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否定晏阳初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否认晏阳初“国际名人”的地位了。但这还只是对一种事实的认可，而具体到每一个与晏阳初打过交道的人，即使他承认某种“历史必然性”，但其内心里，是否就一定会赞同晏阳初的道路，一定会对晏阳初个人抱有足够的敬意和好感呢？

　　我这里还不是在说评价晏阳初功过上的学术争论，关于这一方面，２００６年《河北学刊》第２期刊有《晏阳初研究八十年》一文，已经把政学两界对晏阳初及其事业，从批判到赞赏、探研的过程介绍得很清楚了。我关注的毋宁说是更个人化的东西，我更感兴趣的是，在“盖棺论定”之外，那些熟悉晏阳初的人，私下里从何种视角观照晏阳初，又得出了怎样与“正史”大异其趣的结论？

　　西谚有云，伟人在仆人眼里显不出伟大；又云，一个诗人在历史上是神圣的，但在隔壁便是一个笑话。无他，太熟悉了，少了遮遮掩掩的缘故。这里就从晏阳初的一个邻居说起，这个邻居是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

　　１９３９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迁到重庆，成立乡村建设育才院筹备处，选定重庆近郊之北碚歇马场为院址，晏阳初全家也在歇马场一个叫白鹤林的地方暂时居住下来。而这时，作为左翼学者的侯外庐，也正好避居于白鹤林，主编一份由孙科提供支持的《中苏文化》杂志，和晏阳初比邻而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侯外庐撰写回忆录《韧的追求》（三联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第一版），提及晏阳初时说：“想不到抗日战争把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活动推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得到一个机会，能将这位人物的形象和这位人物的主张结合起来，建立一点感性的认识。”

　　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呢？“他（指晏阳初）在歇马场以官价向地主买田四百多亩，然后将田交给原来的佃户耕种。这位乡村改革家怎样处理佃租关系，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四川重庆一带的农村，地主把田租给佃户，租额是固定不变的，即根据某一丰收年的收成折算确定下来，不论遇到多严重的灾年，佃户都必须按此定额交租，即使竭尽所获还不足数，也必须设法补足缺额。据我了解，‘平教会’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至于交出全部收获的佃户将何以为生，则是无人过问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究竟有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有没有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便不言而喻了。”“晏阳初在白鹤林住了近一年，这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种更甚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说来近乎是滑稽，晏阳初和我仿佛有默契，彼此避免照面，以至于事实上我的确与他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晏阳初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从侯外庐先生对晏阳初的“感性认识”中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一，晏阳初脱离百姓；二，晏阳初的生活方式和格调是和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三，晏阳初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使农民受益。虽然侯先生在开始说，“晏阳初在数十年间是入‘现代名人’之列的。作为缘悭一面的邻居，我无权褒贬晏阳初，作为一位‘现代名人’，我或可评价他的思想。”但实际上这里的褒贬之意已十分显豁。值得注意的是，侯先生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晏阳初已经没有什么避讳、掩饰的必要了，也就是说，这里的记载不会是侯先生为了某种需要不得不然，而是其真实的内心记录。

　　侯外庐眼里的晏阳初让人震惊，特别是你在熟读了海外学者吴相湘的那本《晏阳初传》，知悉早在１９４３年，晏阳初就以唯一东方人的身份，和爱因斯坦等人一道，被西半球各国数百所高等学术机构推举为全球十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等资料之后。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对当下已成定格的晏阳初形象堪称具有颠覆效果，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一种平民教育运动，而其领导人居然脱离民间和百姓，那简直是一个笑谈。所幸我们还有另外的记载。对晏阳初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晏氏事业的发端缘于他一战中在法国战场上为华工服务，主要工作是代写代读家信，并萌念创办《华工周报》、举办识字班，平教运动即肇始于此。关于晏氏这段生活，相关史料上说他和“华工共同起居”，从当时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上看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一个有脱离底层百姓倾向的人大概是不会做这种工作的。再看晏阳初拟订的《乡村改造工作人员九项守则》，前三条分别是“深入民间”、“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这会不会是一种具文呢？如果不是具文，会不会仅是针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而设，晏氏自己却完全不受此一规则之约束？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晏阳初在从事平教工作人员中的崇高威信就明白了。关于晏阳初的生活方式，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们后来也有多种回忆，随便摘引几条：“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和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孩子从小就养成不奢侈、不浪费、爱惜财物的好习惯、好思想”；“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作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晏院长请客也同样简单，绝无铺张操办之事。并采取中菜饭西式吃法（每人一份），既卫生，又不浪费”；“（晏氏）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晏氏）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他家作过工的高妈说，与晏先生相处２０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氏）常说：平教会的经费是‘沿门托钵’来的，其中包括不少孤儿寡妇的捐赠，如我们不踏踏实实为平民工作，随便浪费他们的捐款，是对不起他们，也是一种犯罪！”……（均见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晏阳初纪念文集》）这些师生们的回忆我以为大致可信，晏氏骑驴下乡有流传至今的照片为证，至于其在经费上的律己，只要我们想想，平教会的经费很多来自美国财团的捐赠，如果晏阳初个人生活奢华，接受、使用捐款的手续不清，精明的美国人会如此慷慨地给晏氏持续支持？

　　如何评价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其实侯先生自己说的很清楚，他虽然和晏阳初比邻而居，却“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说这种印象得自传闻应该不过分。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传闻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晏氏深受西方文化洗礼，且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平素行事和生活格调有那么一点“洋味”，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考察侯外庐之所以有这么一种“晏阳初印象”，晏阳初身上的“洋味”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则必须推原到思想、理念上的严重分歧，而思想、理念上的这种对立正是看人容易先入为主的关键。

　　晏阳初的思想简而言之，认为中国农民有四个基本问题，就是“贫、愚、弱、私”四个大字，而“贫”是根本，农民生存都成问题，所以没法讲究卫生和教育，更不会热心公益事业。针对这四大问题，他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开展四种教育，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贫，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追求点滴改进的路径，未触及社会制度之根本，且容易被视为企图抹煞阶级对立。这种路径是为追求根本解决的人所轻蔑的。侯外庐先生就说：“（晏阳初）的特点是，常常不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他搞的那一套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相矛盾，与国民党统治利益更不相抵触。抗战期间，通过一年的旁观，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晏阳初自称欲救治国人之贫弱愚私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热中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的倡导者自居，却决不缩小与中国百姓之间的鸿沟。退一万步，如果说晏阳初心中真有一个乌托邦的话，我想，那也兴是布施者构想的幻境，而这位布施者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过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

　　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学界争议很多，这里不论。不过，我们可以对侯先生为论证晏氏路径之无益所举的一个例子略作分析。平教会买了田租给农民，“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所以，侯先生认定其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照侯先生的意思，平教会大概只有买了田一文不取地分给农民，才能算”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了，可是我们知道，平教会本身不置产业，其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募捐，如果按这样做下去，能够坚持几天？

　　个案只是个案（且不说就此个案而言，平教会的行为也并非对农民没有一点儿好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仅以此个案，就得出晏氏事业无益于底层百姓的结论，即使不说其轻率，至少也是为时过早。晏氏事业对中国乃至世界平民地位的改善，我们现在不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吗？

　　平常我们都知道要“知人论世”，可说说容易做起来如何？也许只有感叹一句：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