于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提出通过“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他的这一理论实践,不仅在我国过去,也在亚、非、拉等许多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今,我国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应吸取其有益经验为我国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服务。
   
1) 确立教育的战略地位,(2) 增强人们的教育意识
    
晏阳初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希望通过教育拯救旧中国,实现“民族再造”。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把教育视为发展的首要条件。社会的发展必须由人的发展决定,而人的发展只有依靠教育才行。
   
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上,一般遵循先经济后教育的顺序。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教育的战略地位在理论上逐步确立了。可在实际上没有完全到位。在许多地方,教育仍然处在不受重视的地位,在一些偏僻的山乡,乡里按县里的要求办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班,不收学费,竟然没有人报名。很多农民认为读不读书无所谓,只要能挣钱就行。
   
要提高人们的教育意识,首先得有政策的保障。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就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党的十二大把教育确立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十三大把教育作为社会建设的战略首位。十五大中,江泽民再次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教育的战略地位在政策上被承认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已作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的一项基本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方针定会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要有法律上的保障,使教育走向以法治教,以法促教的法制化道路。近几年来,我国加强教育立法工作,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条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教育的重要地位。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对各级政府和各级官员没有明确的法律要求。义务教育是可办可不办的。且由于教育的功效大多不能及时表现出来,致使部分人忽视教育。有些部门没有把发展农村教育与发展农村经济放在同等地位来抓,即使抓了一些,也只是走过场;扫盲工作过于形式化,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再次要有措施上的保证。保证把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落到实处,使人们切实感受到教育的重要作用。这项工作在我国目前还做得很不够。例如我国对如何具体实施义务教育,法律上没有具体有效的规定。对家长或监护人不送子女或被监护人人学,规定是“实行批评教育”,如何实行批评教育呢?批评教育就能解决问题吗?在很多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也仅仅是写在村民屋墙上的条条标语而已,根本没有具体可行的教育措施,又怎能体现教育的战略地位!

   
3) 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教育事业的开展,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人们对教育的重视不够,目前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教育经费,特别是农村成人教育经费就更紧缺了。国务院、国家教委在一些文件中对成人教育经费作了一些规定。比如国务院在1987年就规定:“在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中增列成人教育科目,地方财政在安排教育经费时,应把成人教育所需经费列入预算,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经常性经费投入的增长而增长。”一些省市地县也有相关规定,如四川省政府规定:“农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按不抵于当年征收总数的10%用于扫盲教育及扫盲后的继续教育。”“农民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实际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还有其它一些规定,这里不赘。但这些规定在部分地方未能完全落实。有的农村乡镇多年未安排成人教育经费,或仅安排一点应付上级检查的经费。甚至强行挪作它用,教育经费就很难真正用于成人教育。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首先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农村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真正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教育经费目标: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整个教育事业经费逐步增加的同时,应当提高农村教育经费在所有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重。同时,应采取多渠道筹资,加以合理利用、管理。前不久,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农业部、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农村教育集资管理办法》,对农村教育集资的原则、款项用途及监督等作了规定。我们在争取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时,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经费办教育,让目前有限的钱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国的农村教育工程庞大,要改变国家办学的单一性,实施农村办学的整体性,让国家办学、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和社会力量办学一起上,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教育事业,形成全社会、全民办学的多重结构。其次要专款专用。为保证农村成人教育经费能全部用于成人教育,必须将农村成人教育经费单独列支、专款专用,杜绝任何滥用、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同时应有相应的法律措施作保障。应制定专门的法规,对于那些克扣、截留、挪用农村教育经费的部门或个人绳之以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4) 为农村教育提供人才保障
   
办教育,光有经费还不行,必得人才支实施。在旧中国,晏阳初博士和数百名知识分子满怀教育救国的良好愿望,到农村寻求救国之道。他们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凭着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农民服务。
   
我国当今,从事农村教育的人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不高,加之待遇无保证、频繁的调动和使用不当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教育事业严重缺乏人才资源,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而且,在我国农村一直存在着一种怪现象:一方面,农村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人才奇缺,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不高。据统计,解放以来,国家共培养了140多万农业人才,其中63万飞走了,20万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和农业科研机构,现在在第一线的仅有15万人,也就是说,国家培养100人,留在农业第一线的仅有14人。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
   
要发展农村教育,必须有大量的人才。当前,开发广大农民的“脑矿”,提高他们的知识力、生产力,改变他们的小农经济的狭隘的旧意识仍然是我国现代化面临的巨大任务。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正期待着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去奋斗。晏阳初及其同事们“博士下乡”为我国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先例。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愿到农村工作的人很少。那些贫困的地区,学生“十年寒窗”却是为了不起跳出农门。据辽宁省义县统计,从恢复高考到1986年,该县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有1400人,而同期分到县内工作的大专学生只有205人,占升学人数的1/7。其结果,越是贫困的地区人才越缺乏,人才越缺乏便越贫困,如此恶性循环,实在令人担忧!据某学校对584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想当农民的仅有1.2%,这与当年晏老倡导的“博士下乡”大相径庭。如果不解决这一思想问题,为农村教育提供人才的保障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我们增加农村教育人才的数量时,还要注意提高他们的素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没有很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很强的业务工作能力的人很难作一个合格教师。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只有通过它所培养的人才能实现,功能的大小取决于它所培养人的素质的高低。晏阳初要求乡村改造的工作者必须具备“四C”:能力(Competence)即至少有一种专长才能;创造力(Creativity)即能解决书本上查不到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发现民众的潜力并引导发挥出来;奉献(Commitment)即长期扎根于民间,与农民打成一片共同生活;品行(Character)即以身作则,不为利诱,不为威屈。这对我们很有启示,要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必有一批人才到农村去担负起改造农村、建设农村的历史重任,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造就一代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师资队伍的稳定是办好农村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首先要保证农村教师的基本特遇,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使其能安心工作。其工资、津贴、福利应由国家财政包干,保证按期兑现。我国一些地方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农村成人教师待遇更糟。国家和政府应想法从制度上解决农村教育工作者的待遇问题,在提职、加薪时应与同等资历的其他教育工作者一视同仁其次要建立科学的考核奖惩机制,用严格的持续的考核制度和科学的考核标准掌握成教工作者的水平和业绩。根据其业绩,给予相应的奖惩,进行优胜劣汰,逐步优化成人教师队伍。再次,不轻易调换农村的成人教育工作者。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可以使用当地人才担任成人教育教师,他们对本地有乡土之情,不会轻易外调,便于工作的开展。
   
我国农村建设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要求教育培养多方面、多层次和多种规格神,除要实施自主教育,更要有农民本身的组织:(5)科学化与制度化的实施,为使实验的原则、方法、技术具有普遍意义,能向全国推广,必经使之科学与制度化。
   
定县实验注重从社会调查人手,这是有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的。且从调查分析的内容看,受平民教育思潮、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至深,在教育科学的道路上作了进一步地努力。

   
5) 乡村教育体系
   
晏阳初认为,乡村教育应贯彻系统性、实验性的原则。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乡村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进行这项工程时,不应“枝枝节节”,而应“统盘筹划”。事实正是如此,宴阳初所推行的乡村教育,无论是内容(四大教育)还是形式(三大方式)。都是整体配合的,其目的是在农村造就一种全面的教育环境,以谋求广大农民在经济、文化、思想、卫生等方面的根本改善。
为了救治“穷、愚、弱、私”,针对性地在农村施行四种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文艺教育就是“使平民能运用传达知识的工具。”他们根据定县农民的文化,自编教材,先后研制了通用字表(3420字),基本字表(1320字),还自编了《平民词典》,力求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此外,他们还推行简笔字,采集先编了秧歌、鼓词、歌谣、歇后语等民间读物,并为已脱盲的农民编了三种读本,满足一部分农民较高文化的需要。
   
生计教育,“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技术,以增加其生产,要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建设。”定县实验中,办了两个农场,进行改良猪种与鸡种的实验,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与良种的试验;实验巡回生计训练办法,农民生计训练巡回学校、表证农家及实施推广训练三段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教育制度。生计巡回学校的着眼点,是使农民在农村中得到应用于农村当前实际需要的训练,授以切实的技术、生计训练科目共分为四类:①植物生产;②动物生产;③农村经济;④家庭工艺。
   
卫生教育,“就是要根据农村医药卫生的实际状况,顾到农村的人才经济与可能的组织,一方面实施卫生教育,使人人为健康的国民。以培养其身心强健的力量;一方面创建农村医药卫生的制度,以节省各个农民的医药设备的分配状况,以促成公共卫生的环境。”卫生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卫生教育;通过各种宣传教育的方式来实工和商业等方面多下功夫。总结当地常用的有效技术方法,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改造,通过示范加以推广。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也要注意地方性、实用性、短期性等特点。要通过多方努力提高农民的教育意识,把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传授融为一体,置教育于农民生产、生活之中,从教育内容、方式、途径、设施等方面尽可能结合农民“生计”之需,让农民切实看到教育的价值;否则,农民对教育的热情就难以激发起来,他们将在集资和提供生源方面给教育出难题。总之,农村教育只有真正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采取适合农村的教育方法,才能充分显示和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近年来,为了深入开展和建设农村,我国在传播农业科技信息,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95年,全国已有80%以上的乡镇和40%以上的行政村建立了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教学点)。到1997年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成人教育中心校)总数发展到40459所,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总数发展到342051所。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等省和直辖市100%的乡和95%以上的行政村都建有成人学校。各地还涌现出一大批条件好、规模大、效益高的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全国初步形成了县、乡、村农村成人教育培网络,“八五”期间共培训2.65亿人次,大面积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技术素质。1997年,“中国青年农民科技之家”在中国农业大学成立。“科技之家”是以推广农业科技,为广大青年农民与专教授牵线搭桥,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为宗旨;以促进祖国青年农民的科技后盾,使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紧密结合,共同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民富裕作贡献。据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1998年春节期间,北京的一些科学家到附近乡镇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现场接受农民咨询,很受农民欢迎。江西的一些地方,采取“科技承包”制,由科技人员对指定地点进行某些项目科技指导(如棉花生产),直至农民能够真正运用科技知识,这些措施推动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了展。我国正逐渐形成“科教兴村”的实践模式:走教育、科技、农业多位一体,联合发展的道路,包括沟通三教关系、培养急用人才,以校带村、发展校办企业;以村养校,以校促进,育林育人,兴村富民;改革乡办初中教育,瞄准当地生产需求,选学新兴农科技术,提高教育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围绕当地主导产业,组织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引导全乡农民走提高自身文化技术素质,发展生产的路子等措施。但这些方法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并逐步完善。
   
6) 农、科、教一体化
   
晏阳初毕生从事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是以社会为一巨型实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建设。他把乡村改造看成是要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心理、人口素质诸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由此设计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构成了他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农村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以及在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上出现过一些偏差。在对待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上,教育常与经济脱节,教育部门只是就教育论教育,很少过问经济。农村教育没有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很好地为农村服务。由于农村经济不发达,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至今文盲问题仍未解决,普及义务教育困难重重;而农村教育的不发达反过来又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晏阳初四大教育联环进行、综合治理改造农村的系统思想,对我们当前开展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农村为背景的“星火计划”、“燎原计划”、教育改革实验都有极大启示。将教育与经济建设、社会改造统筹发展。农村教育要与农村生产协调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规划,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谋求农村的整体改造,以形成“教促富、富促教”的良性循环。这是在对教育内部和外部规律性认识上的飞跃。
   
要尽快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状况,从社会整体发展来说,就必须实行农、科、教统筹安排,使它们能够相互促、协调发展。具体讲就是,一个地区的党委和政府,通过制定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以及多种组织协调工作,使经济产业部门直接参与农村教育工作,并指导和支持农村按计划进行经济开发;使科技部门利用农村学校、特别是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这个阵地,通过教育学生和培训农民,开展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和应用;帮助学校在搞好教育教学工作的目标时,在经济、科技部门的支持下,参与经济建设,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使本地的教育、科技与经济之间,通过信息交流、人员交往和组织联系等多种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形成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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