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系作者近年来在上海开展的有关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城市新移民等系列课题研究的部分成果之一。在研究过程中，曾先后得到过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4年重大项目（04JJDZH004）、教育部200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5JA840007)、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03SG2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4BSH002）、上海市教委E研究院建设项目、日本CEO项目等项目的大力资助。本文的部分内容曾于2005年8月20－24日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举办的有关城市社会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过，此后，还先后提交并获得过中国社会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三届（2005）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本次发表的是文章的全文，其最终定稿完全得益于两名匿名评审人严格而细致的评阅，在此，特表谢意。文章的观点则由本人负责。

　　摘 要： “移民”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大规模的国内劳动力移民浪潮，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城市的“新移民”群体。这些劳动力新移民群体在一定意义上已构成了一个“移民系统”，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分别受制于制度政策、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因此，城市劳动力移民实际上是在城乡比较差异和移民政策的社会与制度背景下，依赖于劳动者个体的人力资本，根据理性选择的一般原则，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社会网络的综合运作而实现的。

　　关键词： 劳动力移民 移民系统 行为选择 农民工

　　一、问题的提出：城市农民工是流动性人口，还是劳动力移民？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城市农民工的理解一直是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既有的框架内来进行探讨与解释的，其政策的落脚点和解释的出发点都放在“外来”和“流动”上，认为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报酬而暂时来到城市，是属于一种季节性的人口流动现象(李培林，1996；蔡昉，2000；王春光，2001； Roberts，1997；Chen，1996；Mallee，1996)。因此，城市政府把积极为他们办理“暂住证”作为一项实事工程来抓，并在制度上设置“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等类似机构来统一管理他们。如果说城市农民工在20世纪80年代进城的初期，其特征多半是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还可以理解，那么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那些已经生活在城市数年甚至10多年的农民工群体，难道还只是城市的“流动人口”？难道他们就没有长期移居城市的愿望与期待？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于2002年6月、2003年10月、2004年11月连续三次对在上海打工三年以上的农民工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农民工群体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平均年限为5年半，有90.7%的农民工表示“如果政策允许，我愿意长期移居上海”，只有不到10%的农民工表示现在还说不清。1国内外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经验研究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把进城打工仅仅看作是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报酬了，而是存在着强烈的向城市移民的倾向，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流动者，除非受到强迫，多数人都表示不打算再回到农村，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与家乡仅保持着微弱的联系（李路路，2002）。2这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实际上已经完全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肯尼斯·罗伯特(Kenneth D.Roberts，2002)通过对上海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发现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潜在的定居者(potential settlers)，而不是临时的流动者（temporary floaters）。这些主要靠出卖体力而在城市顽强生存的人们，即不能像那些苦读十年寒窗书，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和毕业分配来摆脱农民身份，从而实现向城市升迁的“知识移民”，也不能像那些腰缠万贯，通过投资设厂和购买住房，从而实现向城市进军的“投资移民”，他们只有体力，但是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和坚忍的毅力同样在城市里拥有了固定的住处和稳定的职业。他们与农村的知识移民、投资移民一样都是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精英，但是，他们却至今还没有享受到城市“新移民”的待遇，至今仍然游离于他们生活多年却又无法亲近的城市体制之外。他们为城市做了大量高强度的三D工作（dirty，dangerous and demeaning），但城市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群完成工作就会回家的外来人口而已（Roberts，2001）。3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强忍着诸多的不公正待遇顽强地过着“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生活。

　　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只停留在“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研究框架和思维习惯，从“移民”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移民”可以说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据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于2002 年10 月发表的《2002 年国际移民报告》估计，全球移民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 75 亿，比1975 年增长了一倍多。该报告称，在发达国家，几乎每10 人中就有1 人是外国移民，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 人中有1 人是移民(UN，2002)。中国自三峡工程建设以来，“移民”一词也早已成为各种媒体和公众谈论的热门话题。从国内外对移民研究的历史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把“移民”的对象限定在国际移民上，如欧洲和北美地区对外籍移民的研究，以及中国国内以史学界为主的对华人华侨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就是那些国际移民，并在移民研究理论上形成了一些富有影响的理论观点。4但是，就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一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前，中国大量的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本质就是一种劳动力移民（尤其是那些已经居住在城市多年的农民工），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城市定居的愿望和追求，只是由于户籍管理和城乡分治的格局人为地阻止了他们的自由流动和移民愿望（这也是他们大多缺乏组织化迁移的主要原因）。而且，就中国国内的这种劳动力移民来说，其与国际移民现象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牛津大学的弗兰克·彼克（Frank Pieke）通过对欧洲的中国移民和中国国内移民的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的国际移民与国内移民在移民关系、劳动就业、社会交往、民族认同，以及与家乡的联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相似性，只是中国政府和学者一直在做的国内移民调查研究更多是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来进行的，并称之为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或剩余劳动力(surplus labors)而已(Pieke，1996)。有学者估计，在1990－1996年间，中国每年大约有5000-6000万农村劳动力由农村流动到城市，其中有1000-1500万人口（即大约1/5）事实上成了城市永久性的移民(Wu and Zhou，1996)。还有一项对在北京、苏州、武汉和深圳四城市企业“打工妹”的调查，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与自己丈夫一起来打工的，而且打工时间越长的，移居城市的愿望就越强烈（Knight，Song and Jia，1999）。尽管至今我们还无法准确知道究竟有多少农村劳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了城市真正的新移民，但学者们通常的估计是在占农民工总数的1/5到1/4之间（Roberts，2001；Zhao，2000）（见表1）。

　　表1：1990-2002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和移民人数（单位：万人）


　　说 明：此表是作者本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型调查，并综合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估算出来的。在这里，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仅指劳动力本人的流动，不包括他们的家属。每年度的移民人数估算是指所有此前年度的累计人数，其主要是指已经在城市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准备长期移居在城市的原农村人口，无论其是否拥有城市户口。

　　相对于通过毕业分配、工作调动等正规渠道而移民到城市的人来说，农民工只是一群劳动力移民（labor immigrants）。但就目前大城市中的劳动力移民构成而言，他们不完全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其他中小城市的下岗职工，他们与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一样，主要靠出卖体力为生或从事一些低技术的工作。因此，在经验研究层面上，笔者在本文中所讨论的上海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是指劳动力移民，这些劳动力移民通常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城市中心的棚屋区里，主要是一群通过非正式渠道来实现自我的劳动力区域转移，并在城市中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但又已获得相对稳定工作和固定住所，且主观上具有永久定居城市的新移民群体。5笔者之所以把这一群体称之为新移民群体，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老移民而言的。与那些老移民相比，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迁移到什么地方，政府不再禁止他们流动了，但同时，他们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且具有强烈的定居愿望，却仍然无法获得像老移民那样一旦移居成功就会得到合法的制度认可。所以与80年代前的老移民相比，他们拥有了许多自由，但却无法真正获得城市移民的身份认同。这些劳动力新移民实际上成了跨越“工—农”两大产业与“工人—农民”两大阶级的新群体，也是跨越“城市－乡村”两大社区与“发达—欠发达”两大地区的新群体。

　　虽然由于受政策、制度等结构性条件的限制，目前城市劳动力移民在数量上与整个流动人口相比还不是很多，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群非正式的劳动力移民却起着对旧有秩序“解构”和“重构”新秩序的先导作用，其不仅有助于打破“户籍”这种长期以来制约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制度，而且还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文化后果，使他们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尽早地纳入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并因此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从而为整个农民的市民化铺平道路。可以说，正是劳动力移民城市的这种强烈愿望，使得中国的人口管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考验，并可能由此而改变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状况。

　　二、有关移民的社会学研究概况及本文的分析思路

　　在社会学中，有关移民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领域。早在19世纪末，社会学家莱文斯坦（E. G. Ravenstein）就开始了对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并撰写了《移民的规律》一文，首开了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莱文斯坦也因此成了移民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时至今日，社会学在研究规模上依然保持在移民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并形成了“移民社会学”这一富有影响的新兴分支社会学。6

　　以当今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移民问题可以说一直处在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从早期的国内移民到现在的国际移民研究，美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与移民相关的。我们仅从社会学中久负盛名的芝加哥学派就可以略知一二。芝加哥学派主要对美国的第一、二代移民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开创了把人种学与人口统计学相结合的主流移民研究法，而且还创造了大量今天被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学概念，比如：同化(assimilation)、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职业专门化(occupational specialization)、边缘性(marginality)、种族关系圈(race relation cycles)等。7

　　然而，当经济学家“发现”代际同化和人类学家为避免使用“同化”一词甚至有意扭曲他们的田野故事时，社会学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看法和研究了。从早期社会学对移民的理性认识来看，其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移民的原因与过程；二是移民的定居及其生活重建。直到现在这一研究主题仍然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目标。然而，随着学科间互动频率的增多和交叉问题的不断出现，跨学科和多维方法的运用已成为当代移民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近30年来欧美学术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来看，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学科都已经纷纷介入到了当代移民研究领域，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近代以来的大规模移民现象做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大大拓展了社会学既有的研究框架，也在整体上提升了整个移民社会学研究的层次（Ruben G Rumbaut, Nancy Foner and Steven J Gold, 1999,1258-1260）。8

　　由于移民研究和移民本身的复杂性，本文不是企图对中国劳动力移民现象做整体性的分析，而只是就劳动力移民的动因这一传统研究主题进行多元分析。笔者曾经在《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其实质是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农民外出就业的原因，而对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和中观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影响没有进行分析(文军，2001)。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上述研究的一个补充和修正，其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研究对象而言，本文的分析不再是泛谈农民外出就业或人口流动的初始行为，而是主要集中在具有劳动力移民倾向的群体上面，这一群体不仅在外出就业行为上具有持久性，而且本身将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主体。二是就分析的范围与方法而言，我们将打破只从单一的层面来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或农村流动人口的框架，而是以移民的系统理论为指导，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其基本思路：一是从宏观历史和制度设置的层面入手，来探讨中国劳动力移民形成的制度原因及其存在的障碍。该视角以制度变迁理论为指导，着重于考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城乡比较差异在促进劳动力移民时受到的制度约束及其变迁的可能路径。二是从中观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层面入手，来探讨哪些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劳动力移民中可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该视角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为主，着重分析劳动力移民过程中的社会网络及关系资源，尤其是在城市的网络资源、职业经历、生活体验对劳动力移民的影响。三是从微观的人力资本层面入手，来探讨哪些人力资本将有助于劳动力移民的实现。该视角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文化、教育、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知识技能、生活方式等对劳动力移民的影响。

　　三、资料来源与统计数据的人口学分析

　　本文分析依据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前述的笔者于2002年和2003年两次在上海市所做的有关城市农民工的调查，其分析对象为符合我们前面对“劳动力移民”界定的780名农民工样本（其中包括少数来自其他城市的打工者），以及笔者于2004年11月在上海市棚屋区所做的有关劳动力移民的补充个案访谈。调查对象均为1980年代以来移居上海的劳动力新移民群体。9为便于进行对比和整体性把握“流动人口”与“劳动力移民”的区别，在涉及“流动人口”数据方面，主要采用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和上海市2000年所做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一些数据，本人所使用的数据，除特别说明以外，均来自于笔者自己组织的调查数据。此外，笔者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曾于2001年组织本系学生对上海的新移民进行过深度访谈，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访谈对象也是以劳动力新移民群体，其已经正式出版的访谈资料也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资料（陈映芳，2002）。

　　就上海整个流动人口而言，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上海有387万流动人口（2003年已经达到了499万），10其中有305万常住上海半年以上，已经占到了上海常住人口总数的18.6%。2002年12月，由上海市人口情报中心、复旦大学人口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浦东新区外来人口办公室等单位合作进行了“上海市外来人口监测体系试点调查”，取得有效样本2690份。结果发现，居住半年以内的人口比重为22.5%，半年到1年之间的比重为22.1%，1年到3年之间的为24.6%，3年到5年的11.7%，居住5年以上的为19%。这个结果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如果以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作为长期居住人口，常住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口已占流动人口总数的77.5%，他们平均滞留上海的时间为3年零5个月（见表2）。11

　　表2 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居留时间（2002年）


　　资料来源：上海市人口情报中心、复旦大学人口所等单位2002年实施的“上海市外来人口监测体系试点调查”

　　就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其主要集中在浦东新区、闵行区、宝山区等新开发的城区中。来沪5年以上（含5年）的常住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也大体如此。如果我们将上海市划分为中心城区、新建城区和郊区三大部分，12那么，常住流动人口在新建城区分布最多，占其总量的48.4%，其中又以浦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分布数量最大。分布于中心区的次之，占了35.6%，分布于郊区的最少，仅占16.0%（丁金宏，2002）。

　　就年龄构成来看，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主要在20-40岁之间，占整个外来流动人口的64.4%。其中“经济型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指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年轻化趋势更为明显，20-40岁达到了75.5%。根据我们2002年和2003年两次所做的抽样调查，1960名外来人口中平均年龄为26.8岁，其中年龄高峰段为25-29岁，占整个调查人数的25.1%，说明外来人口有进一步低龄化的趋势，但总体上也基本与2000年时的人口普查一致。同时，通过对来沪三年以上的780名劳动力移民的年龄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年龄高峰段在35-40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移民占整个移民的比例达到了45.4%。与1980年代初期的老移民相比，他们相对比较年轻，但与新生代的外来人口相比，他们已经是城市的老移民了，因为他们大多是在90年代初期以后先后来到上海的，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城市生活经验和工作技能，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学会了上海话。13

　　而且就就业规模而言，上海市统计局2003年调查报告也显示，上海外来就业人口规模已达375.09万人，比10年前几乎增长了１倍，年均增长7.1%，占全市整个就业人口中的39.5%。也就是说，上海现在每５名就业人口中，约有两名是外来者，上海市以户籍人口为主要劳动力资源的格局已经改变(《解放日报》，2004)。14由此看来，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居留时间不仅已长期化，而且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日趋紧密化。这一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些被长期称之为“流动人口”的城市新移民。

　　四、上海劳动力移民的制度设置及其影响

　　制度及政策可以说是影响移民的核心因素。有数据表明，在30年前，全球大约只有6 %的国家政府对移民实行限制政策，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0 %（Hugo，1994）。在早期的移民问题研究上，许多学者认为影响移民的主要动因在于经济因素。比如，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equilibrium theory）和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都强调“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引发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只要两个地区间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势差，就一定会引发移民浪潮，直到两地间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为止。此后，无论是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成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移民主体的新经济移民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还是认为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存在双重劳动力市场，本地劳工不愿意进入下层劳动力市场，因而需要外来移民补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或者是强调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几乎都是从经济学立场上来解释移民现象生成的原因。

　　其实，在当代移民问题上，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制度、政策、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至少已经成为移民动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以中国为例，1958年曾以“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将全国公民明确区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且个体从一出生就被烙上与生俱来的、制度性强加的身份，这意味着农民主动选择自我身份道路的堵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中国一直是实行严格的人口迁徙管制制度，除了国家政策允许的移民，劳动力自由迁徙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率几乎成了世界上最低的（见表5）。15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管制下，16农村要移民到城市，其途径基本上只有三条：一是通过联姻，或者被没有小孩的直系亲属收养。二是被城市工厂招聘进城，然后获得城市户口，但这种机会极少。三是考大学或参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城市，或做了军官以后转业被安置到城市工作。这三条道路不仅狭窄，而且竞争异常激烈，一般的农村居民实际上是很难走通的（Zhao，200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家开始提倡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逐步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尤其在小城镇）。进入90年代后，在经历连续三年卖粮难之后，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小城镇经商务农。1992年，标志着限制人口流动的粮票制度在无声无息之中终于取消了，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强烈鼓动下，积压多年的农民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浪潮，从1992年的4000万人到1996年的7200万，再到2002年的9400万人，短短的10年间，中国的农村流动人口就已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见表1）。尽管这些流动人口至今还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但中国政府毕竟在粮油制度、就业制度、居住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果历史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关国内移民的制度设置，我们大致可以把1979年以来移民政策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Huang and Pieke，2003）：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