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在到了解决农村问题的时候

　　这些年，因为农村改革不到位，所以农村问题越闹越大。纵观舆论和政策，对农村改革的争论很多，政策也不少，但统一而具体的规划不多，各方分歧仍然较大。在这二三年里，相比其他领域的改革，农村改革已经被放到中国改革重中之重的位置。

　　2003 年10 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五个统筹”，其中，“城乡统筹”旨在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隔离政策和对“三农”的歧视性政策。2004 年10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宣布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2005 年10 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至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老大难的农村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

　　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很大进展，但农民仍然占据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尽管国家统计局把一亿两千万的农民工和家属都统计进城里，但按户口统计的农村人口还有9 亿，占了总人口的70%。当下的中国，存在着两大主要矛盾，或者说两大不协调：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二是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协调。其中，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协调尤为严重，据我看来，现在社会上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中有70%都跟这一不协调相关。比如，农民工问题，矿难事件（死的都是农民），教育不平衡问题，医疗医保问题，这些要么全是要么主要是农民问题。

　　尽管强调农村建设已经有近十年了，但越讲城乡差距越扩大，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年年在减，现在已经减到了只占国民总收入的35%、36%。农民收入的下降，与农产品卖不出去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上访的农民越来越多，群体事件大量增加，年递增17%，这一数据表明：在总体上，社会不安定的东西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要快。现在，人们不必谈什么社会治安，也勿需看什么统计表，只要看看城里居民楼房窗户外面铁栅栏的多少，就能感受到社会潜在不安定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一楼有，肯定是正常的；但二楼、三楼也有，就有问题了；而到四楼、五楼还有，就相当有问题了；甚至七楼、八楼都有，这问题就很严重了。另外，电视里经常播“盼盼防盗门”等广告，像这样的东西多了，就表明我们这个社会不太安定。而这种事情恰恰跟农村的落后与贫困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农村为什么贫穷，农民为什么困难？我们每年从农村拿地300 万亩，平均一亩只用了五六万元的低价，转手后高价卖出。上海、北京砸了几千亿基本建设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土地的差价中获取的。如果这些钱给了农村、农民，会怎么样？再比如，全国有1.2亿农民工，农民工的收入和城里面的收入的比例是1：2，月差500 块钱，1.2 亿的农民工一年就差了六七千亿。如果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一样，又会怎样？

　　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城乡差距的拉大。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的安定，和谐社会的建立，才有希望。正如前文所说，现在就已经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这几年，中央领导对城乡差距这个账十分重视，并有了积极的想法，做了一些好的决定，比如，减免农业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这些决定的实施，效果明显。比如，免除农业税，政府只是每年少收了三四百个亿，但得到很多的正面效果，其中，主要是政治效果――农村的党群关系好多了。

　　三、凡是农民拥护的都是成功的

　　“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我认为，新农村建设不是光拿五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行的，这只是一个目标，具体如何做？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在此，回顾一下历史是有益的。新中国50多年进程、改革开放近30 年进程表明，凡是农民拥护的都是成功的：土改也好，土地承包制也好，凡是涉及提高农民利益的事情，就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能够做好。而如果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肯定会办不成，肯定会失败。

　　从历史经验教训看新农村建设，发现里面潜在着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统一改革，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让农民当家作主，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会出问题的。类似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讨论了多少年，但就是不下决心。比如，户口制度是1958 年定的，城里人、农村人被一个户口划分开，这是今天农民工问题的根源。解决农民工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户口当中农民这两个字去掉就可以了。虽然早在1985 年讨论农村第二步改革时，就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囔到今天近20 年过去了，这两个字就是动不了，去不掉。除户口制度需要改革外，土地制度不改革也不行。你的土地我买了，你拿不着钱，是我拿钱，天下还有这样的美差吗？但这事的确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农民没了地，地方政府拿了钱，各部门都拿了钱。对此，中央政府为保护农民的命根子，三令五申，包括温家宝总理都批了许多次，但作用不大，农民的地很难保住。设想，如果把土地的权利交给农民自己保护，会怎样？就能保护好，农民从中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另外，这些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存在着问题。1994 年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改革，有好的一面，保护了大局。正如我们有的领导所说的，自从这个改革以后，白花花的银子都上来了。但他们不知道，困难在县乡村三级，估计现在仅靠每年不超过一万亿元在运转的庞大的基层，这当然远远不够。现在，农民在不停地骂县乡两级政府。我们下乡去调研，发现县乡两级实实在在地承受着分税改革之痛、之苦。我想，免农业税后，县乡两级的日子会更难过。

　　四、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当家作主

　　对农村的改革，对新农村的建设，自从2005 年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公布后，国家开始积极推动，各地从省级干部到下面县乡层面的书记都很关注，都说好。但在农民那里，只要我们亲自去听听，就会感受明显的不一样。比如，我是无锡人，到家乡走走，问问，随处随时听到的是：什么人侵占了我们的房子，什么人侵占了我们的田地。的确，基层政府的规划大多是这样的。在“十一五规划”和“新农村建设”政策之前几年，对农村土地他用这块，尽管基层政府驱动性强，但上头不准其办，给压制住了。现在，地方政府感到好了，有了新农村建设这个大背景，又可以搞大规划、搞征地了。据新华社南京2006 年2 月18 日电，江苏省建设厅介绍说，江苏在2006 年将全力推进镇村布局规划。目前，江苏有4000 万农村人口，分布在24 万个自然村落里，这些自然村规模小，集聚度低。根据规划，这24 万个自然村将缩减至4 万余个。其中，2006 年将对1000 个村实施新农村居住示范点工程，每个村庄集中约100 户，配置一个公共服务中心、一组村内道路、一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等，吸引农民将新建、翻建农房建到规划点上。江苏建设厅的官员还举了一个例子：常熟市一个市100 万的农村人，要归并到125 个村中，从而可以省出十万亩地。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想：这还是农村吗？这十万亩地对一个市委书记来讲是什么用地？据我在无锡乡里的调研发现，农民最怕的就是修马路、拆房子、建新城，因为，不光是建不起来，而且侵占了农民的土地。

　　上面的例子，当然不会只发生在江苏一个地方。从中，我觉得：坚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改革，而改革如果不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自己不敢干，那肯定是干不好的，而只让干部干，结果必然是一团糟。因此，我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当家作主。

　　（作者：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