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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莲香：论中国人的素质构成与社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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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布时间：2007-03-25 信息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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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国民素质和中国人的素质。我们把“中国人的素质”置于五个层面：即健康素质、智力素质、心理素质（人格素质）、道德素质和角色素质，它们之间有着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关系；在把五类素质作为指标体系的构成来使用时，应注意素质间的交错关系；论证并揭示高素质群的应然状态和如何逐步去实现，是“人的素质”研究的目的之一。
【关 键 词】人的素质/国民素质/中国人的素质构成
【 正 文 】
人的素质状况，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活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人的素质状况又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状态。人的素质的提升，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一、“人的素质”之指意
讲人的素质，首先要讲“素质”这个广义概念。“素质”附着于世间事物，是由事物特质规定的某种功用及活力。它是一种功能概念，在功用上具有不同活力，包括显在的和潜在的；事物功用及活力不同，它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也就不同。活力这种功能性力量表现在人身上即是能力。强调“素质”的功能涵义，是要突现“素质”与构成事物的那些特质分不开，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功用及“活力”。对于人来说，构成人的那些特质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即生物性的和社会性的，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天社会性的特质。因此，“素质”作为一种功能性“活力”、“能力”，与人的特质和获取特质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人的素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给出不同的规定，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指谓。本文认为“人的素质”系指由人具有的特质所规定的活动能力及其状态。人的特质同其他事物的特质一样，具有结构意义，带来质的规定性；由特质规定的能力，则具有功能意义，带来量的规定性。素质是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这里的人包括个人和诸多个人，亦称个体和群体；人一生的活动包括各种生命的、生活的、职业的活动；能力包括显在的和潜在的或表层的和深层的不同层面；状态属于活动样态，包括体态风貌和社会形象，给人造成的印象、感受、社会评价等。由此言之，构成“人的素质”的特质，包括生理的、智力的、心理（人格）的、行为和价值观念诸特质。由是，研究“人的素质”就有了颇多角度及视野，有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视角，也有可谓“素质论”的综合研究；有对个体的研究，求其个体差，亦有对群体的研究，求其共有的水平及状态。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即使是群体素质研究亦必以个体为基础。
“人的素质”实际上是素质“丛”。“丛”概念包括诸特质组合及其可分性，即它是个指标体系。“人的素质”既然是由特质组合成的“丛”体，就意味着它是具体的，是由各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它既有稳定的惯性的一面，又有可变的可培育的一面，这两方面都是特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变迁的产物。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人们，构成“人的素质”的特质及其组合特点也不尽相同。
二、国民素质
“人的素质”研究是具体的，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可视、可语和可评的某些个人或某国人。因此，在“人的素质”研究之初，就有了一个作业转换的问题，转换为中国人、日本人，或者什么国家人的素质研究。把“人的素质”研究转换为中国人素质研究，就是把中国人作为国民去研究。
国民是个体又是总体。作为个体的国民，不单单是指中国人中的一分子，某个具体人，而且同时又是具有平均意义的“典型”个体，像统计学上的样本，是张三、李四，又不是张三、李四，只是代表某种意义的统计数字符号；作为总体的国民，则是这种典型个体的扩张和延伸，一种集合体，国民具体表现这种集合体内部的结构特征。国民素质是个体素质与总体素质的统一。正是强调了个体与总体的统一体这个观点，才奠定了我们后面界定国民素质基本内容结构的基础，奠定了“人的素质”研究的基本思路。国民素质研究，不仅包括已经和正在发挥的诸种能力及其水平，即显在因素，而且还包括将来可能发挥的诸种能力，即潜在因素。从发展的观点看，应该着眼于潜在的未来因素，比如，控制人口和优生优育，不仅仅是针对着人们的“现在”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针对着人们的“未来”发展，或者严格地说，是人们未来发展的一种优异状态的选择。研究国民素质，包含了对未来人口素质选择的能力。人口素质不仅包括自然状态及其过程中的素质因素，而且包括更重要的社会状态及其过程的素质因素，除了地理的、物质的、生理的因素，还有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而一旦把人口问题置于社会状态及其过程中去研究，就能看出人口素质与智力、人格、道德和角色诸层次上素质因素之间是相互渗透、交错起作用的。从国民总体上研究国民素质，是把国民具备的诸种素质综合为一种指标体系的综合研究。
国民素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两个相关问题：
第一，国民素质与国民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国民性是对一国之民的人格特质及其表现方式的揭示、分析和给予历史、时代意义的诠释。人格特质范围广泛，历史上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在观察、研究和认识中国人的过程中，对中国人人格特质所作的设定不下10种，甚至有人提出25种。同一种或几种人格特质，可能为不同国家的国民性格所有，但由于诸种特质在不同国家国民性格中出现的概率不同，起作用的质不同而成为不同的国民性格特点。在中国人性格中含蓄、柔而刚的特质在量上和质上都是广泛而深刻的，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而在美国人那里则不足以构成国民性格特点。国民性格是在文化变迁中历史地形成的，它是相对稳定、根深蒂固的，潜移默化起作用，规定着人的素质之高低优劣，而国民性是无高低优劣之分的。“人的素质”之高低优劣是相对于社会生活变化对人的适应能力及其发挥作用的要求而言的。就现代化而言，社会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命中注定”的过程。人也就必须因其客观性和“命定性”而与之相适应。在这一方面，人是被动的，被迫接受的（不能不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人身上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就有了联系，一方面冲突着，另一方面现代性从传统性内部生长出带有现代性的特质因素。人的自主性，人的价值也就在这个被联系起来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链条上进行评价、判断和选择并得到表现。
第二，国民素质研究和个人素质研究的关系。国民既是个体又是总体，因此，国民素质研究，不是离开或者抛弃对个人的研究，相反，对个人的研究是国民素质研究的基础。不论问卷调查还是个案调查，都是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进行的。因此，对个人的研究，非但不弃之，而且必取之，但是，不能停留在对个人素质研究的层面上。又正因为国民既是个体又是总体，为了研究一个国民群体的整体素质如何，必须探究其内部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个体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结、互通信息、交换资源等等，这样，也就形成我们对国民素质构成的基本设想，即引入道德素质、角色素质概念。国民素质研究，不是把国民作为单独的个人来机械地相加，而是把其作为有着共同的权利和义务、秩序和发展的休戚以共的国民来研究。从这一点看，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以国民意识为前提的；研究国民素质，无疑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动因，但它又必须以广泛地唤起国民意识为其前提。有时候，在这种国民意识所聚成的国民魂及其社会整合力量或许会成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内在力量。
三、中国人素质构成
中国人作为全体国民，其素质高低不仅包括是否具有健康的体魄，掌握多种多样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而且包括是否具有完善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品行和良好的角色状态等等。提高国民素质，应从多方面入手，以免顾此失彼。
中国人的素质构成，大致在五个层面上构成五类特质素质丛，即健康、智力、心理（人格）、道德、角色五层面上诸特质构成的健康素质、智力素质、心理（人格）素质、道德素质、角色素质。它们各自由一些指标构成，又相互联系。
健康素质作为“人的素质”的一部分，是指身体健康指标，比如体力、精力、耐力、毅力等生命指标，同时还和人的知识、心理、道德、角色诸领域的因素有关系。例如，现在无锡人饮用水达到了五级，这既与造成太湖污染的诸因素有关，也与有些人不爱护公共卫生和生活环境、不讲公共道德等陋习及价值观有关。
智力素质是指文化科学技术素质，是后天习得的一种能力，它与通过智商体现的体质、智力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所要寻求的智力素质，主要是决定活动效率及目标达成的那些智力因素，如文化教育水平、科学知识水平、技术技能等。因此，智力素质中的教育和由此引导出的文化科学技术结构特性，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同时，影响智力素质及其发挥程度的健康、心理、道德、角色诸因素，也占有一定的位置。
人格素质是指国民群体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体现在大多数人身上的素质即“众数人格”素质，或叫国民人格素质。人格素质，连同后边要提到的道德素质、角色素质是极其复杂的构成要素。对国民人格素质进行判断和评价，需要从复杂的人格特质中提炼出有意义的特质，予以指标化。在这种场合，应当看重的是推动个体和群体乃至民族发展的那些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特质。任何一个民族，一国国民，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病态人格起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人格是文化传统的教化和内化的一种结果，不同的文化传统会教化和内化出不同的人格，人格特质是文化因子的遗留。人格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关联，社会变迁使一些人格特质渐渐飘落而去，另一些特质则“应运而生”。人格力量中闪跳着社会的影子。在人格结构及其演变的过程中，文化与社会是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客观因素，这种因素对人格特点的干涉，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已有的许多人格测量指标作种种修正。中国人在认识判断、冲动抑制、焦虑缓解、动机取向及意志力、耐受力，以及对集体和权威的态度、人际关系、价值目标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反应方式和心理品格。
道德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组织、人际等领域诸关系。儒家伦理在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领域有一套结构性的行为规范。由于中国社会产业和职业的欠分化，社会组织的欠发达，儒家伦理在经济关系和组织关系领域的功能极弱。社会的巨大变迁，要求中国人的道德行为必须有相应的调整，因此，构架和确立用以判断和评价中国人道德素质的指示，是十分艰难的事。这不仅要参照传统遗留给中国人并顽固起作用的道德规范，而且还要发现、分析和辨别巨变中逐渐出现并有生命力的道德特质。因此，在国民道德素质研究中，更需要注重对道德倾向、道德责任、道德气质和道德风气的研究。
角色概念有不同的含义。如果从社会结构角度去看，角色包括基于家庭位置的性别角色和基于社会地位的职业角色。人的一生，在家庭中扮演种种性别角色，为人父或者为父之子，为人夫或者为夫之妻，为人兄或者为兄之弟等等。步入社会，又要扮演种种职业角色，一生勤劳，终生不息。但是，性别角色扮演得符合角色规定、满足角色期待，不意味着其职业角色是合乎角色规定，是成功的。从中国社会改革以来的角色成功及角色失败的情况看，更应重视的角色素质至少包括角色规范、角色认同、角色适应、角色整合诸方面素质。
由于角色的社会结构特性，其扮演状态及效果，涉及社会机能的正常发挥和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反之而言，角色素质影响到社会机能的正常发挥和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角色素质在“人的素质”构成中处于极其重要的高层位置。
把国民素质作为一种指标体系，不但有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而且种种素质因素又分布在不同的层面上。
我们把国民素质初步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分布在低层面上的是基础素质，或叫国民素质之本。基础国民素质包含国民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它接近于人口学对于人口素质的概括。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均由若干指标构成。这些指标的根本特征是客观性强，此外还有明确的量的规定性，因而可比性强。从发展趋势上看，基础素质必然会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而向上提升。分布在高层面上的是深层国民素质，它包括人格素质、道德素质和角色素质。这三种素质亦均由若干指标构成。深层国民素质指标主观性强，因此，在做量化研究的场合必须科学地处理指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从变化上看，深层国民素质并非完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尤其在当前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处于急剧的冲撞之中，深层国民素质的变化更会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国民素质由身体素质、智力素质、人格素质、道德素质和角色素质五部分构成。在此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五类素质之间的相互交错及其协变关系所形成的素质水平和表现状态。换言之，我们应更看重五类素质交错点（相关域）上的问题。从五种素质的关系来看，它们各有独特的内涵，又互相影响、互相关联，而且社会越进步，五种素质之间的联系就会更加密切。例如，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人员专业化越来越强，很多职业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胜任，这表明角色期待要求人们提高自身的智力素质甚至身体素质。同样，人才的流动，职业的变更，都要求人们要有较强的角色整合及调适能力。与此同时，又要求人们既要不断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也要求提高职业道德。随着健康观念的变化，人格障碍、心理不适等，都被视为一种不健康。同样，理想人格的培养与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相关联，而道德品质的确立与人的受教育程度即智力素质又紧密相联。目前，在关于道德建设的讨论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冲突。道德领域的不少问题不是传统道德应不应该弘扬，公德该不该提倡，而是人们在冲突面前的认知水平、选择方式及适应能力的问题，要求人们有科学知识和教养，也要有对己对人的责任感，有对社会发展的参与精神。
四、人的素质提升与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发展到21世纪，巨大的甚至是爆发式的变迁历程，再次把人全面推向历史舞台，真假、善恶、美丑，几乎毫无掩饰地展现在这个舞台上。社会的现代化及社会发展需要人去推进，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从人对社会发展的推进看，人的素质的提升，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它的作用是深层的；从社会发展对人的改变看，人的素质的提升，是校正偏离行为的主体力量，不论从哪方面看，人的素质建设都是时代的要求。
我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黄光国教授思路中引申出一个“人的素质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图式。黄教授在论述道德情操时，提到近代西方伦理学者的道德原则分类：“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前者是“不作为的义务”（以尊重他人权利为基础的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欺骗，……之“不可”），后者是“作为的义务”（以对他人的关系为基础的善行，如“五伦”的积极义务）。黄教授认为，实践“积极义务”的人，有美德，属于高素质者，坚持“消极义务”者，是作为“人”的基本条件；违背“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的人，既无美德，又处处显露出“邪恶”，其素质低下。我把这个看法置于四个象限中，则成图1如下：
附图{图}再将上面图式引申为人的素质高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贫富差异之间关系，即为图2：
附图{图}
图2试图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人的素质之提升。社会现代化与社会生活富有呈比例关系，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不断走向富有。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伴随有贫困，它始终是和富有相伴而行的影子，有时它甚至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代价。社会物质生活的贫富差异是人的素质提升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的人，不可能不为生活苦恼，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知识和发展机会，也不可能握有较多“善行”资源，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图2把富有和积极义务、贫困和消极义务置于相关的位置（图2的Ⅰ、Ⅱ象限），以表示道德义务与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人的现代性和素质水平与其物质生活水平的相互关系，人们的富有程度制约着人的现代性和人的素质变化。但从对道德义务的切身实践这个层面看，落在Ⅰ、Ⅱ象限的社会行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进步的素质特质群的某些特征。相反，从对道德义务背道而驰这个层面看，落在Ⅲ、Ⅳ象限的社会行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退步的素质群的某些特征，这种违规行为的极端表现则是堕落和罪犯。可以说，社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和人的素质完美无缺；社会现代化会使人的现代性不断增多，人的素质不断提升，同时也会在提升的另一侧出现阴影，甚至出现人性剥落现象。
图式总是对复杂关系的一种简化，是排除了各种具体的可能性而给予的一种设计。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素质与社会发展贫富状态相比，要复杂得多。研究人的素质，正是为了论证并揭示高素质群的应然状态和如何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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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ew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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