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本文是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书最多的社会学者"，这是北大韩明谟教授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对我父亲的一段评述。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于1999年一篇专文中又说："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活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社会学的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的地位。"上海社会学研究所陈树德研究员曾引用当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英克尔斯于《社会学是什么?》中的话：孙本文博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著述了《社会学原理》等重要著作；由此可见，孙本文确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研究他。日本学者园田茂人曾在1987年第60回日本社会学大会上提出《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的论文，数年后又发表《孙本文与社会学的中国化》一文。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欧阳志英于2000年的硕士论文，题目就叫《民国时期中国学院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学者们一致公认，孙本文无疑是我国早期社会学界最权威，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他还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一、出身于富裕地区的清贫世家
     孙本文出生于清朝末年光绪十七年年尾，折算成公历为1892年初；出生于紧靠上海的原藉江苏省吴江县的盛产稻米鱼虾和蚕桑的典型江南鱼米乡--全国最富裕、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农村地区。然而他却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书香世家。我家至今仍保存着《孙氏家谱》，上面记述着自我父亲以上的十三代祖先都是穷秀才。秀才是科举时代的最低学位或学衔，相当于今天的高中，最多是大专毕业，是最末位的知识分子。我的祖父是旧学私塾的启蒙教师，后任新学--本乡小学教师和校长。这样的家庭，收入微薄，因而家中还要种桑、养蚕，有时还会欠人家一点债。我父亲从小就要参加家庭劳动，稍长就在祖父讲课的私塾中随读《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因而我父亲从小就深知生活来之不易，他读书很发奋，努力学习。
     后来他转入新学--小学学习，毕业后于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元年，以优异成绩收入江南第一名校--苏州"江南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江苏第一师范学校")。读师范，当时可免收学费、食宿费，是穷人家读书的首选。清朝末年，列强争相宰割中国，而本国封建统治者腐败又无能，丧权又辱国，只知道欺压勒索老百姓。我父亲亲眼目睹大众的生活艰难、凄苦流离，他愈来愈增强了好好读书，以救亡图存，跟黑暗抗争的报国决心。他愿将来从事教育工作，以促进大众早日觉醒起来。
     他上苏州第一师范的头三年，正是孙中山率领群众不折不挠地武装起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时代。他非常仰慕这位革命先行者。他发现孙中山的主名(正名)是孙文，而我父亲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两个字中间再加一个"本"字。他感到十分庆幸，就刻意模仿着孙中山签名中的"孙文"两个字，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签名之中。
     二、他和陈独秀、冯友兰的一段趣事
     1915年(民国四年)他从师范学校以第一名毕业，然后回本县任教于吴江城区小学。他有报国为民的志向，当然不满足于中等师范毕业，他把目光投向较近又挺有名气又可免学费食宿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的前身。然而不凑巧的是，江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南高师"，却因为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失败，北军占领南京，学校被北洋军阀的兵抢掠一空而停办多年，1915年方在筹划恢复，当年暑斯文科只招"中国语文"一科，且只招预科和专科生，不收本科生。而孙本文的志向和要求是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更多的新的知识领域，再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学。他只得去考虑远处的学堂。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有一所历代封建王朝传授儒学经典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它如今已演变成为新学的"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当时，全国除了洋人办的教会大学以外的唯一一所中国人办的被命名为大学的，是一国精英学子向往的地方。我父亲后来的同班同学，哲学家冯友兰，于北大百年校庆时撰文回忆说，当时他们的入学考试题目非常深奥，仍然是前清考进士的"殿试"策问的体裁，许多考生看了都傻眼了。而冯友兰和我父亲却从容应对，脱颖而出，同时被北大录取于文科哲学门(即现在的文学院哲学系)，我父亲还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读书的学费、生活费用这下子全部解决了。于是我父亲第一次出远门，北上京城，就读于北京大学。
     1917年蔡元培任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他力主改革，兼容并包--无论是仍留长辫的老古董老学究，还是新派革命派，只要是真正有学问的，他都亲自聘请来当教授。于是当年北大有了质的飞跃，一时学者云集，传为美谈。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由陈独秀来接任。他同时还在主编《新青年》杂志。胡适、李大钊、刘半农、蒋梦麟、章士钊，以及后来鲁迅、周作人都应聘北大。于是北大成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我父亲和冯友兰是同班好友。两人后来不相同的是，冯友兰成为知名大哲学家，而我父亲成为知名大社会学家。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系)，开设中国第一班社会学课程，由第一位中国社会学教授康宝忠，用中文讲授社会学。而在此之前，已开始有洋人在教会大学中，用洋文讲授社会学。我父亲选习了这门课。这是他学习社会学的起始。
     冯友兰在《三松堂全集》中写道：孙先生时任哲学班之长，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历年均获第一名，并免交全部学费。父亲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与同学傅斯年、张申府、狄膺、杨亮功等，共同发起创办"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另据《顾颉刚日记》，当时学校办事有诸多缺陷，他和我父亲等许多同学曾联名给蔡元培校长上一 "公呈" ，请学校整顿，致后来校刊、图书馆工作均有改进，学校"事务员威严气象，顿时为之减杀，人心称快焉。"
     冯友兰在《北大怀旧记》一文中记戴着当年毕业时一个小插曲。"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独秀)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与梁先生面前。等到像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独秀先生。他看着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我父亲的字号)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1918年夏，我父亲毕业。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档案表明：该年的哲学班毕业生共13人，分为甲、乙、丙三个名次，其中甲等5名：孙本文，冯友兰等。我父亲位居甲等之首。
    
     三、赴美留学，回国后独闯上海滩
     大学毕业后，他从北京返回江南家乡，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并兼授哲学概论课。他在"南高师"附中共教了二年半，协助兄长，两人合力为家庭舒解了经济困难，并在经济上资助弟弟上大学（南高师）。而他的兄长，为了两个弟弟能读书深造，甘愿放弃了自己的前程，此时又破天荒地进一步支持大弟弟去放洋留学，这在当时保守落后的农村是绝无仅有的。我的父亲本来不可能再出门，我的祖父已去世多年，他极不愿意再把养活一大家子的重担，重新扔给大哥独自去承担。但凑巧的是，他的弟弟老三即将由南高师毕业，可以接他的班，当教师，协助老大共同养家。于是，父亲于1920年秋，投考了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江苏公费留美学生--每年不过两三个名额。他红榜高中。
     1921年4月，父亲与宜兴潘菽(后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江西吴有训(后来的大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三人结伴，于上海同乘外国大海轮"南京号"--当时中国还没有大海轮，越过广袤的太平洋赴美留学。
     那时正是中国军阀混战频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际。孙本文是抱着救祖国于时艰的伟大心愿，到美国学习社会学，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子"的。他后来在所著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就写道："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则社会学与有责焉者矣。"他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继续攻读，获博士学位，又到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于美国深造了漫长的5年，于1926年学成返国，受聘为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此，他在大学岗位上，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事业。
     他只身闯进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全国最繁华最发达的都市。进入社会学界、学术界，在复旦大学仅两年半时间，就显露出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不仅教学非常出色，而且两年半时间内，在全国性杂志和报纸上，连续发表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文章，更惊人的是一气出版了五本社会学专著：《社会学上的文化论》，《社会问题》，《社会学ABC》，《人口论ABC》，《文化与社会》。后来学者们评价说："孙本文……他是国内社会学界提倡重视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对中国社会学在幼苗时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他在最后那本书里，以及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挑起了一场学术论战，在平静的中国社会学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原来这是孙本文与优生学者、注重社会的生物因素论者潘光旦，在进行友好论战。后来在《社会学刊》杂志上，潘光旦回应一篇《优生与文化(与孙本文先生商榷的文字)》，孙本文又回应一篇《再论文化与优生学(答潘光旦先生商榷的文字)》。这样，在学术思想争论中，中国社会学界更加活跃，大踏步前进。
     我父亲的另一大举动，就是领头发动组织了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实质性的学术团体"东南社会学会"--两年后更演变扩大而成为真正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社"(而在此以前，中国也曾短期存在过一个徒有虚名，没有影响的社会学会)。学会选举孙本文为负责人，并立即开展了学术活动；又创办了学会机关刊物《社会学刊》，由他亲自主编。
     于是，一颗新的亮星在中国社会学界冉冉升起，崭露头角。
    
     四、南京·重庆·南京--他的学术鼎盛期
     1929年2月，他告别上海，转到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任教。9月起，任中大社会学系主任。此后连续5年，尽管有过一些兼职，学校以及社会学系都有过变化和曲折，他却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大学，只不过后来学校改名为南京大学而已。他在社会学方面的事业，则主要集中于前20年(因建国以后，社会学曾中断了30年，1979年以后方得以恢复)。这20年的前8年半，是在南京度过的；由于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央大学被迫迁校重庆；9年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学校又返回南京；再3年而南京解放。
     这是建国前，国家内忧外患、动荡不定的20年。当时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简陋和艰苦，和现在的阿富汗相比，恐怕也差不多。而我的父亲正当盛年，他不怕任何困难，处乱不惊，以超常人的刻苦努力，20年间在教学和科研各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他学术上的黄金时代。
     他长期任中大社会学系主任；中大社会学研究所于1947年建立后，他兼任所长。他还有过一些校内外的兼职、兼课，但他的主要精力始终放在亲自授课和参与科研上。在中大，各科系的学生都爱上父亲所开的社会学大课。有趣的是，在社会学系和心理学系曾同时开出过"社会心理学"课程。由孙本文亲自讲授的社会学系的班上，听课的人愈来愈多，而另一个班上，人愈来愈稀少。社会学系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许多人才。毕业生中于建国前就成为各校教授、副教授的，就有六、七人之多。
     这个时期他的著述最丰：发表社会学专著20多种，另主编的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有七、八十篇。他的著述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有四种：《社会学原理》(上、下册)，《社会心理学》(上、下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四册，分别探讨中国的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前三种都被列入当时著名的"大学丛书"，并且都一版再版。《社会学原理》一书被一致采纳为全国大学的通用标准教材，学者们认为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学者们还认为《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中，所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为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提供了线索和大量资料，而且提出中国社会学今后应从事的工作，为当今社会学者所称道。
     父亲的科研重点放在理论社会学方面。他极为重视社会学的中国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此同时，也亲自参加了一些实地社会调查，仅在1948年就与助手们共同合作发表了4篇社会调查论文。
     在团结全国的社会学界方面，1929年冬，"东南社会学会"扩大成为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社"，所有知名的社会学者都参加了它所组织的学术活动，并一致选举父亲为第一届理事长兼社长，并连任为第二届及第八、九届的负责人。学社在成立大会上就宣读了学术论文16篇，还有蔡元培作了《社会学与民族学》、胡适作《中国社会学》等讲演。学社成立于上海，以后又在南京、北平、上海举办过第二至六届年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条件十分困难，仍召开过第七届年会；内战爆发后的1947年、1948年也召开过第八、九届年会；后三届年会只能分在全国三、四个地点同时举行。父亲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并长期主编学社的机关刊物《社会学刊》，因而他当之无愧地为我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中国社会学曾在世界社会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社会学，是清代末年由维新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而引进的。(最著名译作如严复所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因而最初的社会学，不能不是舶来品。其后，它才逐步地中国化--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中国教师上台开始用中文讲授社会学(原先都是洋人用洋文讲课)；采用中文讲义(原先只有洋文原版教材)；以及教材内容逐步中国化；科研逐步联系和面向中国实际等等。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突飞猛进，取得过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发展和成就。1962年《英国社会学杂志》的文章声称："可以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香港学者黄绍伦在书中指出："本世纪50年，中国是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中心"。
     中国的学院社会学当时所以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是因为有一两代社会学家，从理论到应用，到社会问题调查研究各方面学者，团结协作和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学社也在其中起到组织的作用。它就是把"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学，为民族作出贡献，并在国际社会学界取得一席地位"作为自己宗旨的(孙本文：《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社》)。我父亲当时是中国社会学社的核心人物，他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繁荣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不容质疑的。早在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以及1947年美国出版的《中国手册》中，都有他的简传。80年代德国出版的《国际社会学家辞典》所介绍的中国人就包括毛泽东、李达、孙本文、吴文藻、李景汉、陈达、费孝通等。
     顺便提一下：在国内，1942年教育部于全国学术界遴选确定了30名"部聘教授"(相当于现今的院士)，父亲成为其中之一。其后又连任一届，至1947年。
     众所周知，解放以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我国在所有大学和科研单位取消了社会学；直到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社会学者得以恢复名誉和恢复地位。
     在那些取消和"批判"社会学的年代，他和全国所有的社会学者一样，都只有改行--他仍在南京大学任教，并任省政协委员，参加了九三学社。"反右派"以后，他被迫参加对社会学的批判和对别人、对自己的批判，但他仍然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控制我国人口问题的论述。
    正当我国人民都在庆幸又获新生之时，1979年早春，邓小平提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多门社会科学，"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社会学被平反和正名，我父亲那时已88岁高龄，很安祥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