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乡村建设运动概况
    关于农村改良运动，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村治”及“五四”运动后的“新村”与“平民教育”。北伐时期，农民工运动兴趣，而改良运动也渐多，到抗战前，搞乡村建设的有70多处。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农业生产、流通及金融的改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的试图先有改进农村的理想和计划，而后找一合适的农村区域，作为实验的场所。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邹平、荷泽乡村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第三区专员公署主办的十县乡村建设实验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第三区专员公署主办的十县乡村建设实验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等。还有的在一区域里进行某项农村改进事宜，如乌江的农业推广事业，北碚峡防务团等等。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实验区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留待下文介绍，现将其他几个重要区域的乡村建设简介如下。
    (一)清河实验区。这是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了试验乡村建设的办法和组织学生实习，而于1930年建立的。该系想从中国固有的民俗民仪与实地环境中寻找改进农村社会工作的途径。全镇工作分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农村社会与教育、调查研究等四部分。他们特别提倡开办家庭工艺、毛织工厂、养猪、养鸡，医院、补习学校、图书馆办得也很认真，并开展了儿童福利、职业训练、公共卫生、公共娱乐、体育活动等福利事业，组织了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等。主持实验区的社会学系师生，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研究中国农村生活，从事农村建设实验。他们对该区农村生活的调查和研究及农村民众教育尽力尤多。系内教师在对该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报告有：1931年许仕廉的《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 (英文本)，1931年杨开道、许仕廉、步济时、张鸿钧、余万合著的《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英文本)，1936年王贺宸写的{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1938年黄迪写的《清河村镇社区》，赵承信写的《写在报告之后》等。(二)徐公桥乡村改进会。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东南大学农科三个教育机关，为谋求农村改进联合组成董事会，选定昆山徐公桥为试验区。1928年改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独办，并联合当地绅士组织乡村改进会，决定试办七年，期满后交地方自办。该试验区主要进行了改良农业、办教育、保自安等项工作。它的一切事业以教育为中心，而以协助解决生计问题为手段，遇事以农民为主体，设法引导他们自觉自动，从旁加以辅导。 (三)黄墟农村改进区。1929年，由江苏实验厅创办，由冷御秋主持，受中华职业教育社协助。该实验区包括38个村，1300多户，以黄墟为中心。该实验区以农民生活为中心，以富、教、政三位一体为口号，以增加生产为致富的手段，以普及教育为施教主题，以组织团体为训政的办法，目的就是改进整个农村生活。(四)四川十县实验乡。这是由四川省第三区专员公署与省立教育学院合设，由乡村建设设计指导委员会主持办理的。1938年开始筹备。该实验区采取政教合一办法，以教育改善政治设施，以政治力量发挥教育效能，从而达自治自卫自给的目的。
    以上几个试验区的目的都是要改进整个农村，但都注重教育事业的农村建设。这些实验区与社会学界的关系最大。其他实验区，还有注重农业推广的，如乌江实验区、丁桥农村服务社等；有注重合作事业的，如河北农村合作事业、浙江第一农村合作实验区、黄沙坞信用兼营合作社等；有注重生产事业的，如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等；有注重地方农村自治建设的，如镇平、肖山东乡的自治事业；有注重农村一般设施建设的，如定番乡政学院等。抗战期间，晏阳初在重庆歇马场设立乡村建设学院，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除四川、贵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外，其他实验区自抗战以后，已陷于停顿。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投入人力最多，并进行综合性改良的，首推梁漱溟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实验县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李景汉主持的河北定县实验县。其次是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该院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邹平和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对全国的影响较大。乡村建设运动形成了一个自由组织，乡村工作讨论会，该会从1933年到1935年分别在邹平、定县和无锡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全国的乡村工作。乡村建设运动者们企图用改良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这是行不通的；但其中改进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些具体措施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人把依赖“国际”，物质和人力帮助的叫新派。在新派农村运动中，规模最大、历史较久的，要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它每年要用30万——40万元的经费，有一二百人办事，以整个定县为实验的“表证”。其他还有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的乡村改进区、山东齐鲁大学龙山镇农村服务社、金陵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农村建设科、中央大学农学院办的育种改良及培养农业人才事宜等等。新派的特点，是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较深，大半是从办教育或农村救济起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一致的步骤，只有平教会算是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
    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其理论
    晏阳初(1890—1990)，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1918年耶鲁大学毕业，赴法国参加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的工作，任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1919年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历史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主持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与陶行知，朱其慧、蔡元培等在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1926年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实验。30—40年代，先后开展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实验区的平民教育工作。1940年平教总会迁往四川重庆歇马场，在此创办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在美洲高等学术机关举行的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被选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之后被三所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50年移居美国。50年代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主要著作有：《平民教育论》(1928)、《农村运动的使命》(1935)、《十年来的中国》(1937)等。
    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他提出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教育宗旨，深人民间。通过广泛深入的实证调查研究，他认为，愚、贫、弱、私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四大病根，据此他提出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主张，并强调这四大教育必须通过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三种方式连环进行，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以此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他通过长期的努力，将定县实验的经验推广到有关国家，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①
    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创始人的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到法国为华工办教育。他认为国内文盲多，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所以回国后兴办平民教育。1920年，晏阳初在上海青年协会主持平民教育科的事务，后来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等地搞平教试验，1923年在北平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晏阳初最初在城市里推行平民教育，但在工作实践中他认识到，中国的文盲大部分不是在都市里，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因此应到农村办平民教育。他将全国划为华南、华北、华东、华西、华中、西北、东北七个大平教区域，后来为集中使用人力和财力，把一切工作都集中到定县实验区。
定县之所以称为模范县，是因为教育发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兴办了学堂，开始提倡新学。定县的农村建设始于前清末叶翟城村的村治。1924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到定县提倡平民教育，各村就陆续开办平民学校。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翟城村为平民教育实验区，1930年将翟城村的计划推广到全县，全县成为实验区。经过1926—1930年的准备时期，定县从起初注重平民教育而转向注重整个农村的建设计划，1930年以后为实验时期。
    平教会认为，中国当时的重要问题不是别的，就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其根本是“人”的问题。由于农村人口占了4亿人的80％，因此要特别注意农村的人的问题。在农村又要特别注意全部青年男女。在全国4亿人中，农村青年至少有8千万，只要把这8千万农村青年改造出来，无论什么国耻都雪得掉，一切建设也有了巩固的根基。因此平教会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而且，他们认为近80年来，从太平天国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发生过五次自救运动，现在的农村实验运动已是第六次自救运动。这次运动不但继承了前五次运动，而且还补足了前五次运动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大多数人们的教育问题”，因此，他们推行平民教育。在平民教育中，他们发现了中国的“基本缺点”，就是“愚”、“穷”、“弱”、“私”四种。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针对中国社会的这四种大病，提出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这四种教育，包括了平民生活的一切，他们相信，如果这四种教育办得好，社会便有了基础，即实现了他们在定县提出的“除文盲、作新民”的目标。他们所谓的除文盲，就是要使全县人民都能识字。以千字文为课本，凡是对千字课中的文字能读、能写、能作的，就是非文盲；至于作新民的标准，则是要养成科学的头脑、合作的习惯、坚强的体魄、平与仁的精神。他们相信，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农村建设就能实现以上目标。为了推行四大教育，又提出了“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三种方式连环进行的设想，力图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以增进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
    平教会的工作分五个步骤，第一是调查，第二是研究，第三是实验，第四是表演，第五是推行。整个平民教育实验的内容，是—个完整的工作系统。
    三、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最后目标是建设农村，定县只是他们实验的中心区，他们想将定县研究所得的一套套制度，推广到全省以至全国，使农村复兴有其具体方案，创造一条国家基本建设的新路。定县的实验从1930年开始时，订了十年计划，准备前三年完成全县的文艺教育，次三年完成全县生计教育，后四年完成全县公民教育，在各期中都普遍施行卫生教育。但到1932年，他们放弃了十年计划，改为六年计划。即从1932年到1938年，实际上，到1937年即因抗战而停顿。平教会将这六年作为定县研究实验期，准备在完成六年计划后，进入所谓的“表证训练期”，将实验的结果推广到全国。他们在六年计划中进行研究实验的原则是：研究实验工作，由村到区，由区再到县；从农民生活里找问题；连锁进行四大教育，求得问题的解决；各方面的设施不能消极地适应，还应予以积极的改造；计划工作应以设计为主，运用并联系四大教育来进行。
    平教会在定县的十年里，由于集中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艺教育成绩最好，平民学校、实验小学、导生传习处、文艺读物、戏剧等办得有声有色，将小学教育和平民教育打成了一片。1933年，“民校”的高初两级毕业生达7644人，自1927年以来，毕业人数不下10万人(全县1930年人口普查共有38.4万人)，使得该县减少文盲的工作在全国1900多个县中首屈一指。其次在生计教育方面，如在兴办农场果园，引进和推广粮、棉、禽畜良种，成立消费合作社，改良猪种、鸡种、棉花及表证农家方面，都取得了成绩。再次，在卫生保健工作方面，全县设立了保健员网，建立了农村保健站，开办了保健院，建立了巡回医疗，推行了节制生育，在县城设立了广播站，将无线电收音机输入农村，在集市前一日预报物价。
    虽然实验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定县社会经济的根本组织上，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定县最大多数民众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农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破产深化而日益衰落，其原因是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经济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李景汉1936年刊登在清华出版的《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和第3期上的“定县土地调查”报告中已谈及此一问题。李景汉虽发现了问题，但他不可能解决。李景汉在该文绪言中说：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村经济问题，而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足以撼动农村社会的基础。土地问题得不到适当解决，则农村一切问题无从谈起。他认为，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尤为严重而急切，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若土地问题不得到解决，农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亦将陷于崩溃。
   李景汉主持了定县的实验，1931年对全县土地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包括土地分配与农作物种类等项。关于土地分配的形态，该调查从三方面来加以考察：一从田权类别方面，二从田产大小方面，三从耕田大小方面。例如，李景汉在453村耕田大小差异程度的调查中，发现耕田分配不均。453村共有67865家，其中不耕田者计2273家，耕地面积在25亩以下的计45645家，占总家数的67％，其耕地面积约占总亩数的38％。耕地面积在25至49亩的较大农家约占22％，其耕地亩数所占百分比较高，约为34％。50至99亩的大农家数所占百分比约为6％，而其耕地亩数所占百分比高至20％。100至299亩的较大农家数所占百分比为1.2％，而其耕地亩数所占百分比达7.8％之高。300亩以上的特别大农家只有15家，其所占比例小至万分之二，而其耕地亩数所占比例却高至千分之四。从调查中李景汉看到，不但田产的分配大小不均，即便农家耕地面积的大小的差别也很大。大多数小农家经营少数耕地，而少数的农家经营多数的耕地，耕地不均的现象亦甚显著。李景汉在报告的结语里说：“总之，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
    诚如李景汉所说，定县实验区“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事实上，在平教会开展实验后，定县依然继续贫困，全县欠债之家数占总户数的67％，因借债破产的家数从1931年的50家左右，增加到1933年的2000多家。无法生活到外地谋生的从1924年的400多人，增加到1933年的7800多人。乞丐也在增加。全县吃不上盐的人口占20％。
    晏阳初也感到平教运动的困难及前途可畏。他在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年会上报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区工作时说：“定县的全部实验工作，起始于民国十九年(1930)，经过五年，其成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实难断言。因为第一是人才问题。这种改造生活的实验，关系的方面太多，无处供给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第二是经费问题。在这民穷财尽的时候，很难筹措这百年大计的实验费。第三是社会环境的问题，现在全国方在一个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困难如此严重，大家容易误认这种工作为不急之务。第四是时间问题，这种改造民族生活的大计划，决不会一刹那间就能成功。有此四种困难，平教运动的前途，殊可傈傈危惧。”
    四、定县调查研究的经验与意义
    人们说定县的实验是科学的，一方面这个实验集中了许多学科的知识分子搞四大教育，另一方面该县的调查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李景汉写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均于1933年分别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就是该县调查的结果。李景汉把统计学应用到社会调查中，取得了精确的数据。其调查使用了个案调查、抽样调查、随机抽样、间隔选样、特殊选样、分层选样等方法，尽量从实际需要出发，采取简便适用的方法，调查表设计得也简明扼要。该县的调查对社会学上的调查方法的贡献较大。尽管他们的理想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但其调查材料、经验和方法还是可贵的，其精神也很可嘉。
    陈翰笙在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作的序中指出此调查的价值时说：“它的调查自然可以提供中国北部农业区域的研究资料，”“虽然调查方面很多，可是完全是从实地调查而得，和地方志的多凭考据编成决不相同。李先生既具多年的调查经验，又一向抱着努力的热诚，他的报告更富有准确的性质。凡是为实用或为研究而作的调查，和那些为调查而调查所得的材料不是相同的。李先生等在定县所做的调查是为了要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它的价值当然不只是准确两字所能表示出来的。”“从定县的概况调查并不难看出中国社会一般的愚、穷、弱、私的病象……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可算对于这些病象做了一个切实的诊断。”何廉为在为该书作序说：“在今日研究社会情况，较昔时重要远甚……全国农民经济已达破产时期，整个社会亦极呈不安之象。民困已深，调查尤为急务……调查社会实况，实为今后一切建设之根本要图。”
    晏阳初在该书的序中概要地总结了调查的经验和意义。关于调查经验，他说：“第一点，从事农村调查的工作人员，必须有到民间去的认识与决心。在与农民共同生活之下，才能了解农民生活的真相，才能得到正确数字，才能亲切地了解数字背后所含有的意义，才能作规划实际建设的方案。第二，调查既是为谋整个农村社会建设之入手的工作，单独的进行，是不会顺利的。必须统盘筹划，由多方面施以互相为用的工作，然后才能造成可以深入的环境，调查方为可能。定县实验在各方面的工作，增加了若干调查上的便利。第三，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解事实，但事实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要根据建设的需要，调查事实。第四，从事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必须要顾到中国的民间生活状况而规定出适合中国情形的方法及技术来。即如拟一表格，就特别注意与农民心理、风俗、习惯、生活相应合，而又要顾到(一)所问须使他们能回答， (二)他们所能回答的又是我们所需要的。换言之，社会学术机关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在它的进行中，便须以整个社会改造为目标，从多方努力，随时研究如何先建设起来中国的社会调查之整套的学术。而调查人材所应具的修养、训练、与经验，更是使调查成功的重要条件。”关于社会调查的意义，他说：“一为教育的意义。本会社会调查，非为调查而调查，为的是要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寻出生活上的问题，进而解决此项问题。即整个工作要以社会调查为指南针，先求知道生活的依归，然后再事规定教育的实施的方案。”“二为社会科学的意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因此我们希望本会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研究有其贡献。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晏阳初指出，社会调查的意义，既是为了改造社会现实，又是为了建设中国化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