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学并非仅以现代社会为其研究对象和立足基础，现代性也不是社会学存在的唯一根据。不仅因为人类社会的后现代转型而产生了后现代社会学，而且还因为前现代社会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社会学也有面对或植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费孝通先生提出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突破了对社会学单一研究方式和理论模式的认识，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关键词：社会学界限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前现代性

由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学传统，是社会学的特殊形态，随着它凭依的现代性原则和工业社会基础的变迁，这种单纯追求社会生活客观性的社会学传统也必将遇到挑战，社会学的新形式或新传统也必将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各种后现代社会学流派，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个不可否认的学术事实。并且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后现代社会学的出现说明社会学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历史形态，据此论之，前现代社会应当有与之相对应的前现代社会学，这涉及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进一步突破，费孝通先生对此已经做出了发人深省的论述。

一、现代性及其社会基础的变迁

孔德把实证社会学称为人类精神史上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一场深刻革命，迪尔凯姆认为实证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最真实、最可靠的科学，韦伯虽然并不完全赞成实证社会学的一些原则，但是他也像孔德和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学是追求社会客观规定性、推进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科学。当这些经典社会学家如此明确地把社会学界定为一种研究社会现象、促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科学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建立的科学不过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顺应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而做出的一种理论追求，这种理论追求必将因为现实基础的变化而遇到不可回避的挑战。

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期，尽管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学术界对人类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新认识，出现了唯意志论、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向科学理性或现代性挑战的新思潮，但是社会学并未因此而转变对工业化、理性化或现代化的热烈追求，现代性原则仍然是社会学不可改变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曾经热闹一番的现代化研究就是一个明证。

到了20世纪60年代，固守现代性的社会学阵营发生了动摇。同是在1967年，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加芬克尔发表了《常人方法学研究》。这是两部在社会学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前者宣告了工业社会即将结束，而后工业社会已经到来；后者则阐述了同现代社会学完全对立的新思维方式——突破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在常人的主体间性中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常人方法。

丹尼尔·贝尔以不可否认的事实为根据向社会学家们宣告，现代社会学立足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面对物的工业生产不再是产业结构的主体，取而代之的是直接面对人、为人服务的第三产业。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因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前农业社会都是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矛盾的社会，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人际关系为主要矛盾的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主观与客观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而人际间矛盾则是主观与主观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矛盾，用现象学的话说是主体间的矛盾。

现代社会学就是以工业社会为基础，在主体同客体对立的矛盾关系中，把社会作为外在的对象加以观察、描述和思考的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吉登斯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1它展开的是一种“单向解释”single hermeneutic。2而这种自然主义的单向解释正是认识自然、控制社会、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是社会生活主要任务的工业社会，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单项解释的社会学模式也就有了不可怀疑的根据。

可是，当后工业社会来临，工业生产退居次要地位，而第三产业成为主体产业、人际矛盾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之后，现代社会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不可回避地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主客关系中单向度地追求社会客观规定性的自然主义视野，包括给出的单向度解释，其效力也越发显得软弱无力。常人方法学主张在主体间关系中，以非科学的常人眼光，采用对话、沟通的双向解释，去替代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模本的自然主义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形成的新思维方式，它是当代社会学在新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必要选择。

如果说丹尼尔·贝尔宣告后工业社会来临动摇了现代社会学立足的现实基础，那么加芬克尔建构常人方法则打开了现代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壁垒。丹尼尔·贝尔和加芬克尔突破的正是现代社会学作为存在和发展根据的现代性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工业社会和自然主义思维方式。人们给现代性做了很多解释，诸如启蒙运动中生成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原则、工业化实践、科学崇拜、主体性信念和社会理性化改革等等，应当承认这些都是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但是在这些内涵中最基本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工业化实践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正是这两个方面代表了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实质。

自启蒙运动以来，对工业化和主客二元思维方式信守得最明确、最坚定的学科当属现代社会学。吉登斯对此作了明确地论述，他说：“在我看来，社会学集中关注的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最初都源于欧洲（而今天已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所发生的大量社会变革而创立的现代社会制度。”3而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民族国家、军事力量与战争、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等等。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展开的这些内容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因此，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理论观点都与“现代性方案息息相关”，所以必须从现代性的要求、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原则来理解现代社会学。4

吉登斯关于现代社会学同现代性的密切关系的判断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同，因为这是一个通过几代社会学家的丰富文献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的事实。问题在于，如果现代社会学确实同现代性紧密相连，而现代性又确实像丹尼尔·贝尔和加芬克尔宣布的那样受到了难以抵制的冲击，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学的存在基础和思维模式都难以维持，它必须调整自身才能适应深刻变化的现实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尖锐地指出：“今天，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加速变迁的社会发展阶段，随着21世纪的临近，我们经历的社会变革将如同早期的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一样蔚为壮观。毫无疑问，如果要试图理解并巩固这种社会变革，主流社会学理论与观念就不能不进行彻底反思。”5

二、社会学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

时至20世纪60、7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都出现了许多放弃现代性原则、转向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新思潮或新流派。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学理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是社会学中发生后现代转向的两个明确标志。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后现代转向，不在于某种学说或流派是否公开宣称自己站到了后现代主义立场上，而在于它是否实现了从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向了在主体间关系中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思维方式。具体说，当我们判定一种理论流派实现了从现代现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时，根本标志在于它放弃了把社会现象作为同物理现象一样的客观现象去观察和思考的原则，不再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对社会生活做出单向解释，而是像常人方法学所宣称的那样，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上，在主体与主体的互动关系中给出双向解释。

这样一种转变的本质意义首先在于，社会学不再把它所面对的社会现象看作物理学对象一样的客观的物，而是看作同观察者或研究者一样的有目的、有选择的人，社会学追求的也不是仅仅作为外在客观规定性的结构、本质和规律，而是在交往、对话、互动和互构关系中探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揭示社会结构的建构与生成。并且，社会学不再把自己视为不证自明的认识者，而是在解释对象的同时反思自己。

不过，这不意味着社会学的视野中没有了客观对象，没有了针对客观现象的研究活动。应当说，凡是把一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时，它就有了客观性，就可以称之为客观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视野里永远不会消失客观性问题。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社会学究竟在什么样的关系中来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如果社会学仅仅在主观（社会学研究者）同客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开展研究活动，这就是现代社会学主客二元对立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如果像常人方法学那样，把研究对象放到人与人的关系中考察，或者说透过人际关系来考察它的研究对象，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加上了主体间关系这样一个中介，于是，社会学就放弃了单纯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就真正具有了人与人联系而成的社会性，不再是单纯的外在的无人性的物了。

思维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知识基础、概念系统、展开形式和价值取向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批生机勃勃的新学说、新流派接踵发生，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社会学、布迪厄的反观社会学、布西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社会双向建构论、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等等，这些在当代学术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引起强烈反响的社会学家及其社会学理论，在对现代性及现代社会进行深刻反思批判的同时，为社会学展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在欧洲这些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立场或后现代风格的学术流派风起云涌的同时，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具有明确人本主义立场的后现代思潮在美国社会学界也表现出强劲势头，例如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理论、女权主义社会学、威斯特Cornel West的多元文化理论、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的消费社会学等等，同欧洲的后现代社会学遥相呼应，形成了十分繁荣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以实证原则和实证方法自居的社会学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后现代社会学的影响。科尔曼、林南、普特南、布特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格兰诺维特、怀特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网理论，以及新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社会学理论等等，都不再坚持严格的实证主义原则，开始注意吸收布迪厄、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人主张在人际互动关系中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原则，为实证社会学引入了新的活力，展开了富有扩展性的崭新理论空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社会学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变化，但是社会学对这种变化的认同与评价却存在很大分歧。相当多的社会学家仍然固守古典社会学的观念，仍然仅仅在实证科学的立场上承认或界定社会学，认为社会学是用客观原则研究外在社会现象的科学，上述有违这种实证原则的社会学理论皆被拒斥在社会学的门槛之外，称之为社会理论。甚至就连吉登斯、哈贝马斯等突破了实证社会学思维方式、在主体间关系中研究社会问题并有显著理论建构的学者，也常常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社会学范畴之外，自称是有别于社会学的社会理论。吉登斯甚至认为，社会学以现代行为根据研究现代社会，而使现代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全球化社会则是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于是，社会学成了仅仅研究现代社会的学科，而现代社会之后的社会则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外，言外之意是，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之外便没有用武之地了。1

社会学理论同社会理论究竟有何区别？乔治·瑞泽尔对此作了较为丰富的考察，他一方面概括了赛德曼Seidman关于社会学理论的界定：“赛德曼将现代主义与社会学理论相联系，并且赋予它一大堆现代的特征，尤其是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偏狭性等。”2另一方面，他还引用波林·罗斯诺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特点做了概括：“它们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批评态度、对各种现代的宏大叙事和总体性的反对、对各种更为前现代的情绪和感觉的强调、一种比充分的推理更常常能触动人心的风格，以及将关注的焦点从中心移向边缘的趋势。”3

从瑞泽尔关于赛德曼和罗斯诺对社会学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理论特征的概括来看，二者之间的对立已被明确揭示，但是揭示这种对立的前提是社会学固守现代性原则，而后现代社会理论正是以拒绝现代性原则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所以二者截然对立也就在所难免。问题是：社会学必须以现代性原则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吗？不据守现代性原则就不是社会学了吗？因此，这里的症结在于社会学观念是否可以发生变化？社会学的思维方式、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是否可以做出调整？

概观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现状，几乎没有哪个学科在其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时而不对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做出深刻调整。特别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深刻变迁以来，在文史哲和政经法等学科中，都形成了一些在思维方式、概念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上有重大变化的新思潮、新流派，并且它们不但没有因为自己的新立场和新原则而被排斥在本学科之外，反而成为这些学科引以为荣的理论创新或理论发展。诸如后现代主义文学、解释学史学、新实用主义哲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契约论法学等等，都受到了这种待遇。

为什么一向以离现实生活最切近、对现实变化最敏感而自居的社会学却要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呢？这似乎是一个难题，其实，只要社会学能够突破赛德曼所说的社会学的偏狭性，敞开自己的胸怀，不再用一个已经时过境迁、不适时宜的现代性原则来束缚自己的视野和边界，人们就会发现社会学比其他相近学科更活跃、更深刻地迎接了当代社会的重大变迁，那些被称为社会理论的新流派都应看作社会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是社会学突破现代性原则发生的后现代超越。

三、社会学的相对性与前现代社会学

如果承认社会学领域出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新思潮或新流派，那么同时就应当承认社会学并非仅有现代社会学一种形态，后现代社会学应当是社会学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新形态。社会学应当高兴地迎接其后现代新形态的诞生，这意味着社会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后现代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另一种形态，这标志着社会学也许存在着其他形态。后现代社会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后现代社会的形成，正像现代社会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形成一样。然而，人类社会并非仅有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两种形态，无论是从历史看还从现实看，人类还有前现代社会。前现代社会的历史要比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更悠久，前现代社会的存在形式比现代和后现代更丰富。

我们可以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去研究那些尚未进入现代社会的前现代民族或前现代社会，并建构现代社会学的新理论。但是，这种研究却未必能够对前现代社会做出符合实际的深入理解。因为方法原则不是绝对的，它因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发生变化，正像面对后现代社会现象的后现代社会学要放弃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一样，当社会学面对前现代社会现象时，也要对自己的方法原则做出调整，否则前现代社会的许多深层问题难以在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和理论视野中得到解释。这是一个不可掩盖的问题，它同社会学的本质特性——相对性直接相关。

孔德曾经再三论述了社会学研究的相对性，并且认为相对性是实证社会学的唯一特性。他指出：“实证一词尚未直接表示的新哲学精神的唯一特性，它包括了到处由相对代替绝对的必然倾向。”1如果相对性是实证社会学研究的根本特性，这就意味着社会学研究必须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因为相对性的实质就是承认条件的制约性，强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看待事物的存在与变化。正是因此，孔德、迪尔凯姆等社会学家一再坚持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性。

相对性和具体性同社会学研究应当立足经验事实的原则也是一致的，而这些社会学的本质特点和原则要求都决定了社会学有明显的时空特征，也就是说，社会学不仅要在时间过程中看待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且还应当在空间地域中区别研究对象的差别。如果这个判断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社会学依研究对象的差别性而应当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

费孝通先生以精深博大的社会学胸怀，高瞻远瞩地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方法原则的多元性做出了深刻论述。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实证社会学建立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发展的比较充分，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基础的研究方法，“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探讨某些新的论题和领域的时候，也需要进行方法论和方法的再探索。在运用社会学来研究‘我’、‘心’这类概念的时候，原来的实证性的、假设——检验模式的研究方法，还能不能奏效？如何奏效？这就要进行一些尝试和探索，也可能需要借鉴一些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而在引入新的研究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向全人类各种文明中蕴藏的智慧，像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伯莱文明、东正教文明、美洲土著文明、非洲文明等等，都包含着人类长期积累的高度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借鉴和吸收。”2

费孝通先生这里提到的这些文明，都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前现代或古代文明。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些前现代文明中的问题同现代文明中的问题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不仅在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且还在于这些文明中有自己经过漫长历史积习而成的传统，其中包括与现代西方社会不同的风俗礼仪、道德伦理，也包括不同的社会结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这些社会现象都不能仅仅用建立在现代西方社会基础上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开展研究，而应当用针对“心”、“神”、“性”、“我”等现象而形成的特殊的研究方式或理解与解释方式，诸如“意会”、“感受”、“领悟”、“将心比心”等等。3而这些都是被迪尔凯姆明确排斥的内在的心理学方法，迪尔凯姆认为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应当是指向外在性的物理学方法。

宋明理学阐发的关于研究和解释“心”、“神”、“性”、“我”等现象的一些方法原则，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是直接决定着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就是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如果我们能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这些前人的成就，会给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很多新的启示，十分有助于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探索领域。”1

费孝通先生做出的这些学理深邃、气势恢宏的论述，实在发人深省。费孝通先生突破了长期以来被社会学界视为不可逾越的实证社会学边界，不仅把社会学的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未来，而且使社会学的目光回溯到被现代社会学淡忘了的遥远的历史。尤为重要的是，费孝通先生强调对待前现代文明中的社会现象，应当运用蕴含在前现代文明中的一些方法原则去开展更有效的研究。这里引伸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承认存在前现代社会学？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宋明理学等一些前现代学术思想中包含着有效研究古代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的方法原则，并且宋明理学等又确实用这些方法原则对前现代社会或古代社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据此，为什么不能明确肯定像宋明理学的一些研究也是一种社会学研究呢？或者进一步说，我们能否提出“前现代社会学”这个概念呢？如果据守现代社会学的观念，或者只承认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实证社会学而不承认有其他形态的社会学，那么“前现代社会学概念”就一定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敢于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敢于承认社会学形态的多元性，那么不仅后现代社会学概念可以接受，而且前现代社会概念也可以得到认同。

概念是思想的纽结，一个新社会学概念的明确，意味着将有许多崭新的社会学问题和社会学思想被集结起来。后现代社会学为我们展开了现代性之后的绚丽多彩的画面，前现代社会学将引领我们回溯现代性之前的深刻久远的历史境界。暂且不谈其他民族的古代文明，仅就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而言，不仅宋明理学中有对中国社会的独辟蹊径的丰富研究，而且晚清今文经学、汉代的公羊学、先秦的儒学、墨学等等，其中都有对中国社会开展了深入研究的丰富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哲学、文学和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都把自己的学科历史追溯到古代，为什么社会学的历史仅从现代谈起？

众所周知，迪尔凯姆是实证社会学阵地最坚决的捍卫者，但是就连他也不满意把社会学的历史限制在从孔德开始，他把社会学的历史追溯到孟德斯鸠和卢梭。迪尔凯姆认为孟德斯鸠和卢梭是社会学的先驱，其根据在于孟德斯鸠论述了社会法则和社会类型，卢梭论述了社会契约。这就是说，作为社会学奠基人，迪尔凯姆并非像时下某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只是在孔德之后才有社会学，尽管孟德斯鸠和卢梭并没有社会学概念，但是他们实质上论述了社会学的问题、形成了社会学的思想观念，因此就应当把他们纳入社会学的历史范畴之内。

迪尔凯姆向前追溯社会学的历史，其实质也就像费孝通先生主张的那样——扩展社会学的界限。界限在空间范围和时间延伸中同在，社会学应当在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敞开视野、突破界限。现实是思想的基础，历史是思想的源泉，对现实观察的狭窄和对历史思考的局限，都必然导致思想的浅薄与贫乏。突破社会学的现代性限制，在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拓展更广阔的社会视野，社会学将会以更丰富的思想和更旺盛的活力屹立于学科之林。