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韩少功曾在《海上文坛》（2000年12月号）发表文章，为人民公社制度与“农业学大寨”运动评功摆好。他的论据是，到现在许多乡村使用的水利灌溉系统还是那个年头兴建的。这当然不值一驳。正如我们不能用成都的都江堰、桂林的灵渠至今仍然有益于民，来证明秦王朝不该灭亡，或者今天依然需要专制君主与奴隶劳动。不知何事让这位“知青”作家萦怀抱，使他起了恋旧之心。
    孰料作为“饥饿的儿子”、一向自认对人民公社制度深恶痛绝的我，近年来也生出对人民公社时期的某些怀恋之情：那时的大队民办小学虽然教学条件差，民办教师确是令社员羡慕的职业，学生要自带板凳但不必交学费；大队有赤脚医生，虽是“亲贵”子弟、水平不高，但社员们打个预防针，抓个止咳止痢和敷刀伤火烫的药，还是蛮方便的；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血吸虫重疫区，县、区、社、队四级防治网络健全，组织社员灭钉螺，免费检查与治疗感染者，成效十分明显。可是，20多年过去，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许多农村儿童却上不起学，老人不敢看病了，在我的家乡江汉平原“瘟神”卷土重来…… 我们已经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选择了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特别是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加入WTO之后，事实上也没有回头可走。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呢？欧美发达国家在“三农”方面当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但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高、绝对数大，非农产业反哺能力也还弱，很多东西是不能直接“移植”的。
    当我将这个疑惑告诉一位朋友时，他建议我看看岳麓书社2001年出版的《晏阳初传》。读罢这本676页的传记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原来，早在50多年前，中国就有晏阳初这样一批志士仁人，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实验早就为我们提供了比解决“三农”问题更丰富的答案。
    旅美华人、历史学者吴相湘所著的这本《晏阳初传》，副题是“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作者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史笔，着重勾画了自上世纪20年初到成书的1981年（晏逝世于1990年），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与那些家长里短、儿女恩怨的传记不同，这本书只写传主毕生追求的事业，即为乡村建设如何擘划，实验、推广，采取了哪些举措，有什么成效与缺憾。因此它既是一个伟大心灵的人生纪录，也可以当作一本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造的教科书。
    晏阳初1893年（光绪十九年，一说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幼习传统的四书五经，稍长入教会学堂，1918年夏毕业于耶鲁大学；旋即束装赴欧洲战场，参加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主持的为法、英军队中的华工服务的志愿者。他的职责是代写书信，却生出教苦力识字的心愿，由此发现平民的潜力而矢志毕生献身于开发民智以达成民有、民治、民享救世目标的事业。1920年秋归国，经过一番筹备，于1922年在全国发起“除文盲，作新民”的识字运动；以长沙、烟台、嘉兴三地为试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热潮。1923年秋，得张伯荃、蒋梦麟、陶行知等文化名人，特别是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大力支持，在
    古都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晏阳初任总干事。 晏与同道认定在中国“农民是平民教育主要对象”，设立乡村教育部。作了两年多严谨的采用科学方法的实地调查，经过试验与比较，晏阳初主持的平教总会于1926年选择河北省定县作实验研究中心。他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综合的农村改造方案。这就是推行“四大教育”。他根据在农村从事教育的经验，深感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因此，要通过扫盲，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化程度之后，以“文艺”（包括识字，通过演说、演新剧等方式开掘“脑矿”）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1940年代晏阳初对四大连环教育理念，有更动情的表述：“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他说：“乡村建设工作是多方面的。千头万绪之中，必须抓住问题关键之所在，那就是，建乡须先建民，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至于落空。我们要达到开发民力的目的，须从整个生活的各方面下手，必须灌输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必须增加生产——‘生产’就是力量；必须保卫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须促进组织——‘组织’就是力量。我们所谓开发民力，就是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载于1948年5月14日《大公报》）他的这个理念表现在农村自治与县政革新上就是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方面相结合，用当时官方人士的语言表述即“政”、“教”、“富”、“卫”合一。五十年代后期他在菲律宾创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秉此夙志，将全世界乡村改造的标志定为“教育、生计、卫生、地方自治”四环相结。
    晏阳初从事“除文盲，作（培育）新民”的目标，显然受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梁是思想家，晏是实干家——以创造性的实践来回答怎么力。到日寇进逼华北，平教总会被迫于1936年南迁湖南止，十年间，晏阳初及其同仁在定县兴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堪称乡村建设与社会改造壮举的大实验。不说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不说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等等，单讲卫生保健方面，“平教总会”为中国农村建立公共卫生体系进行的尝试，就极富教益。
    《晏阳初传》第六章《定县实验的实际工作》之第八节《乡村保健卫生制度的实验成功》，粗略地介绍了这方面的努力，但读起来仍像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农村卫生工作手册。先是进行社会调查，结果是全县无一家合格医院，二百二十村无任何医药，二百五十村只有当地中医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每家每年医药费平均一元五角，一村所能负担的卫生基本组织费用一年不过五十元。从这样的基础条件出发，“平教总会”确定了推行农村卫生计划的三项基本原则，以最经济的组织，推行最简单的事业，但须注意透彻实行。先是组织学员到各村展览、演讲、放电影，作预防与诊疗示范，通过卫生宣传引起农民的注意与兴趣。实行“预防重于治疗”的方针，比如针对当地肠胃病与传染病流行的主因，指导居民改善饮用水质，增加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以减少病源。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选出男女各一人经过训练后分别担任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为同学与村民种痘。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训练旧式产婆洗洁手、剪短指甲，改善妇婴卫生。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当时建立的保健员制度作为农村卫生组织的基础，其作用类似于70年代中国的“赤脚医生”，覆盖面广，适应当时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尤为难得的是，那时平教总会就在乡村推广节制生育运动，帮助农民更新多子多福的观念，展示节育技术，走访家庭劝告节育。40年代末晏阳初促成并作为担纲人之一的“中国农村复兴中美联合委员会”，在四川推行的加强农村卫生机构计划，在台湾省进行的建立自来水源与防治疟疾、血吸虫病，训练县乡两级公共卫生人员等工作，都是定县实验的延续和推广。晏阳初实际上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办法。
    晏阳初主持的“平教总会”南迁之后，在湖南（衡山为实验县）、江西和四川等继续其开发民智与民力的事业，并在湖南训练民众与地方行政干部，在四川协助实施改革地方行政的新县制，创立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学院加紧培训人才。
    晏阳初与同仁在乡村改造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1943年，哥白尼诞生400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全球现代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他是唯一获此殊荣得以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比肩的亚洲人。晏阳初的壮举与义举感动了全世界。曾到中国考察“平教总会”实验的韦尔伯博士，后来出任美国联邦政府内政部长，取法晏阳初，在美国鼓动国会通过了扫除文盲的法案，他说：“晏阳初和他的同志在中国动乱及穷困时，都勇敢地做这一工作；美国富庶安定、学校发达，为什么不决心去做！”（本传第101页）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平教总会”的骨干瞿世英是中国代表之一。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计划，明显地受到了赛珍珠女士对晏阳初的访谈录《告语人民》一书的影响。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赫胥黎多次恳请晏阳初担任该组织基本教育计划主任，主持该项工作，晏最终同意担任特别顾问。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特列所谓晏阳初条款（实为农村建设条款，以其内文提及晏阳初之名故有此说；指四亿二千万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徒在为通过这一法案向美国务院说项时，指出：“农村建设条款特别使我满意，因为这似乎是步向问题的核心。我以为这曾经特别参考晏阳初博士的各种活动。我个人希望这一计划集中于训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使其组织起来以对抗压迫与苛政；同时也应有农业技术、公共卫生、交通等课程。我认定许多参加工作的学生一定会将这些带到全国各地农村，学生们有这一份具建设性又爱国的工作和活动，自是一有益的副产品”（见本传第421页）。1950年之后，中国的政局改变，晏阳初致力于国际乡村建设，以菲律宾为基地，为亚洲的泰国、日本、印度、印尼，非洲的加纳，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等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晏阳初无疑是中国人的骄傲。
    晏阳初之于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就像张爱玲、沈从文之于中国现代文学，我们这一代人以前对他们甚为陌生。事实上20世纪上半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著名人物，只有陶行知（本名陶知行，创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因其死得早未挨批）、梁漱溟（以其50年代初犯上直谏，遗臭于华国锋时期出版的《毛选》第五卷而闻名）和黄炎培（今“参政党”之一“民建”的创始人，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现在人们记得的只有他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论兴亡周期率）三人为我们略有所闻。
    晏阳初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不为国人所知重，原因很好理解。一是他有基督教会的背景；二是他的平教总会经费来源主要是旅美华侨与美国各界的捐赠；三是他虽然在政治上取中立立场，致力于民智开发，但显然走的是“改良主义”道路，得到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今日的中国要的是建设而不是推翻政权的革命，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种种阻碍已不复存在；重新评价和认识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经验对中国对现政权有益无害。
    晏阳初上世纪前半期在中国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可谓生不逢时。从20年代初的军阀混战到40年代末的国共内战，神州几曾息干戈？内外交迫兵连祸结，中国并未真正统一，人民生活动荡困窘，要推行长治久安的建设何等艰难！如今，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大趋势已跃出数千年不变的乡土社会模式，而向城市化转型，年轻人的心魂已非田园所能羁留。然而，不论天下大势如何风云变幻，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真精神却并未过时，且须发扬光大之。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的思想与情感是来自于“三C”的有机融合。他汲取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但扬弃了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落后因素，而汲取了西方和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有、有治、民享”的现代民主精神，不仅以基督之悲悯之心看待“苦力”之苦痛，而且以真诚的平等意识致力于开发“苦力”之潜力，这就使他的事业，既超越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止于政治策略层面的局限，也超越了基督教的“救世主”情感，而升华到依靠人民达成民主目标的现代性境界。晏阳初为“平教总会”拟定的工作方针，用英语表述为“Relief is not the answer, but Release”。Relief意为救济，Release意为释放、解除束缚，直译全句为“答案不是救济，而是释放（其能量）”，本传译为“不要救济，让他发扬”。（晏对我们今日的“扶贫”早就有了高见呢！）。
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启迪价值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真诚地信任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在一向信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结成强势联盟的今日世界，要自觉到这一点十分不易。晏阳初多次讲起他献身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的缘起：他在法国战场为参战华工代写家信，尝试着不做消极工夫，而积极地教他们识字读书。常有华工做了十几小时的工，先赶着上完课再去吃饭，真是发愤忘食。晏说他因此认识了真正的中国人，他们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却勤学向上，并且表现出了他们的能力。他说中国民众具有伟大的力量，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才为平民教育确立了“基本哲学：信任平民的卓越品质与一切可能性”。才为平教总会制定了前述工作方针。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四处游说劝募，呼吁各界人士不要“忘本”，才能情辞并茂打动人心；他自己才能不惧战乱，“在艰苦之中，冒着漫天烽火，站在人民当中，含着眼泪，咬定牙关，做一点算一点，做一滴算一滴。”（《开发民力建设乡村》）如果说晏阳初这样做还有基督徒布道救世的精神底子，那么，与晏阳初一道献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事业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比如放弃都市里大学教授、校长等优越地位，携眷到定县主持实验工作的那些留学欧美归来的博士熊佛西、瞿世英、冯锐、刘拓等人，没有这种对民众的信心，像今天一些知识精英那样怀着鄙视下层百姓的优越感，是断无可能做到的。
    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唾弃对暴力与强权的迷信，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晏阳初反复对政界人士阐述这一观点。1948年内战方酣之时，他在上述《大公报》文章中疾呼：“中国老百姓的失教、贫困、散漫、病弱一日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就一日还要动荡混乱！人民就一日不能不继续做奴隶”，“今日中国要求安定，要求繁荣，要真正实行民主，都必须从这为人民谋福利的基础上着手。”赛珍珠女士在1945年3月刊印的《告语人民》的序中，早就概要性地揭示了晏阳初的这个基本观点：“ 现在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民受着腐败政治的压迫、愚昧无知、营养不良，时刻在受疾病的威胁。所以首先应该为他们打算：怎样使他们受教育？怎样使他们健康？怎样使他们都吃得饱？有知识？能自治？如果不能计划使这些事情实现，空谈和平是没意义的。”
    更早一些，1933年12月17日，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定县实验观感的文章中就以明快的语言指出：“晏阳初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为。”二战之后，晏阳初在游说美国政府拨款支持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时，于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今天要赢得中国，不能依靠机关枪，也不能依赖外交的运用，只能靠对人民的服务。”（本传第401页）1950年晏阳初批评美国政府不惜支付五百亿美元于军事战线却只预算用三千五百万元援助落后地区人民，他说：“当前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全球性竞争，只信赖军事战线是一致命伤。”（本传第469页）事实上，晏阳初发动平民教育与乡
村建设，并非为了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1920年初他投身平民教育时，不要说没有冷战，连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成立呢。令人遗憾地是，晏阳初的这一非战非攻培育国本的思想很难为那些迷信“机关枪”的短视的“政治家”所接受。那个有所谓晏阳初条款的援华法案，总额是五亿七千万美元，其中单列军事援助一亿五千万美元，远远高过用于晏阳初等主持的中国农村建设与复兴计划的四千二百万美元之内的额度。至于老蒋更是相信凭他有数百万军队的“实力”就可以“勘乱建国”。历史给这些迷信枪杆子的统治者以无情的嘲讽。
    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晏阳初开发民智与民力，以达成民主目标的社会实践，直接代表的是生活在中国下层的广大民众的诉求，必然要触动地主乡绅阶层的权势。正如学者蒋廷黻所说：“改革的方案总要使一部分人士不满意，因为利害的关系和人们守旧根性”。这是他针对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燕树棠对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恶意攻击所发表的评论。燕树棠是定县劣绅燕冠卿的侄子。1938年晏阳初在四川省新都县开展乡村改造与地方自治实验，触及了哥老会首及当地土豪劣绅的特权。哥老会首竟鼓惑附近八县乡民、团丁数千人围攻县城。晏阳初又何尝不明白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制度改革？1937年，晏阳初撰写《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指陈：“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这桩根本工作，似应由政府出来毅力解决。”1948年晏阳初参与其事的中国“农复会”，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援协议第（三）款（乙）条申明：“与中国政府咨商：关于逐步实施土改革措施之途径及方法”。无奈国民党蒋政权的官僚、将领与经济、文化精英，大多出身于地主豪门，根本不愿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只有等到败逃台岛，他们已无乡土既得利益可言，才肯放手实行“平均地权”的农地改革。中国的不少“精英”就像柳宗元《虫负虫版 传》中的那个小爬虫，宁肯被既得利益压死，也不愿放弃它轻装前进，“亦足哀夫！”
    至此，我们不能不对各尽其力支持晏阳初的那些美国精英，如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父子、《读者文摘》发行人华莱士夫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等人，表达由衷的敬意。正是他们从道义、舆论和资金上的慷慨相助，晏阳初才能以民间的力量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兴办这样前无古人的大事业。谁能说，他们的慷慨是没有回报的呢？一个高尚快乐的灵魂行其所当行，难道一定要问有无“回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