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中国农村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非常突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紧迫需求，而户籍改革则是打破这种格局的突破口。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陆学艺认为户籍制度改革越早越好。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严重束缚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虽然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已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但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迈开实质性步伐。如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

　　改革户籍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记者：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陆：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如果像上个世纪50年代搞156项建设招农民青年进城的办法那样，一年之后转为有城市户口的正式工人。那么，在十几年内，就会把几千万农民工培养成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再过二十年怎么办？农民工老了怎么办？受伤了怎么办？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户籍制度一定要改，迟改不如早改。
　　记者：改革户籍制度涉及经济、社会许多方面的管理体制，您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陆：我认为主要是观念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取消布票、90年代取消粮票，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反而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在世界上没有取消户籍制度的几个国家中，我们比别的国家条件要好得多。

　　户籍制度改革不会出乱子

　　记者：现在，城市中已经有许多下岗工人。户籍制度改革后，如果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陆：农民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后才会留下来。北京的外来人口超过300万，这300万人的就业是谁解决的？我看98%的人是通过老乡、亲戚解决的。退一步说，你把他放在农村，不管他的就业，他不是我们的公民吗？实际上，真的把户口放开了，第三产业有了城市这个载体，就能容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广东、浙江、江苏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都是由于经济发展得好，因而不仅使本地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就业，还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外省劳动力就业。

　　记者：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否会出现像墨西哥、印度等国的“城市病”？
　　陆：首先，不要害怕8亿人全涌入城市，不会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费用很高，人们只有在创造了一定的财富之后才会来。其他的国家没有户籍制度，马尼拉、曼谷等城市也没有撑破天啊！墨西哥、印度贫民窟的人大多数确是流入城市的农民，那是因为这些人在农村没有土地，只好流浪到城里去讨生活。前几年，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前后约有1000万2000万农民工被辞退，他们都有序地回到农村去了，并没有因此就滞留在城市。

　　记者：这些年，流动人口的犯罪率比较高。有人担心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会影响到城市的社会治安。
　　陆：我认为，农民进入城市与犯罪没有必然联系。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一年还拿不到工资，怎么会不出问题？如果我们使进城的农民在身份上得到认同，纳入当地政府的统一有效的管理之下，至少是清除了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制度性的根源。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创造财富

　　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农民要想长期生活于城市，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如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如何建立配套措施？
　　陆：老年农民在过去的岁月里，同样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交农业税，按低价卖爱国粮，等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点没有他们的份是不公正的。真的把户口放开了，在一定时间里，我们可以制订相应的政策，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逐步解决问题。

　　记者：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其它方面的积极意义吗？
　　陆：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增加财政收入。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农村人口进城是负担，其实不然。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认为劳动力是负担。在我国，首先进城的往往是农村中已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和青年农民，他们进城不仅不会增加负担，反而会扩大消费、增加税收、创造财富。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农民的大多数要成为工人，成为职员，成为市民，这是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