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何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学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做一个比较，固然，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在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上较早期社会学取得了根本的突破，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已经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等方面，都没有摆脱、或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因此，正确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关系依然是开拓中国社会学未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  开放性  主体性  中国社会学  发展历程  本土化

[作者简介]  李迎生，安徽桐城人，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2，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E-mail: yingshengli@126.com， liyings@ruc.edu.cn）

一、一部中国社会学史是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

问题上不断探索的历史

在中国社会学诞生百年前后，关于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的特点，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进行了各具见地的总结。笔者和郑杭生先生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将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主体性、实用性、开放性、曲折性和不成熟性等五个[1]。韩明谟在《中国社会学一百年》[2]一文中则指出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即：为国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基于传统哲学观点的应用性；研究工作的群体性；社会学知识和观点的扩散性与普及性；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性、创造性。阎明在《社会学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3]一文中则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特征主要有主体性格、实用性格、群体性格和开放性格等。

比较上述学者的探讨，尽管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基本都将“主体性”和“开放性”确定为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两个基本特征。“实用性”虽然不同的学者都有涉及，但是和“主体性”密切相关的，可以视为主体性的结果或目的。主体性涉及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开放性则涉及如何借鉴国外社会学主要是西方社会学的问题。

其实，开放性和主体性不仅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两个基本特征；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像中国这样社会学学科的引进国和后发展国家来说，在它们的社会学学科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二者之间关系以推进这门外来学科在本国生根、开花、结果的问题。笔者认为，“开放性”与“主体性”的关系可以大致界定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其中“开放性”是手段，也就是说，就非社会学起源国而言，引进与借鉴起源国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手段；而“主体性”——在将外来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能对本土的现实做出正确解释与合理改进——才是目的。“对社会学学科的引进国和后发展国家（如非欧美国家）来说，社会学本土化发生并体现于外来社会学尤其是强势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只有经由社会学本土化这一途径，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社会学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得以成长发展，开花结果，根深叶茂，才有可能形成新的社会学学派，这些国家的社会学者才有可能获得在世界社会学界中与社会学学科的起源国和发达国（如欧美国家）的学者平等地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条件。”[4]

社会学起源国（欧美社会学）本身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与推进在一定意义上也有一个如何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但和社会学引进国（非欧美社会学）的情形明显不同。前者虽然从理论上讲也有一个和后者相互取长补短的问题，但向后者传播自己的比较成熟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主要的。而对后者而言，引进社会学起源国现成的理论和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学引进国的社会学学科建设是重要的。

中国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以来，已经走过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社会学史就是中国社会学家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问题上不断探索的历史。在这样一段并不算短、但异常曲折的历程中，中国社会学家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上既有不少可可圈可点之处，也有很多值得记取的教训。在接下的内容中，笔者将基于上述对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的定位，考察我国早期和当代社会学家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的得与失，作为开拓中国社会学未来的参考与借鉴。

二、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

问题上的得与失

西方社会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是于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发展阶段。[5]

早在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创设“长兴学舍”时，就设立了一门学科“群学”，并将其归入“经世之学”一列。当初严复、章太炎等人之所以将西方社会学译介到中国，也正是为适应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以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尽管严复等人的译述结合了不少自己的见解，但总体上中国社会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其“移植性”特点还是十分明显的。当时虽有不少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但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照抄欧美模式，有的学校甚至教师和教材都直接来自西方国家。且不说没有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学，就连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也很少有人把它结合在教学和科研中[6]。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这种情况已相当严重，从而引起了社会学界一批有识之士的关注，通过各种途径唤醒中国社会学者的“主体意识”，以摆脱中国社会学对欧美社会学的依赖性。许仕廉、孙本文、吴文藻等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大力倡导在当时的学术界唤起了一定的反响。吴文藻与费孝通等一批学者以社区研究为突破口尝试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的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方面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即使“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对促进社会学的中国化也有一些值得嘉许之处。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问题上值得肯定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开始意识到社会学的开放性不等于“移植性”、“依附性”、“西方化”，强调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开始产生“主体意识”的体现，对纠正社会学传入初期过度西方化的偏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许仕廉早在1925年发表的《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7]一文中就对当时中国教育机构在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对外国材料的抄袭提出了批评，提倡加快搜集本国材料以建设“本国社会学”。孙本文在1931年2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上作为正理事发表的演讲《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8]中，则明确地呼吁“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那么，这种“中国化的社会学”应当如何建立起来呢？孙本文提出的设想是：“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除上述两位学者外，同一时期杨开道、晏阳初、吴文藻等人也以不同形式或从不同角度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特别是孙本文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是他作为中国社会学社的负责人且在该社的正式年会上提出的，实际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流态度，因此，毫无疑问，它对其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9]。

第二，社会学本土化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在实地研究、理论构建、社会改革方面都有体现，突出表现在四大学派的贡献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又一批社会学家以起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全面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对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二十年代中后期陶孟和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调查，二十年代中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李景汉对定县概况的调查，陈达、陈长蘅、吴景超、杨开道、柯象峰、言心哲等人对人口、劳动、贫穷、农村等方面的调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张之毅等人的社区调查与研究都很具实用价值。早期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学派陈翰笙、毛泽东等人对国民党统治区及革命根据地农村的调查，更是直接地适应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学派”的农村改良实践也是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效果的。当然，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除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调查直接服务或配合了当时的革命实践外，其他社会学者通过艰苦调查研究或实际工作而提出的不少对策建议，在当时是很难加以应用的。[10]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国化建设成就的突出表现是一些具有一定中国色彩的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形成。我们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将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概括为四个学派，即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社区学派、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四个学派在理论构建、应用调查、社会改革等方面做出了这样那样的不同贡献，其中在理论构建、应用调查方面四个学派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而乡村建设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在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些学派当时构建的有关理论，有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11]，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总之，它们都为社会学中国化尽了自己的一份独到的力量。

至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问题上的失误或教训，也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

第一，在“正宗”社会学那里，虽然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强调并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但西方化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或基本的学术取向，这就颠倒了手段（开放性）和目的（主体性）的关系

中国早期社会学家虽然意识到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性，并在推进社会学中国化方面做了不少实际的努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解尚是比较肤浅的。他们大多只是反对当时社会学界一味抄袭外国社会学的倾向，主张使用本国材料，以此作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前述最早提出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许仕廉，就是坚持这样的主张。孙本文的看法和此类似。他在提到自己于1946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的特点是，就指出，“此书尽量引用本国材料，确已做到社会学中国化的地步。”[12]他所写作的《社会学原理》一书，“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书。”[13]以孙本文当时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及以孙氏为主要代表的学院派社会学在当时社会学界的正宗地位，他们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看法。受此种主张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学只不过是一种中国版的西方社会学。

第二，无论是在“正宗”社会学那里，还是在“非正宗”社会学那里，其开放性都是片面的，二者互相拒斥，这种片面性对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产生了严重的制约，并进而成为后来社会学被取消的重要原因之一

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赵承信在《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中认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存在两大主流，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文化学派是正宗、主流，因而在社会学界占优势；而辩证唯物论派尽管对青年影响很大，但是并非正宗。[14]赵氏所讲的“文化学派”即是以孙本文等为代表的学院派社会学，而“辩证唯物论派”则是指当时中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两大派”在当时是互相排斥的。不仅“文化学派” 排斥“辩证唯物论派”——例如，孙本文在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种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15]，而“辩证唯物论派”对“文化学派”也基本取排斥的态度。这样一来，就使它们的开放性存在严重的片面性，“文化学派”拒绝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说，而“辩证唯物论派”对孔德系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也不注意吸收和借鉴。这种局面的存在不能不对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产生了严重的制约。费孝通先生后来在分析这种分裂局面对学院派社会学的影响时写道，“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各大学里的社会学一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可能为反映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学打下结实的基础”[16]。这种分裂的局面成为建国初期社会学被取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

问题上的得与失

从1979年中央决定恢复、重建社会学开始至今，是中国社会学的当代发展时期。当代中国社会学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问题上值得肯定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学不是对早期社会学的简单恢复，而更重要的、更突出的表现为一种重建的特征。

第一，明确提出要建立“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主体性变得更加突出

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就首先遇到的问题。如前所述，早期中国社会学存在两大分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究竟应当朝哪个分支恢复和发展？费孝通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一文中明确指出：“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里的地位和重新在大学里设立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就这门学科的内容来说，还有待于努力、创建，使之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17]郑杭生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作了明确区分，认为“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实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多方面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实质上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18]并进一步认为，在中国，“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并在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才能真正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二， 重新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使中国当代社会学的建设可以吸收与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合理成分

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前提，社会学界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我们既然要在中国恢复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那么这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在我国社会学界，“社会学中国化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同时，社会学中国化，还包括如何借鉴、扬弃西方社会学与旧中国社会学（孔德系社会学传统）的问题。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学者都坚持中国恢复、重建的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与旧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区别，但他们都主张中国特色社会学应当而且可以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学和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合理成分。这就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孔德系社会学的整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成为可能。

第三，在借鉴国外的基础上，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本土化建设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借鉴、引进西方社会学的同时，中国社会学家结合中国现实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张琢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讨论了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家着力探讨并取得较大成就的十几个方面，分别是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学方法研究、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社区和城乡发展研究、社会利益群体和社会分层研究、青年研究、妇女研究、老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生活方式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越轨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等。[20]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社会学不少应用研究成果对国家与社会管理以至对人民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今至少有十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决策部门发生了重要影响或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或建议。这些方面分别是：小城镇研究、人口研究、婚姻家庭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社会指标研究、生活方式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现代化问题研究、老年问题研究、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研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贫富差距与弱势群体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研究、和谐社会研究等。现在，不少社会学术语，如“文化”、“社区”、“社会化”、“角色”、“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运行”、“协调发展”、“社会转型”、“和谐社会”、“弱势群体”等等，已经成为大众传媒和人们的日常用语。

在大量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工作也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方面，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郑杭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四个理论[21]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

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之所以能够在应用研究和理论探讨方面取得上述丰硕成果，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家正确处理社会学的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的结果。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问题上尚存在的不足与偏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西方化倾向仍很明显

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尽管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直到现在，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其西方化倾向仍然十分明显。

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上，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社会学的介绍和评论。恢复社会学之初直至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学界对国外社会学的译述比较多，而研究工作比较少，有份量的研究著作比较罕见。这种状况至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以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国外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为发端至今，学术界在对国外社会学著作继续有选择地译述的同时，研究与鉴别工作也相应开展起来，并日益深入。具体说来，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对国外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放在韦伯研究、结构功能论、反帕森斯主义和一些较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学界对当代西方社会学新潮流的介绍与研究日益接近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前沿与核心，如有的学者对“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如福柯、吉登斯、布迪厄等学者的理论）的研究[22]。

在社会学应用研究上，现代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一些主要理论，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等都有一些中国学者用来分析中国实际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可喜的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一些前沿理论如吉登斯、布迪厄等学者的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其中一些观点在国内的经验研究如单位制、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城市外来民工以及近代社会史等的研究中甚至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3]。

第二，构建真正能够和国外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信心、准备和支持力度都显得不足

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能够和国外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的中国特色社会学不仅是新时期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目标，也是新时期在中国社会学建设上坚持“主体性”的突出体现。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少社会学家的信心、准备和力度都显得不足。

就信心而言，“一些人认为西方社会学研究历史悠久，水平高于我国的研究，因而感到目前我国社会学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西方社会学而不是进行本土化”。[24]这种看法不仅割裂了中国社会学建设中主体性和开放性的关系，而且实际表现出这些学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信心的严重缺乏。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准备工作上，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及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我们国家不少社会学家运用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本土社会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研究，积累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整理、开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不可估量的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的思想、学说和实际经验，这方面资料的开发、利用工作就更显不足。

再就支持力度来看，除少数大牌社会学家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之外，更多的社会学家更专注于应用研究和对国外的引进研究，而理论构建的工作尚未提上日程。

四、在正确处理开放性与主体性关系的基础上

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未来

总结中国社会学一个多世纪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如何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学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做一个比较，固然，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在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上较早期社会学取得了根本的突破，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已经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等学科建设的诸方面，都没有摆脱、或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西方化”的倾向。有鉴于此，为扭转这种严重制约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不利倾向，笔者接下不揣冒昧地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首先，强化“主体意识”，克服“边缘意识”。“中心——边陲”的概念是阿根廷著名学者普雷维什于1950年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在当时的世界中，存在着一种“中心——边陲”的结构。那些发达国家组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其余国家构成了围绕这些中心的“边陲”地带。这一概念后来成为社会学反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依附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该理论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中心——边陲”经济体系的依附化过程。[25]

“依附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郑杭生先生就曾明确提出，“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26]在中国社会学早期及当代发展的进程中都存在的比较突出、比较明显的“西方化”倾向，是“边缘意识”或“边陲意识”的体现，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前提性的因素就是主体意识的淡化。因此，要摆正主体性和开放性的关系，使开放性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服务，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强化主体意识，克服边缘意识。

其次，坚持对外开放的全面性。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设需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社会学已有的成果和建设的经验。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要继续坚持向西方开放，同时也要向非西方开放，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及转型中国家社会学家的探索对中国或许有更直接的启示。

过去的中国社会学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特别是向美国社会学的开放。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在以介绍、引进欧洲、美国社会学为主的同时，尚介绍、引进了一些非西方国家如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学、日本的社会学。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前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对这些国家社会学的介绍和引进明显的减少了。除此之外，当前社会学界对日本等国社会学的介绍和研究也不多见。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对同属发展中国家的拉丁美洲、亚洲（日本以外）、非洲等区域社会学的介绍与研究一直严重不足。

第三，加强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社会思想及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为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以充分体现中国社会学建设的“主体性”，今后在借鉴国外的基础上，在继续重点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要注意运用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学理和方法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整理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及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我国家社会学家运用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本土社会进行的研究所积累的资料，以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的思想、学说和实际经验，都应当充分重视并集中力量加以整理、开发。将上述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加以归纳分析，形成不同于西方社会学或与西方社会学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

第四，以建立能够和西方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乃至超越西方社会学的中国特色社会学为长远奋斗目标并逐步加以实现。可将这样的目标作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长远或最终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确定中国社会学建设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阶段性目标，通过切实的措施确保一个一个的阶段性目标得到圆满的实现，从而为最终目标的顺利实现开辟道路。随着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使中国社会学逐渐实现从“向别人借鉴”，到“相互借鉴”，再到“被别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