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接近共产党的可以去北京工作，亲国民党的一般去了台湾，另有一些人到香港、日本、美国等地定居。而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或走或留，进退维谷，反复动摇。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身在国外，便更多了几分挣扎。在这批人中，吴文藻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

自1946年起，吴文藻偕夫人谢冰心住在日本，吴氏任中国代表团政治组组长。中国内地政权更迭之后，吴文藻于1950年5月辞去公职，暂时以某报社记者的身份居留东京，考虑下一步的打算。这一时期，吴文藻思想的矛盾，一览无余地表露在他与友人的交谈之中，也记录在他同瑞斐德、费正清、洛氏基金会、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之间的书信往来里。吴文藻写信给瑞氏说：“尽管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很困难，我们将要走的道路也有许多障碍，可我们对未来并不太悲观。无论是好是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形势，并且为过去没能走中间道路付出代价。”[1][1]

回中国吗？[2][2]吴文藻从根本的思想观念上同共产党的理念有较大的差距，但他也觉得共产党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或许有变好的可能性。他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命运是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如果有机会为中国人民做事的话，无论多么微小，或多么危险，他都不能避开。他曾一度不太认真地考虑着一个说法——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他们可能会设计出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道路。况且，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中有一些受西方影响的自由派。他仔细地权衡各种可能性，试图评估他所得到的任何消息。他曾全力研究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他觉得共产党是欢迎一切人才的，他认为以他的专长，在新社会应该有一个属于他的位置；应该能同他所希望与之打交道的人共事，或许，他可以参加土改或到外交界工作。但无论如何，他的品格要求他献身于他的国家和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吴文藻确有一种殉道的味道。

然而，吴文藻毕竟不是共产党人，他决定要回中国，是与他们工作、相处，还是反对他们？可以想像到的是，他受过美国教育，具有西方的价值取向，与美帝国主义基金所资助的燕京大学有关系，他是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教授，而这类学科可能会被新政府看做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科。他曾当过蒋政权驻日本的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因此有坏名声，不能教授马列主义，他的专业或许不会受欢迎。只要犯个小错，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就会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当然，根据经验，可能会有个短暂的蜜月期——苏联进行的政治清洗是在政权建立相当长时期以后开始的，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种清洗也都是在逐渐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进行的。

另一条出路是流亡。但流亡却违背吴文藻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品德。他觉得那将意味着不能为中国人民做事，生活会变得毫无成就。他极不情愿走上这条可能永久与中国人民分离的道路。至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他认为他们丧失了信誉，不可能成功。美国也令他感到痛苦，马歇尔等人支持“中间力量”，鼓励他们反对共产党，可是当共产党解放了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又把他们抛弃了。他恨美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因此，若流亡的话，他认为也许去欧洲更好些。

影响吴文藻做决定的最大因素，是他的夫人冰心。冰心的独立性很强，她愿意，或者说是倾向于带孩子们回国。她也可以去其他的地方，但前提是得保证她的专业形象与地位。[3][3]如果她回去的话，作为一位在中国有影响的进步作家，她无疑会受到欢迎，拥有广大的读者，并参与妇女工作。对于流亡生活，吴文藻是不情愿的，但若真的流亡了，他至少还可以做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过较为满意的生活。但冰心呢，除了作为“流亡者的妻子”外，她不会有任何事业可做。在国外没有她的读者，哪有她的地位？多少个夜晚，她问自己，“我该干什么？”友人建议她可以教书，也可以为中国以外的读者写作。“可是谁会听我的呢？”冰心说。她认为，在集权制度下一定要清洗反对者，那可能是革命时的需要，政权稳固之后就会一切正常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冰心回国，而吴文藻去欧洲。去欧洲比去美国的政治意味较淡，可使冰心在中国的日子好过些。冰心曾一度要下最后通牒，让吴文藻选择或是随她走，或是去欧洲。[4][4]这封信还提到，若美国方面有为冰心安排好的事情的话，她也有可能前往。

在吴文藻进退维谷期间，有关方面都在为他的出路想办法。洛氏基金会出资请吴文藻访美，耶鲁大学聘请他在其外国地区研究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自1951年7月1日起，为期至少一年，报酬为六千美元。他的工作范围是研究美国政策在海外、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实施情况，以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就他研究的领域做专题报告。在吴文藻到耶鲁之前，洛氏基金会提供给他两千元的生活费，让他在东京研究日本的社会状况，为他在耶鲁的工作做准备，并提供给他往返东京与耶鲁之间的路费。哥伦比亚大学也对吴文藻的工作表示了兴趣。[5][5]洛氏基金会的罗杰·埃文斯试图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吴文藻寻求一个研究员的职位。吴文藻对此很感兴趣。在他看来，东京大学的教职，是自己“处在十字路口、面临重重矛盾时最好的选择”。中国有句古语，意思是在头脑充满矛盾时，最好的行动就是最少的行动。他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并坚信应同西方保持密切联系，我要在亚洲的土地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在这里我还有可能为丰富世界上关于社会的知识作贡献。”[6][6]瑞氏也在美国积极活动，看能否帮助吴文藻。[7][7]吴文藻此时的态度是“顺其自然”。[8][8]

1951年7月31日，吴文藻收到洛氏基金会两千美元的经费，他已经做好一切赴美准备，正在为去耶鲁从事研究工作，阅读有关东西方关系的资料。其家属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呆在日本，但办理居留手续繁琐； 另一种是到香港，冰心准备在大学教书，孩子们入中文学校。吴文藻只等签证一到就会动身去美国。[9][9]

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地起了变化。据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数位美国友人的通信称，吴文藻在东京申请赴美签证被拒，这是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法规，即拒绝那些“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人入境，之后他便携家属回到了北京。[10][10]

本文节选自《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阎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