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

蒸腾的暑气在傍晚没有丝毫消退。8月4日，79岁的李振甫在辣椒地里拔草，“来了。”他抬头向走近的记者打着招呼。

在翟城村，在这个偏居定州市一隅的村庄，这种主动的亲近和热情霎时会拉近两个陌生人间的距离。翟城村对投奔而来的乡村建设志愿者表现出在别处少见的热情，村民们从老到少，彬彬有礼，自然流露着对知识和学问的尊重，“翟城村是晏阳初在定县进行平民教育的模范村，也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起源地。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77年前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遗风。”一位志愿者对记者说。

1926年，通过翟城村米迪刚和米阶平兄弟，晏阳初来到定县。晏阳初认为，一个县实在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不仅是行政区域的单位；一切改进工作，必须从这里着手，“可是定县也很大，所以先从一村一村去办”。得到米氏兄弟襄助，晏阳初“遂决定实验工作”，发现单纯依靠平民教育不能根本改变农村的时候，他又把平民教育发展为乡村建设。

长达10年的“定县实验”，先以翟城为起点，地址在翟城村东南一所破庙内，“此庙即为定县实验工作的发祥地”。77年的时光早就卷走了那座被晏阳初视为“发祥地”的破庙，而晏阳初和他倡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却留在了当地人的口碑里，流传下来。

究其一生，晏阳初始终在用平民的视角打量这个世界，“一国的程度就看国民的程度”，我们办平民教育，一切经费必须省之又省，用最少的钱，使他们受最多的教育，照我们现在因陋就简的计划，每个学生身上只需花6毛钱，可使他们受4个月的教育，6元钱可使10个人受教育，60元钱可使100人受教育。

在世的当年见过晏阳初的人已经为数不多，李振甫是其中一个。“那会儿我正在这里上学。”老汉说，“晏阳初留下了名号，有这么一号不易。”

69岁的米主贵一头银发，他向记者讲述着晏阳初带给翟城村够得着的实惠：打水井、引进良种棉花良种猪……“那个时候，谁不知道定县猪。”

像米主贵这样的翟城村民，他们讲述的有关晏阳初的故事，还是从上辈人嘴里听到的，“这就是口碑啊。”

“晏阳初搞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提出的四大教育和九大信条，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在翟城村，许多人正以实际行动，表达着这样的心声。

温暖的记忆

“我的家乡本来是在四川巴中，但是我真正的家乡是定县。”1985年9月，晏阳初重回定州。“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耳闻目睹现实情景，老人感慨万千。

当年到过翟城村的著名学者梁漱溟说，晏阳初他们在翟城村的工作，一部分是平民教育的推行，一部分是办理社会调查。

“那个时候，从北京到定县，火车没个准钟点，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有时要24小时。”从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的回忆里，或许能够复原他秉承晏阳初的嘱托，第一次到翟城村搞社会调查的情形：坐着敞篷车，天还下着雨，浑身湿透，火车走走停停，一天多才到。初到翟城村，去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烧水泡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净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得有多少细菌。但是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我想了半天，农民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

另有一件事也给李景汉留下了很深印象。那是从县城坐大车到翟城村，路上与车夫聊天，道路高低不平，泥泞不堪，他问车夫“为什么道路不好走不修修呢”，车夫没回答，却说“多年的小道踩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李景汉说这句话启发了他去认真调查农村家庭中的每两个人的关系。

从参加过定县实验的著名医学专家陈志潜的文字里，我们则读见了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展现的另一幅图景：一间长不过两丈宽不过10尺的土房里，挂了一盏破烂的煤油灯，暗淡的阳光下，看得见二三十个青年男子，三五成群，或坐或立。房门对面有位年龄较长的男子，手持一根竹棍，在那里高声演讲，一群青年都仰着头，寂然无声，听得出神。外面虽然寒气透骨，却冻不散这些充满热望的青年。这就是此刻定县乡村里一个平民学校的夜景，也就是我们认为全国民众生活改良的出发点。

李志惠是定州市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一直在搜集整理晏阳初在定县的行迹。当年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另一个叫李亲顾的村庄搞平民教育实验点，房东叫郑银恋，李志惠告诉记者，“1990年一个初春的上午，我们访问她时，她已是86岁的老人。”那天很冷，老人大病刚愈，无力地躺在烧得发烫的土炕上，当我们谈起晏阳初的事时，她竟挣扎着爬起来，连声说“晏先生是好人，他是好人”，她眼里含着浑浊的泪珠。李志惠说，当年她大病不起，连续几天高烧不止，是晏阳初派平教会的大夫治好了她的病，救了她的命，“我们当时感动了，晏阳初先生已经过世，郑银恋老人也过世了，两位老人都过世了，然而直到今天，每当提起这件事，我们的心里仍不平静。”

幸福的追随

8月5日上午，翟城村支书米金水在孩子们上第一堂课前，赶到了村西的正在建设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天热，65岁的米金水有点中暑，身体不好，正打吊针。前一天，从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又来了12个志愿者，他没过来迎接；1个小时前，又有两个女生回北京了，他也没来得及送。

米金水说，他过来，一是和新来的学生志愿者见个面，再就是他听说村里来听课的孩子有的太调皮，不正经听课，有不遵守纪律现象。他要训话。

米金水站在一个高台上，要求台下100多个孩子要珍惜这个机会，“人家不要钱。这要是在城里，人家讲1小时课，就要几十块钱哩。这样的好事情你们哪儿找去？”

说到情急处，米金水声色俱厉，台下有孩子不上心，小声说话或嬉笑打闹，这个时候也收敛了。许多孩子还不知道晏阳初这个名字包含的特殊意义，还不能体会他们的老支书一片良苦用心，还不能彻底搞懂为什么这些志愿者叔叔和阿姨从城市里跑到村里来义务为他们补课。

米金水和翟城村其他村干部，近日大部分工作都围着筹办学校的事转。第一次，记者到村里寻他们，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都在中学那边呢。与他们一起忙活的还有从北京来的中国改革杂志社的邱建生，“他们7月28日来了，一直吃住在这里。”

邱建生是到来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头头”。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向几个学生志愿者交代着什么。他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的全是关于晏阳初的书籍。

“乡村建设志愿人员由教师、社会工作者、大学在校生及民间社团成员组成。”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一年级的刘凯是和邱建生一起来的，他告诉记者，“我家在陕西，暑假没回去，来这里主要是想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刚来几天，天正热，没蚊帐，每天晚上蚊子咬得不行。现在好多了。”小伙子一脸可爱和平静的幸福。

河北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系教授陶佩君1998年就做与晏阳初相关的研究，她向记者介绍，到翟城的12个志愿者中，有青年老师，有研究生和本科生，“我们主要想从农村技术入手。农民喜欢眼见为实的东西，他们迫切需要哪些技术？我们搞些调查摸底，先拉开序幕。再就是让学生通过上课，把新思想新意识带给农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