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亲临过定县（今称定州）翟城村，所以对晏阳初这个名字的感受开始由抽象逐渐变成了具体。我很早就听说过有“乡村教育派”这个说法，但当时听说的事者仅限于梁簌冥一人，且定性的说法亦是持否定的批评结论，所以未能有深入感悟，惟有“乡村”二字所特有的透体清新的植物气息长久滞留在我漫不经心的记忆中，因此也顺便记住了“乡村教育派”这个词。 　　
　　此番因为要亲赴翟城，便先在网上随便找到些晏先生的简单资料粗浅读了一遍，多少对先生当年的思想和行动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后于10月2日随北京诸网友抵翟城，于晏阳初昔日创始乡村教育的旧地触摸其所思所行，感悟更趋具体，虽然一种思派的全形理应在对其有过通透研读之后方可能不谬知，但昔日乡村教育的历史已然成了历史的定格，后人作为跳出局外的旁观者亦不妨感悟一二：
　　 　　1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简评
　晏阳初在总结自己思想的成因时，曾为自己找到过三脉师承：一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一为基督教士的传教精神，一为四海之民间疾苦。事实上也是，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亦完全是上述三种思想的一种大合成，前后两种思想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他把自己的行动指针对准了苦难深重的农村，而中间传教士精神的影响则构成了晏阳初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原则和执着精神，这两种品质历来为中国知识份子所少有，但在晏阳初那里，这种品质却自然而然地融合进了他的不朽人格。在今日之中国，这种纯粹的人格亦非常值得人仰慕和临摹。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同是乡村教育派的梁簌冥的一句话，梁在回顾同代人特征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普遍有着两个不能释怀的命题，一个是真理，一个是中国。显然，晏阳初就是那种对真理和中国难以释怀的一代人之中的典型代表，只不过他把寻找答案的路引向了自己虔诚笃信了一生的乡村教育。
　　 晏阳初所处时代的中国农村处于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中，封闭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当时的农民极度愚昧和贫穷，这从当时摄制的照片中就能感受到，那些农人凝滞呆板的眼神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当时政府管理体系的触角并不曾延伸至基层农村，晏阳初便得出农村愚昧贫穷的根源是农民没有知识的结果，同时他根据自己在法国工作的经历，深信农民没有知识的原因不是他们先天愚笨，而是后天缺乏教育。晏阳初把人脑的潜质形象地比喻为“脑矿”，以说明哪怕愚顽之人在经过教育之后也会被激发出强大的能力。据此，晏阳初又进而推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民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贫穷落后也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接近农村问题，如何接近农村问题，当然就是进行乡村教育，用他的说法就是：欲“救中国”，首先要让农民“知中国”。
　　以上基本就是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成因，他得出结论的现实依据就是农民需要“知中国”，中国若不被知，肯定就不可能被救，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国被知，被谁知，当然是被作为国民大多数的农民知。
　　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其人格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的实践性和执着性，他一旦把这种思想认定为救国（最后推广为救整个人类）的真理，便矢志不渝地信仰和实践；晏阳初坚持不投靠任何政党，以保持自己行为的独立性，但并不拒绝外界的援助，包括政党的援助；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本质上非常温和，属于改良一派——上述种种特征决定了既使晏阳初用乡村教育救国的思想再无效果，亦不会有害处，所以我对这种思想的理解是本质上这是一项善举。
　　那么，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是否真正能救农村和救中国？尽管我对晏先生的伟大人格有着百分之二百的敬仰，但对其乡村教育救国论的实际效果却持否定看法。
　　首先，晏阳初的思维和解决方案是静止的，但现实社会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中的，晏阳初并没有针对可能变化的复杂社会形式做出应变之策，他的方案始终只有一种，那就是教育（而且他所做的基本是扫盲教育）。然而今天我们回顾历史都会知道，中国社会现实已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以农村为例：农村行政管理模式彻底变了，农业在社会产业中的地位变了，农业运作的科技能力变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和能力变了，农村的人口数量也变了，等等。尤其现代科技所导致的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已经以另一种形式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大多数农村旧有的封闭状态（座谈时，翟城村的米书记就不止一次提起他受到某南方经济类报纸文章的触动，产生某某想法的话，这种交流和开放度在晏阳初时代无异于天方夜谈，这就是最明显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总会同时产生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更有利乐观，一种可能是更危险艰难，但无论如何更完善的理论都必须要根据变化的形式推演和提炼，社会形式是变化的，那么人的思维和解决方案就必须随着变化，否则就会产生谬误。
　　其次，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有一个完美的前提条件，就是假设社会总的运行和管理是处于一种健康的良性状态，所以解决问题不需要革命，只需要改良，因为根本的东西是假设正确的，所以需要做的就是在这种根本正确的基础上建立其他推进完善的工作，比如教育。按照晏先生的设想，教育农民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能解决问题。一旦其假设存在的基础不存在了，他的一切有益工作则根本无法实现预期效果，其所作所为就不过如扬汤止沸，可能辛苦的劳作会略微降下一点温度，但因为汤锅下面有火在烧，那么汤肯定会凶猛地沸腾下去，可能一个人累死累活地扬汤几千几万次，其所降下地温度只需少量几根柴火就能被轻易抹杀。历史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影响人群数量不可谓少，但经过了几次大的历史变革和政治运动，其教育成果便轻易地被人如抹蛛丝一般抹去(曾有人认为翟城村民集资41万重建建设学院是当初晏阳初教育的结果，后跟米书记交谈，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可以说晏先生当年的教育即便在翟城村也没有留下任何成果)。
　　电视录像中有一个重要的镜头：当年晏阳初学院的一个学生（如今以趋耄耋）准确无误地唱起了当年学会的歌。看到这一段时，我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个非常功利的疑问：当年，作为留洋博士的晏阳初发动其他几十位留洋博士入住翟城，亲办乡村教育，其教育结果只实现了蒙昧农民会学了唱歌（那人也可能学会了好多别的东西，但从其现状来看，基本仍未能本质上改变自己命运），这样的工作效率值得称许吗？我知道这样功利的提问很容易遭到攻击，很类似当年大学生舍命救老农的争论，但我只想试着尽量用一些理性的思维去感悟当初那一代人的思考：利用同样的资源，能否让自己努力的效率更高一些呢？如果用其他方案可行的话。
　　我对晏先生的乡村教育思想的评价是一项令人尊敬的善举，但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良方。说是善举，就如同一个人热心帮助贫困邻居，只不过乡村教育让这种热心助人的规模和影响扩大了而已，但善举终归是善举，不足以用来解决社会危急矛盾和问题。在座谈之前，作为晏阳初思想追随者的程先生曾念过陶行知彻底否定乡村教育的一段话，可是并未引人注意，但身体力行者的悔弃之说难道一点思考的价值都没有吗？
　　最后涉及一个对晏阳初及其乡村教育思想的评价问题，我的评价是：晏阳初先生毫无疑问是个非常伟大的人，有着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但如果定性其乡村教育思想的成败，由上面阐述，我更倾向于失败一说：其乡村教育只塑造了一个伟大人格的平民教育家，但其乡村教育并没能本质上改变和拯救任何农村的危难，其行为本质只是一项令人尊敬的善举。
　　2两种乡村教育行动的比照
　　此行有幸结识邱建生君三人，三人亦矢志追随晏阳初先生之乡村教育理念，70年后重新投入乡村教育行动中，而今时其创业之艰苦丝毫不亚于当年晏先生时，然三人皆承继了晏先生的执着实践精神，面对艰险没有丝毫退色，其成事之志实令人感动。
　　然其行其念仍有诸多缺憾之处，我这里提出这些绝对非故意和三志士过不去，而是希望能商榷探讨，让今天重新启动的乡村教育更趋可行。
　　A
　　邱君等现在所做的乡村教育，几乎完全依照当年晏先生的乡村教育理念，除了宗教一般的继承外，并无多少自己的独创纲领。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发端于当时一个社会瞬间的现实，而今天中国农村的现实早已同当时大相径庭，要想重新进行乡村教育，愚以为必须要求邱君三人如当年晏阳初那样深入农家，进行学者一般的严谨调查和分析，根据现有农村现实和未来可能的变化，制订出自己独创的乡村教育纲领，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必须前提。社会现实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持方案焉能奉守不变，说句过分的话，连农民愿不愿意接受这种旧形式的集中式课堂教育可能还不一定，更不知道农民真正想学什么，就以我为主开展其乡村教育来，其合理性在哪里？要回答这些，实在需要晏阳初那样的实践精神，解决方案不管对错，都要来自实际的调查分析，所以现在的乡村教育必须要求邱君三人成为农村问题的学者，或者有其他学者给予支持，甚至要求其高度必须超越当初晏阳初的思想高度，哪怕从寻找晏先生的局限入手，完善自己的新理论，否则谈什么乡村教育或推广，或解决农村问题，都无异于空谈。
　　B
　　座谈时，诸多网友连续论及乡村教育行动本身的盈利问题，对于现时代重利的我们，这样的提问不但无可厚非，甚至简直就跟真理一样，但我猜想假如把同样的问题提给晏阳初先生讨论，他肯定会无奈地说一句：道不同不足与谋。在当年晏阳初投身乡村教育行动时，他脑子里肯定毫无自身盈利的想法，我说他是善举也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热心帮助邻居时，心理想着怎么能获得收益，这怎么能说是善举呢？在晏阳初眼中，乡村教育就是他所信奉的宗教，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做事，而非为了现实盈利，这是跟今天我们本质不同的地方。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做事不盈利简直就是脑子进了水，更无可行性，所以开办乡村教育如总是亏本，结果也注定将失败，这就是我们现在深入骨髓的逻辑，但肯定不是晏先生的思想逻辑，这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小差异，这其实是乡村教育纯洁与否的本质之处。所以，我的认识也是：如果继续打者晏阳初的旗号，就不要把追求自身盈利放在自己的目标计划上，否则就不要用晏阳初的名称，那样容易玷辱伟人，我们也许以为做事不为了盈利就等于不食人间烟火，但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源自晏阳初的乡村教育一脉就相当于一种个人信仰的宗教，倘若没有这种力量，就根本没有晏阳初的执着和不息。至于生存之道，只能另想他法。
　　C
　　这同样也是一个可能让人无法接受的建议：如果邱君三人真心感动于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就离开现在的翟城村，去别的更需要乡村教育的地方，继承晏阳初的思想，不在于非要在他当初工作的地方，而在于把他的精神融入自己的精神。我聊天时特意打听过米书记，他说现在的翟城村在全乡十几个村当中富裕程度排名第一，我眼睛观察到的情况也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中国比翟城村还要落后贫穷的农村实在不胜枚举。当年，晏阳初从事乡村教育除了考虑有资助和可操作外，基本选择了最愚顽最需要乡村教育的地方，因为去这样的地方，也最容易体现乡村教育的成果，作为善举，你帮助更穷的邻居的意义肯定比帮助稍微富裕邻居的意义大得多。至少前些天电视中呈现的贵州农村的落后景象就让人触目惊心，那里肯定最需要乡村教育，也最能体现乡村教育的意义。当然这样的话有些苛刻，但后人的行为必须超越前人的高度，这是历史的要求，如果所有的目标都只停留在荫隐于晏阳初的思想当中，那么结果很可能连荫隐的基本想法都达不到。
　　D
　　其余所需资金需发动社会宣传力量去募集，所需人员需要发动宣传去招募志愿者，但这一切皆需要主办者拿出自己切实可行，可打动人的新乡村教育纲领（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首先要别人说他们能做什么，而是要你们先说你们的纲领需要别人帮你做什么，否则很容易自己一团糟，别人一脸雾），用你的完善的思想去征服和感动别人，当然更需要用你纯粹的精神和行动，千万不要总想着自己盈利，流露这样的企图在今天只会让援者望而却步，追随晏阳初先生的前提就是做一个思想的圣洁者，否则就不是继承晏阳初，而是挂着羊头买狗肉。我相信今天的社会，许多人会耻笑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但恰恰许多人都在追名逐利时，有人做圣徒之举会能感动迷茫的大众人心，这是人性道德上善的力量，它并没有消失，只待有人用纯洁的精神和行动去召唤！
　　要从事晏阳初开创的乡村教育，就必须要做一个晏阳初式的善者，其次要做一个晏阳初一样的学者，但不管怎样，都不能不做晏阳初式的圣徒，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后行者必须完善他，而且超越他！
　　祈望邱君等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